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绣绣印考略

（自上至下）顾绣绣印的“韩氏女红”款、“露香园”款、“虎头”两款 （自上至下）顾绣绣印的“韩氏女红”款、“露香园”款、“虎头”两款 （自上至下）顾绣绣印的“韩氏女红”款、“露香园”款、“虎头”两款 (自上至下)顾绣绣印的“韩氏女红”款、“露香园”款、“虎头”两款

　　包燕丽 张青筠

　　顾绣是明代晚期发轫于上海而又享誉全国的艺术性画绣，她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其中，作品上有特定的绣印是辨识顾绣作品的重要依据之一。本文试就顾绣中出现得最多的“虎头”、“露香园”、“皇明顾绣”、“韩氏女红”等绣印作一番探讨，以从一个侧面剖析顾绣的历史原貌。

　　一、“虎头”印

　　“虎头”，是顾绣的家族印。虽然顾绣家族中没有人以“虎头”为字、为号的，但资料表明：“虎头”是东晋画家顾恺之的小字。古人有攀附显贵的习俗，顾恺之之后，凡能书善画的顾姓人士，都会比附于他。如，明代陈继儒看了顾仲修所画《十六应真像》后非常欣赏，曾发出过“于收藏鉴赏外，复能手摹，不爽毫发，顾氏虎头真有种也”的赞叹。明代画家顾园，字仲园，号云屋，昆山人，赵谦《云屋先生顾公墓志铭》中，在对他的画作评价时有“识者以为不减虎头笔法”的赞词。顾绣既然是顾氏家族绣，且是画绣，其家中成员又有多人与书画家关系密切，并直接参与其间，用“虎头”来作其绣品的标志，就不足为怪了。

　　虽然此绣印用得很多，但作品上单独有“虎头”绣印的形式却只有两种，方形阳文印与圆形阳文印。

　　后期顾绣作品也绣“虎头”印，其绣章大小、字体都不同，有白文方印，有朱文方印、朱文圆印等，说明这些顾绣出自不同画匠、绣家之手。这时，“虎头”绣印常与“露香园”、“青碧斋”等绣印同时出现在一幅作品中，有些可能与顾家有关，有些则是民间为糊口而仿，不同的字体和组合代表了不同的绣家或绣庄。值得注意的是：南通博物苑收藏的《顾绣董其昌行书昼锦堂记屏》，作于清代康熙六年，所绣印章已经是“虎头后裔”，那么，那些没有标注年号的其他绣品，其年代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露香园”印

　　此绣印是顾绣中用得最多的一种，但单独使用此印的作品，却比“虎头”印还少。仅见四例：

　　(一)朱文椭圆印

　　例一：上海博物馆藏《顾绣钟馗像》

　　例二：南京博物院藏《顾绣花卉翎毛走兽册·牡丹》

　　例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顾绣五十三参图册》末开

　　(二)朱文圆印

　　单独有此印的仅见于南京博物院藏《顾绣游赤壁图》，字体不规整，绣迹潦草，不能与前两例同日而语。

　　露香园是顾绣的发祥地之一，顾绣也称作“露香园绣” ，但“露香园”绣印是何时何人所用，却要作一番探讨。虽然种种迹象表明，顾绣的早期作品是在万历年间开始传播并声名远扬的，但无证据表明那时的绣品是以“露香园”名义传布出去的。

　　《上海县志》 中有一条关于顾名世曾孙女的记载：“顾氏，廪生张来妻，名世曾孙女也。年二十四夫亡，欲殉殁，母劝阻，谓子方一岁。(顾)氏就义抚孤，针指营食，号露香园顾绣。崇祯末年有贼匿，孤(应为：顾)氏泣，惟此夫脉，脱珥赎之。教子燧，文艺精绝。子报以孝。完节四十六年。”

　　这条史料说明顾名世的曾孙女顾氏为生活所迫，在崇祯年间用刺绣来养家，打出的旗号是“露香园顾绣”，很有可能“露香园”绣印就是从她开始。她从24岁开始刺绣到“完节”去世以前，应该也有20余年时间从事刺绣活动，即明代末年至清初的顺治或康熙年间。

　　三、“皇明顾绣”印

　　此绣印见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顾绣十六应真图册》及南京博物院的《顾绣达摩坐像》。两套罗汉册上的绣印字体完全一致；达摩像的个别字体虽略有差别，但排列次序和风格仍然相同。

　　“皇明”，应该是臣民对本朝的尊称。明代典籍有的以“皇明……”作书名，有的提到本朝即用“皇明”。如：《皇明典礼志》 、《皇明通纪》 等。

　　清人写书就将本朝称作“皇清”，而将前朝称作“明”。

　　“皇明顾绣”是明代顾绣的一种标志，有此绣印的作品多为佛像，且绣工精致。至于有人认为“皇明顾绣”款的《十六应真图册》保存下来的不止一套，可能是顾绣进入商品化以后的产物，属于清代之物，笔者不能苟同。第一，入清以后，其臣民不可能再以“皇明”做标识，清朝严厉的“文字狱”，将引来杀身之祸。第二，就《十六应真图册》本身而言，绣制得极其工细、精到，不可能是大批量生产的物品。

　　四、以“韩氏女红”为主的个人绣印

　　传说中的顾绣创始人是“缪氏”，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顾绣竹石人物花鸟合册》的《枯木竹石》上，正好有“缪氏瑞云”的绣印，如果这正是“缪氏”之绣印，那么，顾绣开始除了以家族的名义(“虎头”款)传布以外，是以个人的名义传布的。顾绣最著名的艺术家韩希孟也是以“韩氏女红”等个人绣印而行世。

　　有证据表明，韩希孟并没有在露香园居住过。

　　韩希孟的丈夫顾寿潜的父亲顾斗英，是顾名世的第二个儿子。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遵循的是长子继承父业的传统，顾家也不例外。在顾斗英的《小庵罗集》中有《送伯兄移居露香园》的诗：“一目移家入翠微，云中鸡犬是还非，书藏小阁凭尝镬，花压唯楹邺狎雨，槛水疑从千涧落，林烟欲夹乱蜂飞，傍人倘问幽居意，最是深山好下帷。”这就表明，顾名世晚年，只让其大儿子顾箕英(号：汇海)搬进了露香园，而其他人还是留在了园外。

　　上海博物馆藏韩希孟绣《花卉虫鱼册》的《藻虾》上有落款：“辛巳桂月绣于小沧洲 韩氏希孟”。“小沧洲”确有其所。《上海县志》 “露香园”条：“道州守顾名儒筑万竹山居，于城北隅。弟尚宝司丞顾名世复辟东旷地，穿池得石有‘露香池’字，为赵文敏跡，遂名。盘纡澶曼，擅一邑之胜。今废，惟文敏石迹，尚宝五世孙顾昌平移置小沧州尚在焉。”这就是韩希孟的绣品不可能以“露香园”命名的理由。

　　在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韩希孟绣《花鸟册》中，《水墨梅花图》绣“武陵”圆印、“绣史”方印，《罂粟图》绣“绣史”方印。“武陵”是顾氏的地望之一，在湖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韩希孟绣《宋元名迹方册》，韩希孟丈夫顾寿潜题跋后面的一方章，即为“武陵季子”。“绣史”应该是那个时代的妇女由于对自己的绣品有足够的自信而作的自我标榜，如“女史”是古代对知识妇女的尊称一样。所以，从理论上讲顾氏女眷只要有足够的自信都可以随自己的丈夫而自称是“武陵绣史”，但从实际情况分析，无论是自信程度，还是其丈夫已经有自称在先，此绣印属于韩希孟的可能性最大。

　　另外还有一枚“顾氏女红”朱文方绣印，与“片云斋”白文圆绣印一起出现在南京博物院收藏的《顾绣花卉翎毛走兽册》的末开《灵芝》上，(此册首开《牡丹》有“露香园”椭圆朱文印)，应该是摹绣韩希孟的后学者，对这位大师的一种效仿。

　　五、 组合印

　　(一)“虎头”与“青碧斋”

　　“虎头”的含义前面已有说明。“青碧斋”则很少见于记载，连朱察卿写得很详细的《露香园记》中都没有提到，只在顾斗英《小庵罗集》一首诗的题目中见到过一个相似的名称：《元旦饮伯兄青壁斋》：“生遇清时岂避秦，武陵烟树自成邻。窗中雨浣嵇林润，池上春回谢草新。握闪五珠来夜色，庭芳片玉点寒鳞。年华自笼须如戟，犹作屠苏第一人。”这里的“青壁斋”很可能就是绣印上的“青碧斋”，究竟谁对谁错，单凭这一条记载无从考证；而“青壁(碧)斋”到底是在露香园内，还是在它外面，也有两种可能。但是根据顾斗英《小庵罗集》《送伯兄移居露香园》一诗，此时他的兄长顾箕英可能已移居露香园，而诗中又出现了“武陵”两字，这是顾氏的地望，且诗中描绘的情景与露香园也颇为相似：烟雨迷蒙，草木丰盛，竹林掩映，池水盈盈，因此，“青壁(碧)斋”很可能就是露香园中顾箕英的会客场所。

　　此外，组合音还有“露香园”与“虎头”；“孝晋山房”朱文椭圆印、“青碧斋”朱文圆印与“虎头”白文方印；“针仙”朱文圆印与“虎头”白文方印；“露香园绣”朱文圆印与“虎头后裔”白文方印；“露香园”朱文圆印与“青碧斋”朱文方印；“静观”朱文椭圆印、“露香园”朱文圆印与“青碧斋”朱文方印；“青碧斋”朱文椭圆印、“露香园”朱文圆印与“永顺图书”朱文方印；“露香园”朱文圆印与“永顺顾记”朱文方印；“针仙”与“露香园”朱文方印；“静观”朱文椭圆印、“露香园”与“申江居士”朱文方印。

　　顾绣绣印是辨识顾绣的标准，但不是唯一的。因为绣印可以仿制，也可以后加。笔者曾经看到过一款“皇明顾绣”，绣在花卉的册页上，虽然也是方印，但绣迹潦草，绣线疏松，而且排列次序也不对。观该册顾绣风格，应该属于清代晚期的绣品，那么这个“皇明顾绣”就或是伪款，或是仿制品。另外，也见过“韩氏女红”绣得不那么周到的款，或字体有别，或颜色有异，至于要说款也有不同的绣法和针法，那只有仔细研究过真迹者，才会得到的真知。

　　事物总是有两个方面，就像有款的不一定是顾绣一样，有些没款的却是顾绣。如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花鸟人物册》和《花鸟册》，上面都没有顾绣绣印，但历来都把它们归于顾绣。是前人搞错了吗？否也。这两套册页从题材到针法都是与韩希孟一派的顾绣风格极其相似的，更何况《花鸟人物册》上有刘正宗于清顺治庚寅(1650年)为胶侯先生作的题跋。这一年距韩希孟在《花卉虫鱼册·藻虾》上的落款“辛巳桂月”(明崇祯十四年，即1641年)才相差9年时间，试想：这段时间除了顾绣，还有哪个绣种也绣同样题材同样风格的作品呢？至于为什么是顾绣而不落款，可能有更复杂的原因，就如同顾绣在明末清初繁盛了几十年时间突然沉寂一样。■

　　(本文发表有删节，全文刊载于上海博物馆《顾绣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