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台湾文学史上鲜见的拍卖将举办

丰子恺 林语堂 三毛 王文兴 王鼎钧 张晓风

　　原标题 [一场台湾文学史上鲜见的拍卖]

　　下个月，一场台湾文学史上鲜见的拍卖将会在台北进行。

　　这场拍卖中有于右任书法、丰子恺漫画原作，作家王鼎钧、余光中、白先勇[微博]等人的手稿，还有三毛、席慕蓉[微博]的画作，共285件精品。这是文坛大事，170余位台湾当代作家为此次拍卖提供了作品或收藏品。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拿出的所有珍品都是义卖。什么力量能调动众多名家携手相助？

　　《文讯》杂志的总编封徳屏写了近两百封信，两个月内，不断有捐助者把作品送过来。目前，杂志已经收到了600余件作品(为保证拍卖质量，将分两次拍卖)。在《文讯》的官网上，一篇题为《不变文学初心，开创史页佳话》的文章中，封徳屏这样写道，“面对《文讯》及‘文艺资料中心’即将搬迁到地下室的搬迁装修费用，以及两年半后又将面临典藏空间、重新寻找租赁场地的问题，我实在感到吃力无助。”

　　7月，《文讯》杂志将迎来创刊30周年的生日。30年间，《文讯》搬了五次家，甚至在地下室待过三年。一个曾隶属于国民党文工会的文学杂志，在2003年成立了“财团法人台湾文学发展基金会”，摆脱了国民党党属刊物的政治色彩，走上了漫长的独立之路。用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教授邱坤良的话说，这是一个“喝过党奶水的文青”。《文讯》为台湾文坛所称道的文史整理无疑是小众的，但在众多作家的响应之下，《文讯》的做法是“民间刊物如何生存”的一种探索和启示。

　　《文讯》的人缘与困窘

　　“欢欣、感动来了，压力也来了”，封徳屏说，“卖不卖得出去？挣得了多少钱？”

　　“《文讯》筹款，将要成为文林的一件大事”。远在美国的作家王鼎钧是第一位给《文讯》杂志送来作品的捐助者。

　　王鼎钧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移居美国，1983年《文讯》才创刊，他从没在台湾和《文讯》主编封徳屏见过面。但封徳屏曾委托一位中生代作家赴美采访鼎公。之后，每一期杂志都会寄给王鼎钧。2009年《文讯》创办“银光”副刊，专发表65岁以上作家的作品。王鼎钧和封徳屏的约稿往来就多了起来。

　　这次义卖，王鼎钧托人从美国带来一幅张隆延的魏碑对联，“张隆延是书家，门生故吏遍台湾，比较容易安排”。上联“晓风残月备清景”，下联“白雪阳春有异声”。

《宇宙风》插画，共13幅，丰子恺 水墨，27 .9cm×21.7cm 捐赠者：毕璞

　　接到王鼎钧送来的对联后，封徳屏很高兴，但有点遗憾，“没能看到他自己的书法”。王鼎钧在邮件中回复说，“要我的字参加义卖，恐怕对我估计过高了吧！”直到半个多月前，王鼎钧告诉封徳屏，过几天会收到一个挂号小件。小件到了后，封徳屏打开一看，“眼泪差点掉下来”。那是一本精致的线装手稿，“整本都是鼎钧先生的毛笔字，包括他这些年来送给同辈晚辈祝贺的对子，随笔。幽雅，隽秀，似乎他一生文学的灵魂，都融入在这些书法的形体中了。”

　　手稿后附有一封信，王鼎钧在信里说，他没想到“会有一个人会锲而不舍地一直问他要字，本来是逃避，后来被感动”。“我其实好想留下来，放在我们的资料中心，可是为了《文讯》的募款，又希望这个东西能够卖好价钱。我真的很矛盾。”封徳屏说。

　　类似的感动和矛盾在两个月内不断上演。台湾作家王文兴不光捐出《家变》一书的手稿，还捐出了他收藏的于右任的书法。这幅书法是10年前他在台北汀州路古今书廊买下的藏品；女作家毕璞请儿子找出几张在箱底珍藏多时的字画。毕璞的丈夫林翊重是林语堂的侄子，后来曾接手林语堂创办的《宇宙风》杂志，时隔境迁，丰子恺当年在“人生漫画”专栏中的原作跟随林家来到台湾，毕璞于是决定将这13幅丰子恺原画捐给《文讯》义卖；散文家张拓芜曾和三毛、刘侠是号称“铁三角”的挚友，这次他把家中挂了三十年的一幅画捐了出来，而这幅画，正是三毛的作品。

　　“欢欣、感动来了，压力也来了，”封徳屏说，“卖不卖得出去？挣得了多少钱？”封德屏说。

　　“感动归感动，热情不一定能成事”，台湾作家亮轩说，他是《文讯》杂志的老作者，几年前还为《文讯》杂志的重阳节敬老活动做过主持。“我看到封德屏，我都觉得应该给她磕个头，她做这么多，所以她开口的事情我从来不拒绝。”亮轩这次捐出了自己装裱好的一幅对子和两幅小楷。

　　亮轩把作品捐出后，3月底去了国外，“如果我在台湾，拍卖或许会更周全一点。募集的东西自然分三六九等，像三毛的画，没有达到精致艺术，但在文化史上有注解作用。”

　　拍卖首先得对拍品价值进行评估，《文讯》主导的拍卖，就由《文讯》来定价。在亮轩看来，张书旗的彩墨书画《芙蓉蜻蜓》、汪亚尘等的书画等定价偏低。而于右任和丰子恺的作品也面临拍卖市场的考验，“以齐白石为例，他的作品可以达到一千万人民币，但十万八万不是假的也有。”

　　让亮轩更觉得凄凉的是画廊高额的租金。“台湾画廊早年抽40%提成，现在是抽50%，甚至60%。如果以这种方式来抽成，恐怕《文讯》得到的就非常少。如果委托苏富比[微博]来做，恐怕场地费和手续费能把《文讯》所有的家底都花光”。亮轩也曾试图去找企业家来帮忙，但这方面的经验告诉他，企业家一般第一句就会问：“能不能全额抵税？”这也让他顿生无奈，“我们文人对这些东西都不明白，这一辈子别说是全额抵税，我们连部分额抵税也没干过，都是照章纳税啊！”

　　对于亮轩的担忧，封徳屏也认同，困难存在于实际操作中。她请来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的曾肃良作为拍卖顾问，以及《典藏》杂志社长简秀枝等人作为筹备顾问，“用的方法专业，拍卖的形式也很专业。大家都在期待，我只好奋力。”封德屏说。

　　《文讯》的根脉与历史

　　痖弦觉得，《文讯》的文学数据，“公认是最完整，最有系统，也符合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的体例与标准。”

　　“响应那么热烈，就可以看得出来，《文讯》长期累积的社会资本其实是非常雄厚的”，台湾文学馆馆长、《文讯》杂志前总编李瑞腾说。

　　《文讯》杂志对很多老作家来说意味深刻。“现在许多的作家、文化人，他们很有这种文学的孤臣孽子之心，这种孤臣孽子的热忱就可以寄托给《文讯》，《文讯》变成了一种表达这种情绪的媒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作家亮轩说。

　　移居加拿大的台湾诗人痖弦曾做过《幼狮文艺》的主编，也曾主掌《联合报》文艺副刊二十多年，家里一期不落的杂志收藏却是《文讯》。“我常跟朋友开玩笑，如果我得了老人痴呆症，要写回忆录，非要找《文讯》不可。”痖弦觉得，《文讯》的文学数据，“公认是最完整，最有系统，也符合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的体例与标准。”

　　痖弦目前人在台湾，刚刚结束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第二季拍摄。“我回去就把我的画，从墙上拿下来，捐出来”。痖弦说，他在加拿大的家里挂着一幅很大的对子，从墙顶直接垂到地面，“春前有雨花开早，秋后无霜叶落迟”。这是当年痖弦在豫西老家所熟知的对子，“每年春节都是这个对联，我怀念我的父亲，他鼓励我写作，因而台静农教授就写了这么一幅给我，也是我一直珍爱的。”

　　痖弦在1949年参军，随军来到台湾。在他的叙述里，“国民党是一个比较胡涂的党”，他当年唱着军歌来台，唱了一年多才发现，唱的是共产党的军歌。"前进前进前进！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这是解放军的军歌啊，还有《团结就是力量》。我们打败了还唱人家的歌，多丢脸啊。有人就说，还真是有匪谍啊。”

　　1949之后，国民党报纸管控严厉，民众、文学人士得以宣泄的管道只剩下文学一埠。因“琼瑶效应”名噪一时的《皇冠》杂志创办于1954年，同样辈分的还有《幼狮文艺》等。50年代的台湾文坛，官方支持的文艺机构接二连三出现，文艺杂志有80几种，得到官方补助的有十几种。

　　1982年国民党第三次文艺座谈会举行，结论是成立文艺资料研究服务中心，“意思是，你作为执政党，要勇敢地承担起这些作家的资料研究中心”，封徳屏说，因而先有了“文艺资料研究及服务中心”，后才有了依托于它的媒体《文讯》杂志。

　　1983年创立时，《文讯》隶属于国民党文化工作会。痼疾仍在，但文艺政策已经开放了许多。“经过70年代后期乡土文学的论战，80年代国民党对台湾的管理开始走一条不一样的道路，社会禁忌开始解除，被压迫的力量慢慢显现。”《文讯》杂志前总编李瑞腾说，《文讯》创刊目的之一是拿刊物作桥梁，沟通人民和党部，也沟通文艺界。

　　李瑞腾是《文讯》杂志的第二任总编，当时宋楚瑜从新闻局换到文工会当主任，要求请外面专业的人士来编刊物，时任的《文讯》总编孙起明就找到了李瑞腾。“让我来做的用意是，至少对外面的人讲，不是一个党工在做这个刊物，而是一个年轻的评论家。”李瑞腾当时博士在读，同时也在大学教书，并担任地方报纸《商工日报》副刊编辑。他接手后，请封德屏来一起工作。

　　《文讯》最初的三年，报道和讨论都聚焦在一些大题目，甚至是文学运动和口号上，其中有为文学创作找出路，也有检讨文艺政策面的关注，相当符合那时的价值理念。1990年之后，《文讯》从通泛的外省、本省作家的文学报道特色中变得本土化，各地文史工作者的剪影渐渐浮上台面。

　　与一般以刊发作家创作为主体的文学杂志不同，《文讯》早期较少刊发作家创作，因而与主流的文学刊物市场区别开来，但却能和台湾文坛作家们保持良好的互动。“我们办作家结婚照、少年时候的照片、第一本书等等展览，充实我们的资料中心，变成文学史料，回头在我们杂志里面登。”

　　除了展览和一系列研讨会之外，2009年，杂志还开辟了“银光副刊”，专门为65岁以上的作家发表作品，“中生代是市场当道，我们重视的是青年和老年这两端。我们自己选了一条比较人烟稀少的路。”近五年来，《文讯》展开的“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横跨日据时代、战后初期到现代主义与乡土文学时期。

　　在李瑞腾的记忆里，《文讯》早期的销售量在三四千册间，“但是它总会抵达它该抵达的地方，因为当时是党部编印的，所以几乎所有的图书馆都会有，大部分从事文学教育和文学评论工作的人，都会收到这个刊物。”

　　《文讯》的命运转折

　　也就在“沦为在野党”后不久，国民党财政吃紧，便宣布了停办《文讯》等刊物。这也带动了《文讯》脱离官方背景，朝民间文学史料杂志转变。

　　让《文讯》独树一帜的史料搜集和研究，今日成为牵制其存活的关键。

　　对《文讯》来说，办公其实并非要多大的空间，重点是“文艺资料研究及服务中心”的安置。该中心现有中文文艺图书六万余册，已停刊之重要杂志及正在发行之文学杂志，计八百四十余种四万多册，作家资料三千多笔，作家照片、文艺活动照片两万余张，作家手稿一千多种，并累积超过十六年的剪报数据，以及近十年的各报纸副刊、读书版、文化版。

　　“应该还是感谢国民党，”封徳屏说，文艺资料中心的成立是为了服务，《文讯》会登很长的抗战文学史料，但商业性的文学杂志不会做，“因为挺卖不出去的。”

　　《文讯》靠杂志、资料中心与文坛连接。“全台湾的作家都是它的作家群。市场上竞争的文学杂志，A杂志不会介绍B杂志的出版社的作家圈，可是《文讯》做的都是整合，好像是政府高度文化单位应该去做的事，但它偏偏是一个民间的单位在做。我觉得这样是辛苦，但是心理上觉得非常地坦然。”封徳屏认为。

　　封徳屏还记得，《文讯》一共搬了五次家。位于台北市中心区中山南路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旧大楼是《文讯》现在的地址。上世纪90年代大楼改修，完工后“整个国民党的单位都进去了，他们几乎忘了还有一个《文讯》，因为我们一直算边缘，但直属中央的。”经过提醒，党部才为《文讯》争取到一间“地下室”。待了三年，好不容易搬到了六楼，面临的却是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国民党成为在野党。

　　也就在“沦为在野党”后不久，国民党财政吃紧，便宣布了停办《文讯》、《中央月刊》、《近代中国》等刊物，2003年之前，国民党每年资助《文讯》杂志七八百万台币，停刊也就意味着一没钱都不给了。这中间，国民党党部不止一次想停掉《文讯》杂志，作家林海音、出版人蔡文甫等人都会代表文艺界致信党中央。

　　“不舍《文讯》一夕间被迫停刊，我们在几位不求报偿、热心人士帮助下，筹措了最低门坎两百万台币，成立了‘财团法人台湾文学发展基金会’，”封徳屏说。这也带动了《文讯》脱离官方背景，朝民间文学史料杂志转变。这十年来，别的文学杂志努力三分，《文讯》要辛苦八分。

　　脱离国民党的独立之路走得不是那么容易，“我们第一年的营运费够，但是人家不能一直帮忙下去，第三年就完全就没有帮助了，”封徳屏说，“严格来说，这个基金会不是很健全，没有像一般基金会向企业家去积极争取，所以我们才会很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讯》团队几乎是凭着自己的努力，通过编辑策划的方式，寻找可能的合作伙伴，将理想、计划中的内容或主题方案，变成一个个可以实践的成果。

　　风雨中，《文讯》杂志依然在摇摆。2006年，原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卖给了长荣集团，虽然长荣集团对《文讯》慷慨，当时允许杂志社还可以在大楼中继续办公十年，不要房租。可到2016年，“大限”将到，“按照我们的经济能力，是绝对租不起的。”封德屏说。

　　台北市政府去年曾帮《文讯》寻找场地，台北一些国中、国小有闲置的教室，封徳屏也去看了，“我们资料多，老楼的承重力不够，得修补，所以还得花大笔钱，政府的意思没有办法给”。后来也去看了其他的地方，“他能提供的就这样了，你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了”，周旋一圈，封徳屏还是选择了募款，“搬出去还是要一大笔钱，与其期待政府有一个好的文化政策，不如我们自己先站稳。”

　　于是，封徳屏决定带领《文讯》进行台湾文学史上鲜见的一场拍卖。

　　台湾民间团体的主体意识

　　“社会力量永远是大于政府的力量，我们过去的思维是依赖，其实不对，因为真正的民间力量是必须要开发出来。力量在民间。”

　　台湾的民间文化团体主要“靠自己”。

　　台湾文学馆馆长李瑞腾和《文讯》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但也“爱莫能助”。李瑞腾强调：“台湾文学馆是第一线服务机关，所以我们的服务对象当然就是广大的参观民众；另外就是广大的文艺界、学术界对台湾文学有兴趣的人。所以《文讯》本身需要的任何东西跟文学馆无关。”

　　虽然在拍卖资金上不能支持《文讯》，但是多年来，《文讯》杂志与文建会(文化部前身)、台湾文学馆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为很难找到这样有实力能做资料统整编纂的单位。90年代，台湾文建会曾两次委托《文讯》杂志编辑《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一书，类似的书还有《光复后台湾地区文坛大事纪要》、《台湾文学年鉴》等等，2007年，台湾文学馆也曾委托杂志社编辑《2007台湾作家作品目录》，类似的还有《张秀亚全集》、《寻找创作现场》等文史性图书。

　　久而久之，这些都成了《文讯》杂志的特色，也是封徳屏带领杂志团队“创收”不多法宝之一。“在台湾在标案，或是政府的文化工程，有能力的大家一起竞争，各家报一下预算，尤其是这些史料书籍，后来我们一出来，就没有竞争者了”，封徳屏说，“不是我们做了多少事，而是就靠着那一砖一瓦的积累。”

　　李瑞腾说，“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和“台湾文艺杂志刊物的发展情况”，这两个选题是文学馆委托《文讯》操作的重要东西。这些工作文学馆没有能力去做，而《文讯》有资源，“我们政府在做事的时候，民间社会资源是非常重要的，大都跟民间合作。政府有政府的角色，民间有民间的发挥。”

　　作家亮轩说，《文讯》拍卖筹款一事，“也没听见龙应台部长有什么呼应”。去年，台北成立“台北文学馆筹备处”，未来的台北文学馆以文学数位和城市交流为主，对文学资料，他们只收电子档。“他们只收电子档，我就觉得很滑稽。

　　台湾民间社会力量的光芒在于，他们往往能从本位意识上思考，台湾九歌出版社总编辑陈素芳说，“就‘文化部’来讲，僧多粥少，文学馆、各地文化局等，他其实也知道要做。在我们看来，重要的是文学作家们的立场。台湾的民间的力量还蛮够的，自己来想办法，虽然很辛苦，但有独立的感觉，不要受干预，也很好了。”

　　“社会力量永远是大于政府的力量，我们过去的思维是依赖，其实不对，因为真正的民间力量是必须要开发出来。力量在民间。”李瑞腾现在兼任大学教授，他在研究文学的过程中，提出“文艺生态系统的观念”，即是说，“创作有创作的主体，文艺有文艺的主体，读者有读者的主体性。所以我们尊重主体的角度和立场，共同来繁荣我们大家都关心的文学艺术。”

　　其中滋味，或许谁也没有封徳屏体味最多。与封徳屏相识了三十多年的陈素芳曾在文章中称赞，“我认识的文化人中，最辛苦的莫过于《文讯》杂志的总编辑封徳屏”，“因为《文讯》，台湾的文学脉络历历分明，在华文世界明确标示自己的存在。它是立体的台湾文学史，正逐日一砖一瓦地打造中。”

　　采写：南都记者 赵大伟 实习生 莫思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