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朝阳区皮村,有一家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
这所国内唯一的打工者博物馆,创立者是打工者,展品的主人也都是打工者。相片、信件、暂住证、就业证、工资单、欠条、工作服、劳动工具、生活用品……2000多件展品,每一件都留存着打工者的体温。
开馆5年来,近3万人次走进这家民间博物馆。有人说,这里是国内2.63亿打工者生活状态的真实缩影。
“历史放在这里,并不只是为了陈列,而是为了促进我们思考和进步”。这句“馆长的话”,开宗明义。
最形象的,是按照工友家1:1还原的“打工者之家”
从首都机场出来上了出租车,司机一听记者要去朝阳区金盏乡皮村,禁不住嘟囔:“真不爱拉您这趟活儿!那地儿是三个区交界,都是外来打工的,放下您我肯定是跑‘空趟儿’了。”
车子驶出半个小时后,路旁的高档建筑骤减,路面一下子变得坑洼起来。沥青小路两旁尽是简陋的小吃店、杂货铺,放暑假的孩子们在水泥地上跳橡皮筋、甩沙包,光膀子的汉子卷着裤脚趿拉着拖鞋走在尘灰飞扬里,这样的场景令人仿佛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皮村,位于北京朝阳区东五环外,典型的城乡结合部。本地人口只有1000多,却有两万多名来自河南、河北、四川等地的外来务工人员。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就坐落在村里一座普通的北方大院里。
“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推开博物馆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这行贴在墙上的鲜红大字格外醒目。
约300平方米的空间被分为 “打工历史”、“妇女”、“儿童”等5个展厅。电锯、斧头、橘红色安全帽、印着“深圳保安”字样的工作服,挂在博物馆的墙上;暂住证、罚款单、白条,在玻璃柜里排列得整整齐齐。
最醒目的,是名为“我们的历史”的一张图表,记录了从1978年至今农民工进城务工的进程。在这个图表中,详尽的数据与起伏的曲线将逾两亿打工群体的形成与流动诠释得清晰明了。
最形象的,是按照皮村一位工友家的现状1:1还原的“打工者之家”:6个平方米的空间里放着一张窄窄的木板床,小木桌上摆着一台小黑白电视机,暖水瓶、锅和脸盆都挂在墙上。
最触目惊心的,是一双几年前在“富士康”工作的打工者跳楼后散落的夹脚拖鞋。
最引人好奇的,是展厅中间一个烤羊肉串的铁炉子。据说它陪伴了主人10年,当这个养家糊口的家什被没收后,主人咬牙掏出200元钱将炉子赎了回来,捐给了打工者博物馆。
“他想说,可平时又有谁来耐心地聆听和关注?”
身着一件胸前印有“劳动最光荣”的灰色圆领衫,孙恒是博物馆的创立者,也是最资深的讲解员。
1998年,孙恒带着一把吉他从家乡河南开封来到北京,“瞧瞧外面的世界”。
第一份工是在火车站扛大包当搬运工,一个月300元收入。之后,他在北京换了十多种临时工作,打工之余在地铁卖唱、在清华蹭课,辛苦却也充实。
2002年,孙恒认识了另一位打工者王德志。一见如故的两个年轻人“合计”搞出了一个“打工青年艺术团”。他俩在业余时间背着乐器挤公交车前往工地为打工兄弟们演出,原创的《团结一心讨工钱》、《天下打工是一家》几首歌,渐渐在京城打工人群中传唱开来。
“打工青年艺术团”名气渐响,孙恒受邀去北京之外的一些工地上演唱。1999年的一天,孙恒在一个工地上遇到了来自安徽的一名建筑工彪哥。
彪哥又矮又黑,和孙恒相处了3天,一句话没有。第三天晚上,彪哥听完孙恒的歌,将他拉到一边,伸出青筋暴突的手:“兄弟,我羡慕你有个好嗓子,我只有这双手,只有靠这双家什拼命干活,养活一家老小。”
那晚,彪哥和孙恒聊了很多很多事。他的痛处他的迷茫,句句如锤,落在孙恒心头。“彪哥哪里是沉默寡言?他想说,可平时又有谁来耐心地聆听和关注?”
城市里林立着大高楼、纵贯着高架桥,建设者正是默默无闻的彪哥们。他们创造着城市的光鲜,推动着历史的发展,自身的状态与想法却往往被人忽略。
孙恒的心中,一个念头忽如闪电般明晰:要关怀这些打工者,让他们有表达的途径,有交流的场所,有一个温暖的“家”。从此,他脑中形成了一条“打工者文化链”:不仅有一个文艺团,还要有民工子弟小学、工人大学、一个打工者图书馆、一个剧场,还包括一个属于打工者自己的博物馆。“让真实的展品‘站’出来说话,记录下打工者群体的文化与历史。”
2005年,孙恒用自己发行的首张专辑所得的酬劳,在居住地北京皮村办起了一所民工子弟小学。这一年,他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进城务工青年。不久后,在香港乐施会等机构的资金支持下,孙恒和几位工友将原本是琉璃瓦厂厂房的5间屋子租下来,修葺一新。2008年 “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国内首家“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静悄悄地对外开放了。
带着 “体温”的展品,最有意义
展品是博物馆的灵魂。
“可能在一些人眼里,打工者博物馆的一些展品太廉价太边缘化,甚至就像他们丢弃在路边的废品。但这里是我们打工者展示自己生活的真实空间,每一件展品背后都有一个真实的故事。”说这话时,孙恒有些动情。
博物馆通过媒体向社会征集展品。北京昌平一个建筑工地的30多名工友看到消息后,特意开会并推选出3名工友,坐了3个小时的公交车来到皮村,送来了一大包暂住证、工装、工具等物品。更多的展品从全国各地纷纷寄来。有的工友说:我出门打工多年,为城市建设作出了贡献,现在我用的东西可以放到博物馆里,感觉相当自豪。
在孙恒眼里,暂住证是最具典型性意义的展品:“暂住证最能引发打工者的共鸣。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收容制度被取消,对打工者来说意义重大。以前走在路上总觉得不安全,警察、联防队员随时都能来查你的暂住证,没带就罚款,没有就被送回老家。”记者注意到,一张孙恒在2002年因为没带暂住证而被罚的50元罚款单也在展品之列。
在特别设置的“女工”展厅里,广东的一位女工寄来了她的工卡,正面是她的照片,背面则打印着冷冰冰的规定:上班时间不准上厕所!
一位玩具厂女工的一封家书被装裱在镜框里挂在墙上:“爸爸、妈妈,我好想你们啊,寄回去的钱收到了吗?你们多保重身体……”四个月后,这名女工丧生于一场大火。在那场震惊全国的特大火灾中,与她一起遇难的还有八十多位姐妹。这封家书正是那场大火中的幸存者去探访这位已故女工双亲的时候,从她父母那取来赠给博物馆的。捐赠者在电话中对孙恒说:“这封信不值钱,却让人揪心。”
也有一些展品让人感到温暖和欣慰。“儿童”展厅里,大量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们展现出他们在诗歌与绘画方面的天赋,一些获奖作品,令人看了心生欢喜。博物馆还挑选出一些获奖作品制作成T恤衫出售,这些衍生产品,精致得一点不输那些市面上售卖的产品。
卖了14年煎饼的大婶的《煎饼诗》,令人动容
马千里是名“海归”,在法国读完“艺术史与文化遗产”,前年回到了北京。他住在北京的西北角,只要不出差或加班,每周日都会换乘地铁、公交车,辗转两个半小时来打工者博物馆报到。
“北京有那么多博物馆、艺术馆,为什么偏偏选择来打工者博物馆当志愿者?”
面对疑问,他说:“因为这个博物馆在世界上都可以称得上别具一格。当我第一次从网上看到打工者博物馆的展品时就被深深感动,被一种难以言表的来自大地的力量所震撼。”
在打工者博物馆当志愿者的一年间,小马发挥自身特长,梳理完善了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和团队一起着手建立打工文化历史藏品档案库。此外,他还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共同承担了讲解工作。
在征集收藏打工工友的实物之外,博物馆还对工友的经历进行访谈,这是打工者博物馆的一个原创之举。采访对象中既有主动上门来倾诉的,也有孙恒他们平时发现的 “特别有故事的人”。他们想要记录这些人或平凡或跌宕的打工经历,记录他们或喜悦或酸楚的打工心情,留下一段历史的真实。
在小马的访谈笔录里,在北京卖了14年煎饼的徐芳大婶创作的《煎饼诗》令他动容:“每一张煎饼,我都摊得如十五的月亮般圆,就像在祝福每个人,家庭和睦团团圆圆。”那种在艰辛谋生的同时保有的对生活的热爱之情,让他这个对生活时有抱怨的都市白领汗颜。
去年,徐芳返乡时,将跟随自己14年的煎饼车捐给了博物馆。生锈的车轱辘里,斑驳着多年打工生活的艰难。
而令社工小碧最难忘的一次“口述笔录”来自在皮村借居的河南瓦匠周哥。他喃喃地向小碧说道:“我今年31岁,对付陌生是我最擅长的,我每到一个地方打工都是从陌生开始的。”
虽然经历过工伤,虽然被黑心老板欠薪,虽然还没找到合意的姑娘,但周哥身上有一种在困境中寻找光亮的坚韧。正是这种坚韧,支撑着他不断地尝试在新的地方生存,在新的地方寻觅希望和幸福。
“新工人”这个更有尊严感和主体感的称谓正在逐步置换“打工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教授卜卫一直十分关注打工者博物馆。
“截至2012年,全国打工者数量达到2.63亿,打工人口已占全国人口数量的五分之一。这个庞大群体生存和发展的状况,足以值得深切关注。”
在卜卫看来,“新工人”这个更有尊严感和主体感的称谓正在逐步置换“打工者”。“这个博物馆就是一种 ‘新工人’群体参与叙述自己故事的渠道。他们叙述自己的经验和故事,并肯定自己的经验和故事是值得被表达的,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赋权的过程。”
在卜教授的视角里,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记录打工人群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用实物、文字、档案等构筑起不同于主流叙事的另一重发声空间;另一方面,扎根于皮村社区,致力向本地居民提供全方位的文化服务。
采访中,孙恒流露出喜悦:包括打工者博物馆在内的“打工者文化链”已经初步形成。“您要是傍晚来我们这院子,那可就真赶上热闹了:打工艺术团忙着排练表演、图书馆也开放了、电影院里放映着故事片、孩子们在操场上跟着老师唱歌……”
但孙恒也有焦虑:皮村可能面临大规模拆迁。他们目前正在筹划再建一家网络博物馆。无论将来以何种形式出现,打工者博物馆所承载的文化使命将纵贯始终。
临别时,孙恒弹起吉他,原创的《打工子弟之歌》旋律悠扬:“我们远离自己的家乡,我们也有自己的梦想,我们同样渴望知识的海洋和明媚的阳光……”(记者 任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