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史记》还早的南越国木简

南越国木简 秦汉简文字形对比 南越国木简出土现场

　　李灶新

　　木简和竹简是纸被发明和推广之前的主要书写材料，由于缺乏耐久性，难以保存和流传下来，直到20世纪初开始才被世人发现和认识。目前我国发现的木简和竹简主要分布在新疆、甘肃、内蒙古等极度干燥的沙漠地区和湖南、湖北等地下水较丰富的长江流域地区。简的数量已超过二十万片，内容包括行政文书、帐簿、名籍，还有检、封等标识和标签。木简和竹简是记录当时社会状况的第一手资料，拥有其他文献资料所不具备的多维信息，是研究古代史必不可少的资料。2004年，深埋在地下两千多年的南越国木简破土而出，它的发现不仅填补了岭南地区简牍考古的空白，改写了广东无简牍的历史，还极大地扩展了南越国史的研究范围，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渗水井内有乾坤

　　2004年底，考古人员在南越国宫苑遗址西北处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一口南越国时期的井(编号J264)。该井构造特别，与常见的食水井不同，井圈上半部用弧扇形砖砌筑，下半部则用陶制圆形井圈叠砌。在井圈的东、西两侧还特意留出一个缺口，外面与木质水槽(已朽)相连接。井圈的北壁也有一个缺口，外面连接陶制地下管道，其中北面缺口比东、西缺口低下约10多厘米。从结构判断，该井应该是一个用来沉淀泥沙的渗水井，井圈东、西两个缺口是用来收集地面生活污水和雨水的进水口，水中的泥沙经过沉淀后，污水再通过北侧的陶管道排出宫外。这令考古人员多少有点失望，因为根据以往的发掘经验，这类渗水井内大多是一些淤泥和人们食后弃置的果核、骨头等，一般不会有什么重要发现。

　　发掘按常进行，从井口往下2.3米是该井废弃后形成的瓦砾和红烧土堆积。从2.3米以下是淤土，土中包含大量的果核、种籽、树叶和动物骨骼等，数量惊人。后经浮选检测，共分出有甜瓜、冬瓜、葫芦科、荔枝、杨梅、葡萄、罗浮柿、枣、南酸枣、乌榄、杜英、君迁子、楝、山鸡椒、紫苏等40多个不同的植物种类，11种动物骨骼等。这在秦汉考古史上极为罕见，对研究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物候农业的发展、南越国宫苑生态环境以及当时人们的饮食生活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比如，关于冬瓜的起源学术界有争论，一是认为起源于中国的汉代，但缺乏物证资料；二是认为起源于印度的6－8世纪。冬瓜种籽的出土，确认冬瓜最早起源于秦汉时期的岭南地区。又如葡萄，史学界认为是张骞出使西域后从陆上传入我国的。而南越国宫苑出土的葡萄，很可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

　　更令人振奋的是在清理至近井底部时，意外发现一些木片上墨书有文字，通过初步清洗判断，原来这些写有文字的木片居然是木简，这可是岭南第一次在遗址中发现木简，意义重大！由于井下空间狭窄，派人下井清理不但困难，也会对木简造成伤害。经过集思广益，考古人员决定在井旁挖一个深坑，把埋藏有木简的最底一节井圈整取上来地面再进行清理。这样既保护了木简，也保护了遗迹，可谓两全其美。

　　经清洗确认，井内共出土整简和残简100多枚，均为木质，共有文字达1000多字。其中完整的木简长25厘米、宽1.7－2.4厘米、厚0.1－0.2厘米。绝大多数简只有一行文书，只有一枚简是两行半文字的。简文均墨书，完整的木简一般以 12 字左右居多，最多的23字，最少的3字。清洗时木简上未见有编连的痕迹，从内容看大多为一事一记的单简。木简上的文字具有明显的隶书意味，总体书写风格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竹简、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十分接近，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有一定区别，具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

　　简文讲述的王国历史

　　渗水井内出土的木简记载着南越国当年的政治、生产、生活和王宫管理制度等方方面面。通过对简文进行仔细的释读，两千年前王国的历史画面鲜活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宫苑种枣

　　在出土的南越国木简当中，有3枚关于种植枣树的记载。第68号简：“壶枣一木 第九十四 实九百八十六枚”；第69号简：“壶枣一木 第百实三百二十五枚”；第90号简：“高平甘枣一木 第卌三 实□百廿八枚”。

　　从简文来看，当时宫苑内至少种植有两种枣树，其中一种是壶枣。我国最早的词典——《尔雅·释木》有关于壶枣的记载，郭璞作这样的解注：“今江东呼枣大而锐上者为壶，壶犹瓠也。”邢昺也解释为：“壶枣者，枣形似壶也。”也就是一种上小下大壶状的枣。今天山西省太谷县当地有一种枣叫壶瓶枣，它的果实大，以形似“壶”状而得名。太谷的壶瓶枣以其个大、皮薄、肉厚、味甜和极具滋补功能而闻名，是山西十大名枣之一。

　　另一种枣是高平甘枣。高平，地名，《史记·赵世家》正义引《括地志》说：“高平故城在怀州河阳县西四十里。”其地在今天河南沁阳县。高平甘枣是指味道甘甜的高平特产枣。                                                 

　　当年的南越王宫苑内种植有大量的枣树，而且每棵枣树均做了编号，每年结了多少果实也都要登记在册，而且精确到颗，好像为枣树建立的“身份证”，可见管理非常严格，说明这些枣树十分珍贵。

　　枣为鼠李科枣属落叶灌木或小乔木，耐干旱，主要分布于我国北方地区。由于气候的原因，岭南地区并不适宜枣树的生长，所以枣树在岭南地区极为罕见，为什么南越王的宫苑内却种植这么多枣树呢？

　　南越王赵佗原是秦始皇派出统一岭南的将领。秦朝末年，中原地区爆发农民起义，天下大乱，赵佗为保护岭南地区免受起义军的侵扰，据有岭南的南海、桂林、象郡建立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赵佗祖籍原是河北真定，那里是盛产枣的地方。他称王之后，身在异乡，常常想念家乡的枣。为了聊慰思乡之苦，他命人从河北老家把枣树移植到宫苑内，并严格管理，不仅为每一棵枣树编号，还把每棵枣树所结的果实数量也一一记录在册，可见他对这些枣树的珍爱之情。

　　全民捕鼠

　　在南越国的木简中，有3枚是记载捕捉老鼠的。第105号简“大奴虖 不得鼠 当笞五十”；第110号简：“陵 得鼠三 当笞廿”；第107号简：“□則等十二人 得鼠 中員 不当笞”。

　　大奴，《汉书·昌邑哀王刘髆传》颜师古注：“凡言大奴者，谓奴之尤长大者也。”意即年纪较大的奴隶。虖，人名。

　　这3枚简均提到捕捉老鼠，说明当时南越国鼠患十分严重，需要动员人手捉老鼠，上演了“人鼠大战”。鼠患不但致使农作物失收，还会引发传染病致人死亡，其危害非常严重。为了灭鼠，保证农作物收成，南越国不得不下令，号召全民捕鼠。

　　从第105号简“大奴虖，不得鼠，当笞五十”、第110号简“陵得鼠三，当笞廿”推知，当时还规定每个国人的捕鼠数额任务是五只，少捉一只要笞打十下。笞，是古代用竹板或荆条抽打脊背或臀部的一种刑罚。南越国木简中提到用笞刑的共有七处，可见当时笞刑十分盛行。奴隶阿虖可能因为年纪太大了行动不便，一只老鼠也没有捉到，结果被“笞五十”。阿陵只捕捉到三只老鼠，还差两只，所以“笞廿”。阿则等十二人捉够了老鼠，完成任务，因此“不当笞”。

　　岭南地区江河众多，气候湿热，土地肥沃，十分适合农作物生长。从广西罗泊湾汉墓和广州汉墓均出土有炭化的稻谷，以及南越王墓出土上百只禾花雀的骸骨，可知道南越国时期的稻作农业已十分发达。这三支关于捕捉老鼠的木简，也折射出当时南越国农业发达，容易引发鼠患。

　　皇帝的近身侍卫                                                             

　　第91号简：“张成故公主诞舍人 廿六年七月属 将常使□□上蕃禺人。”

　　《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皇帝的女儿叫公主，地位相当于诸侯王。她们以列侯为婚，有自己的官署，置有家令、门尉等职官。本简文“诞”为南越王赵佗之女，称为公主，正好与《史记·南越列传》所记赵佗称帝相吻合。舍人，私属官号，相当于今天的亲信。“使”通“侍”，“常使”即秦汉职官中的“常侍”，是皇帝近身侍卫。简文大意是：公主赵诞的原舍人张成于廿六年七月嘱托供养常使某，他是番禺人。

　　有意思的是，赵佗的近身侍卫不是汉人而是番禺本地的越人。赵佗是从中原南下的汉人，年青时奉秦始皇之命率军平定岭南。公元前203年，赵佗建立南越国，自立为南越武王。赵佗治理南越国期间，积极推行“和辑百越”、“汉越一家”的民族政策，尊重百越民族的风俗习惯，倡导汉越通婚。赵佗上文帝书时还自称是蛮夷大长老，平常穿着越人服装，学习越人生活习俗，连自己的近身侍卫都是越人，可见当时汉族和百越少数民族的相处十分融合。

　　比《史记》还早的历史资料

　　从传世的文献资料看，目前所见的最早记载南越国历史的资料有《淮南子·人间训》和《史记·南越列传》。《淮南子》是淮南王刘安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献给汉武帝的诸子百家学说。《史记》的成书时间约在汉武帝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南越国木简中的第81、91、96号简均有“廿六年”纪年，这应是南越王即位的纪年而不是秦朝或汉朝皇帝的纪年。在南越国的五代王中，赵佗在位时间达67年，其他四位南越王在位时间都未超过26年。所以木简上的纪年，应该是“赵佗廿六年”，即公元前178年。因此这批木简的年代比《淮南子》要早近40年，比《史记》早80多年。从简的埋藏情况看，木简可能是当时在文件废弃后将其扔进井内的，是最原始的档案资料，也是最直接的第一手文献，是名副其实的王宫档案。《史记·南越列传》全文约2400字，记载的内容以政治斗争为主。南越国木简的文字虽然只1000多字，但记载的内容是《史记·南越列传》所不见的，大大扩展了南越国史及秦汉史的研究范围，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