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复旦红画笔

文革初期，复旦“红画笔”成员在校内绘制宣传画

　　复旦“红画笔”是“文革”的产物，队员彼此观点各异，但相处之间没有因此发生冲突和争执。当年的“红画笔”成员认为，自己卷入了“文革”，用画笔表达观点，为政治所利用。但是因为都是单纯的青年学生，稍具美术才能，在以后的人生中， 绝大多数在专业上努力上进，很多人成了教授和企业领导，各自取得了不同的成就……

　　金大陆、陈磊 整理

　　复旦“红画笔”的前身是“文革”前复旦学生会下面的组织校美工队中的一些人。1966年底，校党委倒台，保守派解散，多数人成为逍遥派。复旦三大造反派大联合，成立新复旦，“红画笔”便是大联合的产物。“红画笔”队员彼此观点各异，但相处之间没有因此发生冲突和争执。组织本身也比较松散，人员进出频繁，多数队员和“红画笔”组织之间若即若离。当年的“红画笔”成员认为，自己卷入了“文革”，用画笔表达观点，为政治所利用。但是因为都是单纯的青年学生，稍具美术才能，在以后的人生中， 绝大多数在专业上努力上进，很多人成了教授和企业领导，各自取得了不同的成就……

　　复旦“红画笔”的成立

　　“红画笔”的前身是“文革”前校美工队的一些人，有中文系、物理一系、二系，历史系，数学系等各届的同学，校美工队是学生会下面的一个组织。

　　“文革”前的校美工队队长是赵志祥。当时美工队主要出黑板报，有时也办画展，举行美术欣赏活动。当时各系也有自己的美工队，比较突出的如物理系美工队，由总支和系学生会组建。物理系美工队的队长就是邱励欧，柯国庆记得邱曾经带队在当时的校长楼(四幢楼)及校门等地方一起画水彩写生等等。后由李瑞镛(1970年毕业离开)、柯国庆(留校)相继担任队长(李、柯曾是校宣传部门的摄影人员)。这也是物理系参加校“红画笔”的人数比较多的原因。

　　1966年“文革”开始后，学生分成保守、造反两大派， 各派都有美工队。柯国庆回忆，起初参加了班内保守派“大队部”，大队部也有美工队，但很少有活动。韩德银、邱励欧则发出成立“红色画笔造反队”的宣言，这是属于红三司、东方红一派的。红革会则有“千钧笔”，由化学系研究生陶凤岗等人组成，以化学系和外文系学生为主，规模比较小。韩德银说：在这个时候参加造反派是有风险的，复旦每年毕业前都会抓出“反动”学生。

　　据钱定平回忆，1966年8月，他对大队部的做法不满，看到校内“红画笔”在招募人员，于是就去十号楼美工队办公室应征。当时邱正在画一幅“毛泽东指挥我们前进”的大宣传画。钱表明来意后邱励欧要求钱继续画下去，就此加入“红画笔”。钱定平还记得当时“红画笔”的队长是韩德银。再据邱励欧回忆，另外中文系研究生雷群明则有漫画小报《磨镜》，并不在上述几派之中。

　　1966年11月，学校造反派搜查“黑材料”，包围了校档案馆。柯国庆回忆：“本人在现场被推搡，气愤之下拿起画笔在大字报栏画了一幅大型宣传画： 画中有一保守派红卫兵和一工人赤卫队员，头缠带血绷带，携手并肩， 标题大字： ‘头可断， 血可流， 党和国家机密不可丢！’以画笔表达观点。围观者众，还有不少小字报跟贴，号称：‘戳一枪’。内容反对居多，其中同系美工队友邱励欧写： ‘你的立场错了！！’当时同学之间有不同观点激烈辩论，在复旦校园到处可见。复旦主干道两旁大字报栏热闹非凡，常有上海居民拥入观看，一时人山人海，有‘南京路’之称。”

　　1966年底，校党委倒台，保守派解散，多数人成为逍遥派。复旦三大造反派大联合， 成立新复旦，“红画笔”便是大联合的产物。徐渊、柯国庆等在大字报栏前现场作大型宣传画祝贺。大多数物理系美工队员此时进入“红画笔”。“红画笔”队员来自不同的学生组织，彼此观点各异，但相处之间没有因此发生冲突和争执。组织本身也比较松散，人员进出频繁，多数队员和“红画笔”组织之间若即若离。

　　漫画与宣传画

　　1966年底，“批判杨西光漫画展”是当时上海比较重要的一个活动，展览地址就在南京西路的上海美术馆。因内容集中在复旦的当权派身上，复旦红卫兵的漫画作品就占据了整个展馆的一楼，以及二楼的一部分，当然主要是“红画笔”成员画的。记得当时展览会上有一幅画叫“披着羊皮的狼”。大家说：展览会开幕的第一天，美术馆里还一度出现参观者之间的大辩论。

　　1966年底造反派的目标巳指对着曹荻秋和陈丕显，“红画笔”自然集中批判复旦的一把手杨西光了。当时大家讨论要把杨西光画成什么样子呢？决定要在脸上画出麻子，还有人来涂脂抹粉，反正要有狼狈的样子等，所以大多数的画是以丑化杨西光为主的，也有一些涉及曹荻秋和陈丕显的漫画。大家晚上睡在展览馆，白天接待参观者，学校还为大家提供了免费的宵夜。

　　当时漫画很流行，学校里可以看到很多由戏剧学院舞美系流传出来的漫画传单，绘画技巧比较突出，整本的漫画传单在“红画笔”内部也流传。“红画笔”受到题材和技巧的启发，也在校内搞过画展。大家说学校里曾贴出很多关于打倒杨西光的漫画，当时做这些事已经没有风险了。复旦送出去参加画展的作品还有个人署名的。除了杨西光外，所办画展中已经有关于隐晦地“打倒刘少奇”的漫画了。韩德银记得当时油印的“群丑图”也在复旦流传。

　　1967年夏天，复旦开始建造毛主席大型雕像。邱励欧、 柯国庆、吴性良等回忆：当时组建了以陶凤岗为首的毛主席塑像建设委员会(简称“塑建会”)，主要人员有原校长办公室的喻蘅，物理系的柯国庆，化学系的吴性良、胡为华、顾仁杰，外文系的夏平等，他们参加了塑像总体设计，塑像选定、放大及放大泥塑的准备和塑造、翻模，塑像的钢筋混凝土浇注及塑像的表面处理的全过程。此过程中复旦塑建会主要成员多次赴位于文化广场边上的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油雕室)，邀请了专业美术工作者赵志荣、毛崇德、应芊芊、康金福前来合作指导，雕塑期间赵志荣、毛崇德住在复旦八舍，工作的时间最久。当时，集近10座塑像小样放在复旦“南京路”上征求全校师生意见，并将风雨操场用作泥塑大像的工作场地，边上的原体育教研组用房用作当时塑建会的办公室。放大泥塑的工作，由赵志荣承担了毛像头部的塑造，毛崇德、应芊芊负责塑像全身的塑造和指导。放大泥塑的石膏模型翻制请来了生物系标本室的负责指导。塑像工程涉及的基建方面的设计由复旦木工场地钟工程师出图纸，钢筋混凝土浇注施工由复旦木工厂宫松山负责指挥。而“红画笔”的部分成员在整个塑像建造中担任助手。在塑像建造的不同阶段，复旦的许多学生和老师，短时的或较长时间的都自发地来参加塑像的工作，不同程度地参与过造像活动。此外，还有许多单位建造毛主席塑像的人员都来过现场。

　　1968年8月，工宣队进校后，成立“革委会”政宣组，下设复旦战报、 红画笔、广播台、文艺小分队等组织。“红画笔”的日常工作和活动，便是布置群众大会会场、绘制校园大幅宣传画、刷大标语等。当时只要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下达，“红画笔”成员就会带上浆糊桶、扫帚、骑着自行车到人民广场、老北站、汽车一场等地方去刷标语。这一时期，“红画笔”成员还去上海工厂、农村、部队等单位绘制大型宣传画，其中以画毛像为主。

　　军宣队在复旦时，校内曾办过两次画展，一次是纪念毛泽东、林彪在井冈山的画展。韩德银记得是在图书馆二楼举办的。另一次是在清理阶级队伍时举办的，徐宏宏记得当时“红画笔”成员都有一身用相辉堂的幕布制成的工作服。

　　由于经常要绘制大型宣传画，受到场地的限制，“红画笔”的活动地点多次搬迁。最初在第十宿舍的老的学生俱乐部，即老工会楼(现已拆除)。后来搬到当时的电话总机小楼，现在的燕园日本中心原址，边上是“小桥流水”，靠近四幢楼的校机关办公地点。柯国庆说，该楼底层大厅宽敞便于作画，且环境安静，距离学生宿舍和食堂都比较远，“颇有世外桃源的感觉”。

　　“红画笔”的成员基本都是青年学生，思想单纯，在当时的环境下，很多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受到冲击和排挤，不少人提到加入“红画笔”，在其中找到了安身之地。钱定平说加入“红画笔”以后，觉得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地方，就开始每天画宣传画，没有什么特殊的针对性。王海峰回忆自己“文革”开始以后很迷茫，也受到歧视，加入“红画笔”视之为避风港。韩德银也表示同感，所以努力参与塑造毛像等活动，生怕会受到迫害，表现得格外积极。

　　“红画笔”队伍内没有太多的利益竞争。柯国庆特别提出一件事：“一次半夜来了‘最新指示’， 队员马上出动，拎上浆糊桶顶着夜风， 骑自行车去老北站和人民广场刷大标语。有位老队员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误写成‘无寿无疆’，一时并无发觉。直到贴完标语，其他人复读才发现问题，幸亏半夜人迹稀少，马上撕下用白纸复贴改正。那位老队员一时惊吓得冷汗直冒，此后大家都小心加倍。事后没有出现告密者，大家也相安无事。要知道当时的复旦校园里发生多起对待毛像的无意识行为，被打成‘反革命’批斗。百年校庆时老队员聚会提起此事，大家又调侃了一番。”

　　总之，“红画笔”组织就是以绘画为主，成员之间关系都比较和谐。

　　“红画笔”的尾声

　　1968年夏天以后，由于外部政治和社会环境的改变，老队员相继毕业离校，“红画笔”也开始发生一些变化。据柯国庆说，68届毕业分配前，小楼人丁兴旺，逍遥派学生也会来串门。其时，学生队友之间私下交流常有西方绘画及经典文学作品等。所以，“红画笔”内有“裴多菲俱乐部”的自嘲。当然，这一切又都是在红色宣传的大旗帜下悄悄进行的。这在当时难以想象，“红画笔”似乎是一块世外桃源。

　　但它确实在复旦校园存在，让这一小群青年学子暂时安身，躲避开社会的急风暴雨。符珠华回忆： 在复旦6年大学生活中，在“红画笔”的日子，是一段真正值得回忆的美好时光！在打砸抢、尔虞我诈和争斗成风的“文革”中，“红画笔”内可称之为“一片净土”！成员间的融洽和睦，是至今都令人十分怀念和珍惜的。

　　到1970年夏天，校内只剩下69、70届学生没有毕业了，“红画笔”成员仅10人左右，以理科生为主：物理系蔡传勋(队长)、柯国庆、李渭清(女)、符珠华(女)，数学系李应华、杨一川，化学系徐宏宏(女)、刘中振，新闻系张家厚、秦绍德等。1970年大学搞厂校结合，69、70届毕业前，物理系办四一工厂，需要暂时留部分学生搞教育革命，校政宣组同时提出名单留人。“红画笔”成员中有柯国庆、李应华、张家厚等留校。他们的人事编制在系里，学校政宣工作有需要即随时参加。这个时候，“红画笔”已经名存实亡。但一直到1976年，“红画笔”仍然归属学校“革委会”政宣组领导。

　　当年的“红画笔”成员认为，自己卷入了“文革”，用画笔表达观点，为政治所利用。 但是因为都是单纯的青年学生，稍具美术才能，在以后的人生中， 绝大多数在专业上努力上进，很多人成了教授和企业领导，各自取得了不同的成就，如徐渊还出版了个人画集。邱励欧指出，“红画笔大多数成员在动荡的大时代里， 做了一个正直的人，无愧于历史。”■

　　(本文根据座谈整理，文中所有图片由李瑞镛、柯国庆拍摄并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