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事件背后的思考：私人书信究竟能否上拍

　　文 本刊记者李晶

　　“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这是我国著名作家、翻译家、已故著名作家钱钟书的遗孀杨绛先生在百岁生日时曾写下一句话，但目前她的平静生活正在被打破。

　　“此事让我很受伤害，极为震惊。我不明白，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本是最为私密的个人交往，怎么可以公开拍卖？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年逾百岁的我，思想上完全无法接受。”对于今春拍卖公司将上拍多件钱钟书、杨绛、钱瑗(钱锺书和杨绛女儿)书信及手稿。102岁的杨绛表示无法接受。

　　一波三折的拍卖

　　从去年的“过云楼”开始，文物古籍、名人手札书信开始成为拍卖场的宠儿。特别是北京匡时[微博]的“南长街 54 号藏梁氏重要档案专场”以 6709.2 万元的高价以及100% 的成交率显示出市场的热度。梁启超的手稿《袁世凯之解剖》以713 万元的高价成交；梁思成、林徽因的文定礼本以 379.5 万元成交；梁启超关于创办《国风报》 宣传立宪思想的信札以 264.5 万元成交。这些均高出估价数倍甚至数十倍。

　　在如此利好的市场行情下，钱钟书书信、手札的出现对于拍卖公司而言绝对是个惊喜。相比拥有一件钱钟书信札的北京传是和拥有三件钱钟书、杨绛书信的北京保利，中贸圣佳计划在6月22日拍卖的“也是集——钱钟书书信手札专场”更加引人注目。因为专场内容包括钱钟书、杨绛、钱媛书信及手稿等作品，共计109件。而且这些作品属于首次最大规模曝光。据了解，此专场包括了60件钱钟书毛笔书信，13封杨绛钢笔书信以及6封钱瑗钢笔书信。这些书信都是与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的书信往来。另外还有两部钱锺书、杨绛的手稿，一部是207页笺纸钢笔《也是集》手稿，另一件是杨绛6页《干校六记》校勘。

　　得到这样的重量拍品，中贸圣佳很高兴：“钱锺书书信手稿如此最大规模的首次曝光，对于在近现代文学史中对钱锺书的研究可称价值巨大”、“钱锺书真迹如此整体系统地拍卖可谓尚属首例，且空前绝后。”在拍卖前期的宣传过程中，他们不遗余力地为“钱氏手稿”造势。藏家们也很高兴，纷纷摩拳擦掌准备打好这场“硬仗”。可人们似乎忘了作为写信人之一、钱钟书的遗孀杨绛是否高兴。事实上，她很不高兴。

　　2013年5月26日，一则公开声明让拍卖界炸开了锅。杨绛在声明中坚决反对自己和家人的私人书信被拍卖，并表示：“希望有关人士和拍卖公司尊重法律，尊重他人权利，立即停止侵权，不得举行有关研讨会和拍卖。否则我会亲自走向法庭，维护自己和家人的合法权利。”此事迅速引发舆论热议。中国国家版权局、中国拍卖行业协会、中国作家协会等先后发表意见，支持杨绛。

　　6月2日，杨绛第二次发表紧急声明，表示决不妥协、坚决维权到底。随后，北京保利和北京传是两家拍卖公司表示第一时间撤拍拍品，拥有最多件书信的中贸圣佳并没有做出回应。因此，杨绛委托律师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裁定，请求法院责令中贸圣佳立即停止公开拍卖、展览、宣传杨绛享有著作权的私人信件。

　　6月3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诉前禁令裁定，要求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不得实施侵害钱钟书、杨绛、钱瑗写给李国强的涉案书信手稿著作权的行为。但是在今春征集难的行情下，撤拍如此多的重量拍品对中贸圣佳确实是个“艰难的决定”。所以在6月4日还对媒体表示不会撤拍的中贸圣佳又于6月6日宣布撤拍。

　　此时，几家拍卖行已经全部作出撤拍的声明，但是钱老夫人依然决定“走向法庭”。据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在6月7日受理了“原告杨绛诉被告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李国强侵权纠纷民事诉讼案”。

　　当权利发生冲突时， 谁优先？

　　在拍卖公司与杨绛先生的纷争中，舆论似乎一边倒地支持杨绛先生。作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一名102岁的老人，杨绛的情感诉求得到了人们的理解和同情。但是除却感情因素，这场纷争中暴露出了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当权利发生冲突时，谁优先？

　　当物权和著作权发生冲突时

　　“这是一个拍卖活动。在拍卖中，这些信件涉及的是物权的转移。那么，首先应该明确谁拥有物权。”中央财经大学拍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人大律师学院兼职教授王凤海[微博]说，“一般来说，在《物权法》中，动产占有即所有。除非能举证委托人是非法占有的，否则只要法律不禁止转让，就可以转让。”

　　“信件属于动产，那么目前它持有人，为它的所有人。这位持有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他人代为办理委托拍卖手续，其有权利决定采取何种方式处置信件，包括私人收藏、或者转让，如果转让，其可以选择洽购或者拍卖。此时，拍卖公司接受物权所有人的委托，对物品进行拍卖就是顺理成章的了。”王凤海进一步解释。

　　“创作者通过买卖、或其他合法方式，将作品转让给他人时，作品的所有权和著作权就发生了分离：作者保留了著作权，拥有者则依法取得了作品的所有权。作品拥有者对作品享有的是物权，而作者的著作权属于知识产权。当两项权利发生冲突时，应坚持物权优先的原则。”王凤海认为，“所以说该批信札的拍卖需要经过杨绛的允许，在法律上是没有依据的。此批信札在谁手里，谁就拥有所有权。杨绛个人也没有权利要求撤拍，只有委托人和公权力机关才有权利要求撤拍。如果杨绛希望撤拍，可以请公权力机关介入。”

　　当物权与隐私权发生冲突

　　“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作品原件所有权的转移，不视为作品著作权的转移，但作品原件的所有人应享有作品的展览权和物权。也就是说，杨绛先生拥有信件的著作权，但对信件享有物权和展览权的是目前拥有信件的委托人。”王凤海介绍。

　　那么依据《著作权法》，委托人对拍品行使展览权似乎无可厚非。但是与一般拍卖标的不同的是，此次发生纠纷的拍卖标的是信件。作为私人往来信件，其中难免涉及到一些写信人和收件人之间的“小秘密”，这些秘密也许是一方不愿意公之于众的隐私。那么在物权与隐私权发生冲突时，谁该为谁让路呢？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啸博士认为，隐私权是人格权，是维护人格尊严所必须的，是最优先受到保护的。“在本案中，李国强享有信件的所有权，但信件上同时还有他人的隐私权和著作权。他无论是将信件赠与、出售给他人，抑或委托拍卖公司拍卖，都侵害了钱先生、杨先生和钱瑗的隐私权等人格权益。其实，在权利冲突时人格权益优先于财产权益方面，我国法院有很多案例。比如，画家给裸模画油画。画家画完了，拥有著作权；他将油画印刷成册，是在行使著作权。问题是，在没有得到裸模同意的情况下，这种行使著作权的行为就侵害了模特的隐私权、肖像权甚至名誉权。”他还强调，“此外，我国物权法第7条明确规定：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因此，私人信件的所有权人在行使其所有权时，不能侵害他人的权益，否则就构成侵权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有一个问题是大家忽略的：隐私权的判定不是个人，而是公权力机构。往来书信不同于一般的书画作品，如果通信当事人认为涉及隐私，可以提交公权力机构，由公权力机构判定，是否有隐私？是否能公开？是否能转让？”王凤海提醒大家注意，“这个事件中，如果委托人就是收件人，那么杨绛可以直接向公权力机关主张隐私权。如果委托人不是收件人，那么就要追究委托人是如何得到信件的。如果是通过非法途径取得，那么就不止是民事责任了。如果是通过赠予或者买卖得到信件的，那么就表示收信人已经有限度地转让了隐私权。同理，如果这批信札是杨绛赠送给收信人的，也表示她把她的隐私权有限度地进行了转让。”

　　“其次要注意的是隐私权不能共享，也不能继承。这就意味着即使杨绛要主张隐私权，也只能主张自己的。如果信件是钱钟书写给其他人的，那么杨绛是没有隐私权可言的。”王凤海强调。

　　拍卖公司撤拍违法，不撤拍侵权？

　　“现在，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支持杨绛，认为如果不撤拍就侵犯了杨绛的隐私权。但实际上拍卖公司撤拍，才是违法。”在一片质疑声中，王凤海语出惊人。

　　“在国外成熟的社会体制中，思考问题应该先是是否合法，其次是是否合理，最后才是是否合情。但在我国恰恰反过来了。”王凤海说，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但因为我国的法制建设不健全，人们习惯以‘情、理、法’的顺序来处理问题，反而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首先，大家认为杨绛先生已经表示强烈反对了，拍卖公司就应该撤拍。但是在法律上讲，只要拍卖人接受了委托，签订了拍卖委托合同，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就成立了。此时，除非委托人自己在拍卖前撤拍，或者是公权力的介入撤销拍卖，拍卖公司是没有权利撤拍的。如果在这个事件中，保利、中贸圣佳他们是自行撤拍，那么毫无疑问他们是违法的。而杨绛也应该通过公权力机关要求拍卖公司撤拍，而非自己直接主张。”王凤海从另一个角度分析道。

　　“其次，对于信件公开展示侵犯了写信人的隐私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拍卖法》中找到这样一条：‘拍卖人应当在拍卖前展示拍卖标的，并提供查看拍卖标的的条件及有关资料。拍卖标的的展示时间不得少于两日。’也就是说，拍卖公司对拍品进行公开展示是《拍卖法》必须履行的法定程序。如果不履行才是违法。”王凤海说，“再者，有人要求拍卖公司公开委托人姓名，质疑拍卖公司不公开就是包庇。但是拍卖本身就是隐名交易，在委托人和竞买人的要求下，拍卖公司有义务为其保密。”

　　对于已经撤拍的事实，有人疑惑即使这批信札中有部分涉及写信人的隐私权，那么将整个专场的拍品全部撤拍是否有点儿“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悲哀？对此，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姚小娟解释：“作品手稿原稿的部分，我认为拍卖是可以进行的。因为《干校六记》这些作品已经出版公开了。拍卖的行为只是物权上的一个转移，不涉及著作权上的侵权。书信里，现在已经公开的这一部分，因为之前没有公开，那么可能会涉嫌侵犯著作权里的发表权，但是没有公开的那部分，我认为拍卖是可以继续进行下去的，这个从著作权的角度来讲是不构成侵权的。”

　　“还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保利原计划上拍的两封钱钟书、杨绛写给魏同贤(原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的信件，被魏同贤指出是伪造的。一封钱钟书写给他的信，落款竟然是1999年，要知道1998年钱钟书先生已经去世。显然这封信造假无疑，但是杨绛女士为何还会主张隐私权呢？”王凤海认为，这样的维权反而会混淆视听，方便伪造者为假信件“正名”。最后，王凤海造假者的猖狂表示匪夷所思：“对于通信双方都在世，出现伪造的信件。我还是第一次碰到。”

　　“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的话，拍卖当然也是一个收集整理名人手记、手稿的重要方面。因为第一手资料确实非常珍贵，但是这个方面不能以侵害著作权人乃至他家人的隐私权为代价。这两者怎么平衡？一方面是社会公众，包括研究者、读者都有兴趣来了解钱先生的思想、钱先生手稿里所表现的那些内容，但另一方面，这种表现又不能够以侵害他人的权益为代价。所以这两者需要一个平衡，这个平衡最终需要有法律的判断，同时也有伦理和道德的判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的疑问，也是很多人目前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