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品见证清代厘金税制(图)

图一 图二 图三

　　与税务方面相关的老物件一直是笔者收藏的主项。不久前，由于工作之便，笔者征集到了三张清咸丰、同治时期的扬州(江都)征收“厘捐的税票单”。这三张“厘捐的税票单”分别是：咸丰十年的芦滩捐厘通知单(图一)，单上通知“张元铭”捐芦滩厘金，并注明用于接济军饷，盖有江都县朱印；第二张为同治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江都县抽“义行”铺店行九月份房租捐厘一千三百文(图二)，其为接济饷需；第三张为同治四年，扬州府江都县柴草捐“地课方荣”、“粮户张元荣”分别为“二两一八分四整”、“一千七百四十七文”捐厘(图三)，注明为接济军饷之用。

　　这三张“厘捐的税票单”中的厘金，是一种商业税，值百抽一，即1%为一厘，创行于清咸丰三年(1853)。厘金一经运行后，其立竿见影的聚敛手段，及时填充严重亏损的户部银库和各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于是，清政府迅速推广，一时各地厘局一拥而起，厘卡林立。

　　厘金的课税制度，是中国封建税制的一个怪胎。当时的厘金征收，清政府并没有统一的法度，各省自立政策，自定税额，各地除交一定数额报效中央政府，剩余部分由地方自由处置，而地方所得又不列为正式收入，各地官员营私舞弊，中饱私囊，屡见不鲜。且名目繁多，随意征设，上欺国家，下压商民，百姓视厘金如虎狼恶魔。如扬州的两淮盐税，一直是朝廷的主要财政收入之一。盐商由淮北票贩运盐时，五河为必经之处，在此设卡，每包(一百斤)抽厘五百文，运赴上游，正阳关为总汇，再设卡，每包仍抽厘五百文。每一引(四百斤)为四千文，折银三两二钱，而每引盐的正课税为一两五钱，厘金为正课的数倍。所以，一方面厘金的征收占国家和地方财政举足轻重的地位；另一方面，厘金无序的征收，又重创清代国家以及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把腐朽没落的清政府送上了死亡之路。故后人评价清代厘金的作用时说道：成也厘金、败也厘金。

　　而厘金产生的发源地，恰恰就在扬州。咸丰三年太平天国起义，席卷南方各省，遂定都南京，清政府形势危急，急调各省几十万大军，分驻江南、江北大营，围剿和镇压太平军。巨额的军饷需求，急需筹办。然而自太平军起事以来，清政府每年军饷开支已达1000万两，占全年岁入的三分之一。随着战事扩大，军费开支日趋庞大，同时太平军所占之地，清政府随之失去一块收入。清政府财政陷入空前危机。其时清政府委派刑部侍郎雷以诚在扬州帮办军务。因户部军饷未能接济，分摊各省协饷又一直不到。为急筹军饷，雷以诚于长江边上设局，对往来船只劝捐助饷，成效颇为显著。但劝捐毕竟是“劝”，并非长久之计，故采纳幕僚张江的建议，试行“捐厘之法”。开始试行时，既不称征厘，亦不称抽厘，而谓之“捐厘”，可谓煞费苦心。咸丰三年九月，雷以诚“始于仙女庙等镇创办厘捐”，劝谕各镇米行每米一石，捐钱五十文助饷，收入颇丰。不久改为劝厘，后又转变为征厘，厘金形态由此形成。

　　咸丰四年(1854)一月，雷以诚上奏《请扩大捐厘助饷疏》，请准在省内各州、县依行劝办，并建议将其推之其余大江南北各府、州、县，“于城市镇集之各大行铺户，照臣所拟捐厘章程，一律劝办，统俟军务告竣，再行停止。”

　　清政府准奏后，立即推广到其他地区。从咸丰三年，自江苏开始共设本局及分卡430余所，仅里下河一带就设有百余所。咸丰五年“江西设六十五局，湖北设四百八十余局卡”，湖南、四川等地纷纷效仿，咸丰六年，厘捐局扩展到奉天、新疆等地。短短几年，捐厘就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筹饷措施和渠道。而厘金的征收，并不是雷以诚所上奏为“统俟军务告竣，再行停止”的临时征收，而是一直伴随着清政府的灭亡。直到1924年国民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明确提出“费绝厘金”，1930年宣告废止。

　　厘金的征收，后演变成见货就征，不问巨细，一物数征。甚至数十征，名目繁多，无所不包，诸如：米捐、盐捐、茶卷、房捐、丝捐、棉花捐、铺捐、船捐、板厘捐、草捐、芦荡捐、落地捐、牙厘捐、赌捐、彩票捐、乐户捐等等，真正是无物不捐。笔者征集的这三张扬州(江都)“厘捐的税票单”，即可从中窥见一斑。

　　储怀明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