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手稿拍卖谁说了算

　　一批总量逾百件的钱钟书及其家眷的信札、手稿，将于6月22日亮相北京中贸圣佳春拍。这些信札、手稿共110件。其中，有60件钱钟书毛笔书信、6封钢笔书信和2件贺年卡片，13封杨绛钢笔书信和6封女儿钱瑷钢笔书信，主体是钱钟书上世纪80年代与时任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的书信往来，涉及不少对历史和学人的评判。这些信件的写作时间始于1979年12月4日，跨度有四五年。

　　然而，就当拍卖行在各大媒体广泛宣传的时候，杨绛先生于5月20日得知拍卖消息后，立即给香港的李国强打去电话，“我当初给你书稿，只是留作纪念；通信往来是私人之间的事，你为什么要把它们公开？”“这件事情非常不妥，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请给我一个答复。”李国强回应：“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是我朋友做的。”他承诺要给杨绛一封书面答复。

　　26日，杨绛先生更是发公开信表示，坚决反对其本人与钱钟书及女儿的私人书信被拍卖，如果拍卖举行她将诉诸法律，维护自己和家人的合法权利。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刘双舟表示，写信一方享有100%隐私权，受信一方应尽保护对方隐私的义务，书信是特殊的作品。不仅涉及作者的著作权问题，还涉及隐私问题。如果杨先生不同意，拍卖活动应当终止。

　　近年来名人手稿拍卖已经成为了艺术品市场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继去年过云楼藏书与梁启超信札拍卖后，在今年中国嘉德[微博]的春拍上，鲁迅的一页手稿就拍出690万元。但与此同时，有关名人手稿所有权的争议也逐渐为市场所关注。2012年，周作人的长孙就曾起诉中国嘉德，就《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的拍卖，要求确认无效，并返还手稿。法院则裁定该案因诉讼主体不对不予受理。而此次杨绛先生对于钱钟书手稿拍卖的表态，则更有其特殊的意义。

　　从著作权法的角度来看，作品的著作权的期限是在其死后50年，而书信的著作权归属于写信人，著作权本身也是可以继承的。因此，无论是钱钟书的，还是杨绛先生的手稿，如果未经杨绛先生的允许，是不可以出版的。从著作权法的另一角度论，收信者拥有所有权，但如果没有获得发信者的同意，不得随意公开信件。

　　但是从拍卖法的角度来看，这却有另外一种观点。作为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起草的人员之一，王凤海[微博]教授认为，委托人只要拥有标的所有权(处分权)即可以委托拍卖人拍卖，拍卖人接受委托进行拍卖前必须发布拍卖公告，并按拍卖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进行标的展示，这是法律规定的必须进行的，也就是法定行为。这跟委托人有无著作权、是否与拍卖人约定没有任何关系。

　　王教授也指出，拍卖企业在预展中没有必要对信件的内容做出完全的解读，只要是按照拍卖法的规定展示拍卖标的，并提供相应的条件与资料(包括做出图录)就可以了。但法律并没有做出展示到什么程度的规定，因此，只要展示本身不是出于盈利目的，拍卖人行为就不侵犯著作人的著作权。

　　近年来，各大拍卖行在手稿拍卖中可谓动足了脑筋，从开研讨会到出版专著进行研究。像此次钱钟书信札专场拍卖业将举行研讨会。但当著作权人对于拍卖出现异议的时候，这种研讨是否违反了著作权法，无疑将成一个艺术品拍卖界关注的焦点。

　　手稿所具有的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是有目共睹的。虽然现代印刷技术使作品的传播更加便捷，但在作品内外的丰富内涵仍未能完整体现，而手稿作为一个原生态的文本，既可还原印本之缺，又能为研究者提供丰富的信息，探寻作者的心路历程。应该说，通过拍卖这种形式，不仅可以充分展现手稿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还可以给公众一个了解历史的渠道，过云楼藏书被凤凰集团竞拍得到之后，将会通过纸质与电子多种出版计划与大众见面。而北京匡时[微博]对于梁启超信札的充分研究和出版相关书籍，还原发生于那段风云际会历史的重大事件真相始末。

　　名家手稿卖不卖，肯定是拥有者说了算，但如果忽视了著作权人的利益，很容易引发一系列的纠纷。手稿拍卖首先还是应该遵守有关的法律，特别是像此次钱钟书杨绛手稿的拍卖争议，更是让我们关注当代名家手稿拍卖中的著作权问题。毕竟，手稿的研究价值再大，其交易的范围也应该受到法律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