民间剪纸的式微之路

封面用图： “剪花娘子”库淑兰的剪纸作品《走西口》。 韩靖剪纸作品 库淑兰剪纸作品《剪花娘子》 1月28日，陕西神木县剪纸协会会员们在炕头一起创作新春剪纸作品。

　　剪纸不仅是中国乡村传统的装饰手段，更重要的是春节开始的象征。在木制的窗格子上贴上花草动物纹样的剪纸，象征着新的一年开始，也是避邪求吉的象征。当下，剪纸这一民间艺术的现状如何？在蛇年新春即将到来之际，《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特约请部分作者就此撰文，并派出记者，深入乡村，走访民间剪纸艺术家，探寻中国剪纸的前世今生及生存发展之路。

　　韩少华

　　八百里秦川，每家每户都有擅剪纸制窗花的巧媳妇。

　　想象中，那些年轻的媳妇姑娘们由年长的妇人带领着，挤在一张炕上，仅凭人手一把铰布裁衣的剪刀和数打红纸，就能把简朴的窑洞点缀得喜气洋洋。她们或许会一边剪一边吟唱着陕北或关中的歌谣，尽管唱词里还隐藏着关于黄土地上先民的起源及原始风俗的蛛丝马迹，然而把它口耳相传至今的妇女们则迟至最近两三代才认识字。

　　从剪窗花到旅游产业

　　“这幅场景，是大约20年前的样子。”西安剪纸学会会长韩靖对《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记者说：“户县是离西安市区比较近的剪纸之乡。”

　　户县离西安城约3小时路程，原称鄠县，处关中平原腹地，南依终南山，北临渭水，在古史传说中为有扈氏的方国所在地，“扈”、“鄠”同音，或为其地名由来，也是周秦汉唐等十二朝皇家之上林苑。关中户县剪纸的名气不下于陕北的安塞。

　　户县的剪纸在甘亭镇东韩村。《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记者走进户县东韩村时，却全然嗅不到一丝乡村味。整村全是楼房，布局规整，风格似花园式别墅，三户人家里就有一家办农家乐的。不仅其中的厨房、卫生间或客房都配着中英文双语标识，接待的主妇甚至都能说几句简单的英文。在这里，织布、刺绣、麦秆画和农民画都是免费教习的游乐项目，剪纸当然也在此列。村民刘亚凤家即以剪纸工作室为其特色。表演起剪纸来，刘亚凤会变得很专注，三两下就剪出了个喜字来，复杂一点的如十二生肖，也用不了几分钟。作品一完成，观看的外国游客就掏钱包付钱买下了。《艺术评论》记者了解到，作品按照尺幅大小与复杂程度价格不一，也可议价。既可以买早已完成的作品，也可以现场定制特殊的纹样。

　　“其题材不外乎流行的抓髻娃娃、鱼戏莲、十二生肖或陕西十大怪等。”韩靖说，“经历了产业化之后，原先各个村庄独有的题材也会互相串。”他告诉记者，不仅关中的户县如此，陕北的安塞也是如此。韩靖自学生时代起就对剪纸有兴趣，走村串户，更是跑遍了陕北延川、安塞等剪纸之乡。他说：“上世纪90年代去安塞时，坐车都不方便，在县城也几乎找不到吃饭的地方。然而这几年再去安塞，几乎就不认识了。石油、天然气发现之后，去得人多了，本地也开始搞民俗旅游的产业，剪纸艺术家的收入也多了，就从窑洞搬到社区里住。更有民间家庭艺术组合的，比如父子搭档的腰鼓队或母女搭档的剪纸表演，这些都通过当地的文化馆来表演。这种创作状态下的剪纸，形式上也没什么创新了，就是最流行的几款大批量生产，除了卖给到访的游客，也向全国的旅游景点批发，薄利多销，赚几块钱也好的。在这种创作形式下，他们在旅游旺季向游客做现场表演，在淡季则还是种地，该干嘛就干嘛。” 植根于淳朴的农耕文化、用意在于“祈福”或“吉祥”的剪纸手艺，何以越来越“功利化”？旬邑县文化馆副馆长文为群对于“剪花娘子”库淑兰晚年的一段评价或可令人一窥其中关节，他说：“她也从另外一些人的行径中，深深地感到上当受骗。一些颇具身份的人利用关系，不厌其烦地多次讨要她的剪纸，并不负责任地表态、许愿；更有一些社会上的混混，颠三倒四地诓骗老太婆，使她防不胜防，以致对谁都不放心，对任何人的来访都不分对象、不讲形式地大肆哭穷，张口要房子、要钱。她学会了讨价还价，甚至有些狡黠。” 当乡村变得越来越城市化，原本植根于农耕文化的民俗艺术创作也面临着危机。剪纸艺术，在今日被称为“活化石”，或许不仅指其古老的渊源，更指其在社会经济巨变下变得脆弱的生命力。中央美院实验艺术系教师吕胜中谈及女性与剪纸的关系时表示：“从女性的童年开始，老年人就把剪纸织绣作为训育女子全面教养的必修课之一。一开始先是临摹较为简单的传统花样。把剪纸用水贴到一张纸上，用油灯的烟薰出样来，就可以付上几张红纸，描红式地剪出来。接着就不用薰样，大相用笔或指甲划一划，便可剪得和范本大差不离。这样的锻炼掌握了一些传统的手法，应付一般的民事风气，已不成问题。但有些不满足于照本宣科的能人，便试图扔掉范本，自己出新花样来。先是剪一些单独的形象，逐渐练习组织大规模复杂的画面，终而达到得心应手的程度……目的在于建立自己的理想世界。” 陕西黄土高原之民自古以来都是居住在窑洞里的。剪纸则是这些居住在窑洞里的劳动妇女的群众性的传统民间活动，在当年这一不识字的群体中，呈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传承状态。她们从小就开始跟妈妈奶奶和农村的巧手学着铰窗花，学着用灯薰窗花底样，后来成为铰花巧手，一把剪刀铰到老，生命终止时才是艺术活动的终结。传统的剪纸技艺和古老的民俗就是这样一代代相传下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而其中关于古代仪式与原始宗教信仰的线索则越来越躲进隐秘的阴影。在陕西，逢年过节，家家户户用五彩缤纷的剪纸美化窑洞，窑里窑外贴满剪纸，贴在窑窗上的叫窗花，贴在门上的叫门花，贴在窑里炕窑的叫炕窑花、炕围花，贴在窑顶上的叫窑顶花，还有箱柜花、粮囤花、纸缸花、灯笼花。遇到结婚喜日，新房里贴喜花，门楣上贴吊帘花，馈送的礼品上贴礼花，祝寿时寿礼上要贴寿花。陕西的妇女既是铰花的能手，又是绣花的巧手，绣花时先用纸剪出花样贴在布上，再依样刺绣。兜肚上绣兜肚花，枕头两头绣枕顶花，还有针扎花、鞋花、鞋垫花等等。正因为陕北剪纸的风格继承的是古老的原始艺术传统，论者咸以其古拙质朴、粗犷奔放、单纯明快，大胆的夸张和自由的装饰为美。

　　当下的中国剪纸，除了遭遇产业化而慢慢走向工艺品(或旅游纪念品)市场的民间剪纸，另有专业剪纸艺人和当代艺术家所共同参与的当代剪纸。事实上，从剪纸艺术本身来说，剪纸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民间剪纸和现代剪纸是当今客观存在的。因社会结构和社会人的身份的变化，民间剪纸与现代剪纸是其发展中必然呈现的一种话语象征。无论民间剪纸无可奈何地走向失传，而成为“活化石”，还是现代剪纸的发展崛起，都是中国剪纸从民间民俗走向现代文明生活的一种必然趋势。对此，不少民俗研究者都认为，传统艺术一定是传统民俗的产物，而随着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改变，文化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贴门神的习惯，过去的门神有能驱邪避鬼的力量，而今相信它的人很少了，贴门神也只不过是一个形式罢了。现在市场上的剪纸，已经丢失了传统的寓意而是变为旅游产品，而那些幸而保留下来的民间传统艺术经典在人们的收藏簿中得到永恒的凝神，所以，现在艺术家对这些传统艺术的采纳不应是对原型的仿制，而是寻求它们在当代文化中的新的可能性，再现传统文化是如何在传统艺术魅力的感染中去做现代思想的表达。

　　自“巫医不分”至“剪花娘子”

　　走遍陕北的剪纸之乡，“剪花娘子”库淑兰无疑是绕不过去的，在剪纸艺人中她是独一无二的，这或许缘于库淑兰所创造的“剪花娘子”这一独一无二的形象和这一艺术形象产生背后的原因，以及剪纸在库淑兰这里通过一件颇有象征意味的事件从手艺转向艺术创作背后的迷思。

　　库淑兰的剪纸风格以及剪纸内容等都是源于她的生活。

　　她的人生很简单，她于1920年出生于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赤道乡王村的农户，从小跟着母亲学了剪纸，也上过几年学，是一个普通的陕北女人，勤劳并且有一双小脚。但是，她经历了一个现代社会不能接受的婚姻生活。库淑兰的丈夫是一个传统的陕北老汉，家庭暴力是常有的事，她在丈夫那里得到的拳头比话语还多，从她1989年的作品《白菜叶叶枯地黄》中可以看到她生活的苦难。

　　库淑兰的生活尚有颇不能明言的一面，据说，她也在农村里偶尔扮演着“巫”的角色。古来素有“巫医不分”的说法，在农村更是保留了这一传统，凡有生病不愈者，即请来“巫”祈祷(有时候也会进行简单的治疗)。流传的说法是，1985年，库淑兰被请去看病，深夜回家时不慎跌进了一个土坑，昏迷了40多天后，她突然醒来，言称得“剪花娘子”相救，从她自创的歌谣中我们可以听到：“当我往坑里掉时，是剪花娘娘把我拖起来，娘娘让我活下来就是要我宣传她的伟大。”而当她在创作“剪花娘子”作品时，一边剪贴一边还会自己自编自唱，歌词大概是“我是神灵派来的，救苦救难的剪花娘子”，此举在当时为她赢得了同村人的尊敬。

　　这一现代传说中究竟有多少夸大的成分，实在很难分辨，但多少能算是一则关于艺术创作的心灵觉醒的隐喻。事实上，自此以后，库淑兰的剪纸创作中出现了自画像。照她自己的说法，剪花娘子就是她自己。“剪花娘子”这个人物造型是库淑兰晚年的主要成就，在她晚期的大部分作品里面，都可以看到相似的美丽女子，她们都有丰满而白里透红的脸颊，整齐的刘海下面都有一个胭脂记，大眼睛，樱桃小嘴，面带着微笑正视前方，五官都相对集中地置于脸中上部，这样就突出了女子脸庞的白皙丰满，头上都戴有绚丽夺目的头饰，身着色彩艳丽的服饰，白嫩的手放在胸前，盘腿坐在美丽的荷花上，是个端庄美丽的女子。这就是库淑兰，或者即她心目中的“剪花娘子”。

　　另一方面，库淑兰的剪纸别具一格，她创造了一种新的剪纸方式，即贴花。中国传统的民间剪纸一般都是同色的剪纸，并且一般都为中国红。库淑兰的剪纸都是色彩绚丽的。在库淑兰60岁时，她被当地政府吸取到培训班练习，那时她的剪纸就已经有很高的水平了，在她交上第一批作业时，那时的作品主要是简单的生活场景或者是单个的事物，但她已经开始运用贴花这种剪纸方式了。

　　总结“剪花娘子”的造型特征能发现：首先，“剪花娘子”的服饰造型与历史即周围的环境是分不开的。自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镂空艺术逐渐发展成贴花、胜、透雕等形式，出现在服饰等上面的叫做贴绣花，贴在脸上的叫贴面花。这些女子都身着高领的棉袄，这种服饰都与当地的文化以及历史上流行的服饰有关，造型、色彩、形式等都与当地的姑娘出嫁时的嫁衣有极其相似之处，衣服上的装饰图案大多是花的变形，可见“剪花娘子”的服饰造型的基本原型来源于库淑兰的生活。

　　其次，“剪花娘子”的头饰五颜六色极其炫耀夺目，都是由小花组成，一圈一圈以鼻子为中心呈放射状分开排列，极其豪华艳丽。事实上，在古代关中新婚嫁娶时，新嫁娘都会在头上戴上很多这种头饰。从这个方面来讲，剪花娘子更像一个古代出嫁的姑娘。

　　第三，构图特点。剪花娘子基本是采取对称构图，左右对称的方式，这种技法在剪纸中是很普遍的，将纸对折，在一边画上需要的图形，两张叠在一起剪下来，形成左右对称的图形，给人均衡稳定的视觉感受。但是在她的作品里，往往剪花娘子是画面的中心和重点，占据了画面一半的大小，周围还剪贴着其他的一些图形，共同构成一幅作品。这样的均衡和周围图形的变化的完美结合，使整个画面给人稳定的并且富有变化的视觉感受。对称构图也是民间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对称创造起来也相对简单些。

　　至今，韩靖仍记得第一次见到库淑兰的画面，1993年，因为久仰库淑兰的大名，攀山越岭，坐五六个小时的车，再走十几里的山路，到库淑兰居住的窑洞拜师学艺，他说：“我和库淑兰一见如故，初次见面，他已喊我干儿。我带了些生活用品给她，她很感动，当晚就在月光下唱歌谣给我听。”自此，韩靖每年春秋都会到库淑兰家学剪纸，每次逗留约一星期，库淑兰会煮饭，大家一起唱歌剪纸。他说：“学习库淑兰的艺术，主要靠心领神会，靠自己用心灵体会，因为库淑兰剪纸的创作过程，是一个完全创造的过程。没有底稿，没有参照物，境由心生，随手拈来，妙趣天成。这是天才的艺术创造者，是人性力量的释放。”

　　“剪纸招吾魂”

　　除了“剪花娘子”，库淑兰对神有一种渗入血液中的崇拜和敬畏。她像同年龄的中国千百万普通劳动妇女一样，认为万物有灵、诸神归位：土地神、灶神、财神、马王爷、龙王爷、观音娘娘等，各施其责。因此，也有人认为那是她幻想出剪花娘子并用诸作品的根本原因。美术史论家王伯敏在谈到祭祀与剪纸的关系时认为：“这夹杂着一种人们对生活企求的朴素愿望，甚至有一种对善恶作客观(表达)的认识与判断……南方有一种‘剪阴花’，当老人病重，在其弥留之际，剪一个‘人’的样子，放在病人的枕头下希望他多活几天。北方有‘抓髻娃娃’，这个娃娃神通广大，能帮助人们解决困难。出现在巫术活动中，陕北有‘送病娃娃’，还有‘招魂娃娃’等。”

　　库淑兰的作品中，另有一系列有趣的作品，即“关老爷”。多数人会把它认作“剪花娘子”，因为两者的造型基本一致，是很相像的。但这是个红脸男性，头顶戴着一个帽子，和戏上员外戴的很相像，据推测其来源也可能就是戏曲，而女性的头顶都是凤冠霞帔。这个关老爷没有胡子，他手的两边，还分别有一刀一枪，不像剪花娘子，配的是烛台或剪刀。而且，关老爷是站着的，剪花娘子是盘腿坐的。关老爷手是垂下的，剪花娘子是手交在胸前的，显得很妩媚。关老爷胸前缀饰的是太阳图案，而剪花娘子缀饰的是花朵或枝叶。有趣的是，库淑兰的作品中，有对联却没有写字，而是贴上两组六个圆圈圈，构图是富有装饰性、对称性的团花、蝴蝶。若是男性创作的“关老爷”，画面两边的对联是一定要写“字”的。

　　“剪花娘子”的作品与故事看似多怪力乱神，然而，剪纸的诞生即与民间传统信仰密不可分。汉·班固《汉书·外戚传》、晋·干宝《搜神记》中均记载了这个故事：汉武帝所宠爱的妃子李夫人死后，他非常悲伤，日夜思念。齐国方士李少翁自称能将李夫人的灵魂招来，及夜设帐幔点起灯烛，纸刻夫人像，映出其人的影子。汉武帝隔另一帐中远远望见好像是李夫人的形貌，于是愈加悲切，有诗为证：“是耶非耶，立而望之，翩何姗姗来迟。”唐张祜有诗云：“延年不语望三星，莫说夫人上涕零，争奈世间惆怅在，甘泉宫夜看图形。”这个传说故事与今天流传于陕西广大农村的剪纸“招魂娃娃”风俗，应该有着渊源。

　　事实上，杜甫的《彭衙行》中也有：“暖汤濯我足，剪纸招吾魂。”将剪纸与招魂直接摆在了一起。而当代艺术家吕胜中的小红人，也可以说是现代艺术中的一种剪纸行为艺术。他提炼和复制了民间剪纸起源“汉武招魂”和民俗“招魂娃娃”剪纸现象的当代阐释。以小纸人招魂的巫术性行为，不仅在民间剪纸文化中源远流长，在其他民俗文化中也不乏类似的例子。吕胜中借用之来构成他的空间。在其中，小红人们几乎可说是不计其数，或悬或浮，或迎向火光，或飘游于黑暗，不论是闭锁或是开放的场域，虽然没有巫师的仪式动作与声音，但在小红人们的组合聚散中，制造了一种流动的玄秘氛围。借着这个空间的营造，透过观者对一个个小红人或虚或实形体的追寻，吕胜中似乎要人们再次经历一种“回归传统”的过程。艺术的起源虽说与巫术有亲近的血缘关系，但其法力早为时间稀释殆尽，吕胜中所能有的只是学自民间的剪花巧艺，以及对人心困境的悲悯同情而已。他用行为艺术来剪小红人，则是他进行自我招魂的力量的一种显现。他个人对传统文化的考察和研究，不仅对一个被忽略的文化深层获取认知，也打通了顺畅通向当代艺术的路径，它们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

　　然而，随着建立在农耕生产方式上的文化形态的逐渐异化与消亡，中国民间剪纸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必然走向式微。从民间剪纸走向现代剪纸是大势所趋，是社会结构和人的身份的转变所决定的，当然这条路随着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发展，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探索。民间集体传承方式将走向消亡，中国现代剪纸将面临和国外剪纸姊妹艺术的广泛交流和联姻结婚，也将拓展技巧和题材。他预测，现代剪纸的发展创新之路绝对是个体独自要完成的生命历程，这个历程和民俗活动中热闹非凡的现象有着本质的不同，而民间古老的集体传承方式的解散，反而促进了剪纸作为一种现代手工技艺在现代社区和校园的广泛流行，参与的社会公民会越来越多。原始的那种母女相传、邻里相传的单一模式，或许将会由于有组织、有目标的社会团体、艺术院校、文化人士的大量参与而发生新的结构转换。

　　中国剪纸艺术正处在一个历史的拐点。河北剪纸之乡蔚县的剪纸研究者张怀远认为：“农耕文明时期诞生的剪纸，到了信息时代，正在发生着从以实用为主到以欣赏为主的转变；剪纸艺人群体，也正在发生着从以农人为主体，到以‘文人’为主体的转变。当年，剪纸是人们生活(窗饰、壁饰等)和生产(衣服制作等)的一部分，因为在自然经济形态下，这些东西都需要各家自己解决。而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几乎所有商品都由市场提供了。同时由于生产方式的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于是，便有了剪纸界的转变。是自觉地适应，还是被动地接受，将会成为一个剪纸艺术家成就大小，乃至成功或失败的分水岭。”

　　对此，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会长吴祖德在谈及上海民间剪纸对传统的继承和变通发展时说道：“对于传统文化来说，恰恰是积极地做出变通发展，才是得以传承发展的坦途。民间文化遗产只有在产生它的民间土壤中，只有在不断侍弄它的百姓民众中，才能得到最好的传承和保护。民间文化遗产也只有在最广泛的群众活动中，才能因坚持了文化遗产的文化精神内涵——民族性的认同和民族凝聚力的加强，而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传承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