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博物馆记录人性尊严

　　本报记者 李北辰 北京报道

　　如果不依靠导航，你很难找到皮村。

　　它位于北京五环和六环之间，朝阳、通州和顺义三区交界，首都机场航线正下方。每隔六七分钟，就会有飞机轰鸣而过。对初到皮村者而言，看飞机在低空中翱翔，是种新奇的体验，但皮村居民早已不会在飞机上停留一眼，他们大多是来自河南、河北、四川等地的打工者，因房租低廉，寄居于此，头顶的飞机与他们无关。

　　事实上，如果没有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皮村不会吸引更多的初访者。不大的博物馆藏在一间院子里，由破厂房改造而成。在一些人看来，它的展品不太值得摆在玻璃(1304,-11.00, -0.84%)柜里：暂住证、就业证、工资单、劳动合同、工伤证明、生活用品、工作服、劳动工具、欠条、政策文件……“尊严是每一个人最基本的价值意义，博物馆希望让人们看到劳动者的尊严。”博物馆创办人孙恒告诉记者，他喜欢谈论尊严。

　　特殊的展品

　　2008年5月1日，在香港乐施会帮助下，这家民间公益性质的博物馆正式开馆。“博物馆大概一千多件藏品，大部分是工友们的捐赠。”博物馆馆长许多向《华夏时报》记者介绍。

　　这里的展品与现实很近，因为它就是现实：一双在富士康工作的打工者跳楼后散落的夹趾拖鞋；一张月收入1600多元的工资条，只是其中大部分是加班131个小时换来的；广东一位女工的工卡，正面是照片，背面是冰冷的汉字——“上班时间不准上厕所”；一个女工在工作时造成10级手部残疾，另一位女工把她的手画了下来；一个烤羊肉串的炉子，曾被没收，又被主人花200元赎了回来，捐给了博物馆；多种颜色的打工学校的校服，打工者的随迁子女会有好几身校服，搬家就要换学校，有个孩子在北京生活3年，搬了20次家。

　　博物馆的到访者，都会在一张玻璃柜旁停下脚步，那里展示着各省市、各种版本的暂住证，不远处是一张年轻人的笑脸，那是孙志刚流传甚广的一张照片。“孙志刚事件对我影响很大。”孙恒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

　　尽管1949年以后，迁徙自由曾一度写入《宪法》，却很快名存实亡，1975年更是从《宪法》中消失。“暂住”二字，也成为外来人口的梦魇。

　　2003年的一个晚上，湖北青年孙志刚因无暂住证被收容，后遭毒打致死。此事经媒体曝光，促使国务院出台了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终结了收容遣送制度的黑色历史。

　　孙恒在2002年因没带暂住证而收到的50元罚款单，也陈列在博物馆中。

　　更有尊严的生活

　　37岁的孙恒，曾是河南开封一名音乐老师，这意味着他可能一辈子都是一名音乐老师。1998年，孙恒厌倦了一成不变的生活，不顾父母强烈反对，选择辞职。带着母亲的一句“滚吧”和家里最破的被子，孙恒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成为北漂。

　　在北京，孙恒的第一份工作是当搬运工，每月收入300元。此后他换过十多种临时工：推销员、送水、发小广告、去酒吧唱歌……这让他对未来深感迷茫，他决定离开北京，去外地卖唱，也结识了不同的打工者。

　　1999年的一天，在一个工地，孙恒遇到一位叫彪哥的建筑工人。在与他相处的3天中，彪哥不发一言，第三天晚上，孙恒为工地的工友们唱歌，彪哥听完，把孙恒拉过来，伸出粗糙的手：“兄弟，我羡慕你有个好嗓子，我只有这双手，我要靠它养活一家老小。我累的时候就喝酒，想家。我想不明白，是我们用血汗建起了城里的大街和桥梁，为什么还是被人看不起？”后来，孙恒写了一首叫《彪哥》的歌，在打工群体中广为传唱。

　　2002年，孙恒与许多人成立了新工人艺术团，为各地工友免费演出。“没有舞台，工地上找块地就是舞台。没有灯光，工友们就把探照灯打开。没有麦克风架子，就把钢筋棍拔起来一插，麦克风一绑。”

　　这让孙恒有了归属感，也开始重新审视包括自己在内的打工群体。“新工人群体用自己的双手和血汗，已经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其实也是改变了世界的历史，但他们的贡献还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甚至不承认我们是工人，还在称为农民工。”孙恒说。

　　王小波曾说：你在认识的人面前被当成一个人看，被尊重，但在一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就可能会被当成东西对待，我想在任何地方都被当成人，不是东西，这就是尊严。

　　然而离开村庄的打工者，与尊严相差甚远。“如果一个劳动者靠自己的劳动却拿不到工钱，这是没有尊严的；如果受了工伤却去不了医院，这是没有尊严的。劳有所获，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学有所教，这是让一个人有尊严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孙恒说。

　　崔永元曾给博物馆留言：“每一个现代化城市，都是一座打工博物馆。”过去30年，中国有几亿人离开村庄，迁入城市。美国华裔作家张彤禾在《打工女孩》一书中写道：“是自尊，而非恐惧，让他们留在城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