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川博物馆收藏大量抗战文物

左上图：建川博物馆中国壮士群雕广场竖立着现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二战题材雕塑群。

　　盛夏时节，旧式公馆林立的川西安仁小镇，绿树成荫，空气清新。这座曾经是刘湘、刘文辉等川系军阀发迹地的千年古镇，似乎与战争抑或战争记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在距离刘氏公馆数步之遥的古镇一角，便是汇聚了两万多件抗战文物的建川博物馆。今年“8·15”前夕，侵华日军罪行研讨会暨建川博物馆新征侵华日军罪证发布会在此举行，我们近距离探访了这座享誉海内外的“中国民间第一抗战纪念馆”。

　　历史在这里复活

　　“我们收藏的抗战文物中，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就有319件。”

　　Fragment of a Bomb That Hit Standard Oil Storages Shanghai－September 1937(轰炸标准石油公司仓库的弹片，1937年9月，上海)。

　　已经泛黄的纸片，牢牢地贴在弹壳碎片上，上面的文字无声地控诉着侵华日军的罪行。

　　“这可能是唯一一块能够确认是淞沪会战时日军的炮弹弹片。”馆长樊建川告诉记者，弹壳最初的保管人，是美国的希尔少校。抗战时期，他是美国的情报人员，在上海的美国标准石油公司上班，淞沪会战期间，日军一枚炮弹落在了他们公司。

　　这枚弹片，是7月27日建川博物馆向社会最新公布的侵华日军罪证之一。这一批公布的反映侵华日军罪证实物和文字资料有近500件(套)，其中不少是日军和日本当局制作和使用过的，从各个方面佐证了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对我国的殖民统治、资源掠夺等罪行。

　　这批承载着历史记忆的特殊文物，将于2015年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在建川博物馆“侵华日军罪行陈列馆”正式开馆时展出。此前，建川博物馆已经开放了5个抗战主题展览馆(中流砥柱馆、正面战场馆、川军抗战馆、飞虎奇兵馆和不屈战俘馆)和2个抗战主题广场(中国壮士群雕广场和中国抗战老兵手印广场)，形成了一个丰富的抗战纪念馆体系。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15’战败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达14年之久，犯下了累累罪行。目前，我们已收藏了两万余件抗日战争文物，涉及侵华日军的实物有9000多件，其中不少都是从日本征集过来的。”樊建川介绍说，“我们收藏的抗战文物中，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就有319件。”

　　更令人惊奇的是，建川博物馆其实是一家民间博物馆。

　　“收藏民族记忆不仅是政府的事情，民间也该担负起责任。”这位有过11年军龄的转业军人，当兵期间曾接受过新华社著名军事记者阎吾采访，其戍守北疆的事迹刊载于1978年10月14日解放军报。其经历充满传奇色彩：插过队、当过兵、教过书、从过政、经过商、写过书、搞收藏……自称“大馆奴”的樊建川说，为了建这座博物馆，他前后投入超过了20亿元。如今，建川博物馆已经成为国内民间资本投入最多、建设规模和展览面积最大、收藏内容最丰富的民间博物馆，而他本人则被称为“抗战文物民间收藏第一人”。

　　建川博物馆里有一句提示语：让文物说话。“文物是活着的历史。”看着自己收藏的一件件抗战文物，樊建川感慨不已，“面对这些抗战文物，任何企图否认日本侵华历史的谬论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眼界在这里拓展

　　“与主流抗战纪念馆形成合奏，让观众对历史的认知更加全面。”

　　建川博物馆收集的文物，往往从不同的侧面让人深化对战争、对历史的认识。

　　《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所属机关员役遣散清册》，里面记载了重庆大轰炸时，重庆市政当局专门负责掩埋尸体的埋尸队的名单，足足有800人之多。由此可以想见，当年日军对重庆的轰炸炸死了多少无辜平民。

　　参观建川博物馆，观众不仅对侵华日军罪行的认识有了深化，对中国参与抗战官兵的认识，也更为全面。

　　通往正面战场馆大厅的台阶两侧，是一排排遗像，气氛庄重而肃穆。

　　讲解员喻静告诉我们，在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大会战有22次，重要战斗1100余次，小规模战斗38000余次，牺牲的将军就有257位。其中不少人都有过与中国共产党军队作战的经历。

　　这样的人要不要在纪念馆里给其留一席之地？

　　“同样为国抗战，不能忘记他们。”樊建川下定决心。

　　如今，“全民族抗战”已成为全民共识，然而，在当初纪念馆开馆之际，樊建川还是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直到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活动上发表讲话，明确肯定了正面战场在抗战中的历史地位，他才大松一口气，甚至为自己的先行之举颇为得意。

　　战争的一个副产品，就是产生大量的战俘。但在人们的历史记忆中，这几乎是一个被遗忘的群体，他们绝大多数未留下姓名，甚至没有留下一个抽象的数字。

　　修建不屈战俘馆时，樊建川的想法很简单：躲在后方的人没有资格当战俘，只要没有变节，战俘一样是英雄，一样是胜利的奠基者。

　　该馆展示面积717平方米，通过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和文物，运用压抑的色彩和厚重的材料，形象真实地展示因弹尽粮绝而被俘的抗日将士的英勇不屈和悲惨遭遇。

　　“这样(战俘)的照片，布满整个纪念馆，或挂在墙上，或矗立在地上，或陈列在玻璃柜中，或悬挂在墙顶。它们如同群鸟，密集如云，用自己的羽翼遮挡住天空中的风雨，给我们的今天一片阴凉和安宁。”这是作家肖复兴在参观不屈战俘馆后写下的文字。

　　对于自己的创意，樊建川颇为得意：我不是要与主流抗战纪念馆抢风头，而是要与它们形成一种合奏，让观众对历史的认知更加全面。

　　——飞虎奇兵馆，是为纪念抗战时期盟军对华的援助，特别是著名的美国飞虎队而建。建筑外形酷似一艘军舰航行在水中，象征着来自太平洋彼岸援助中国的飞虎奇兵。

　　——川军抗战馆，是为在抗战中作出巨大贡献的四川军民而建，突出表现了30万川军出川抗战的历史。川军曾经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但在投身于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投身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捍卫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时，他们才真正体会到了一个军人的使命和荣誉！四川军阀刘湘曾言：“我们去为民族而战，我们要用血洗清我们过去不干净的东西，让我们得到新生。”

　　和平在这里召唤

　　“用炮弹壳制作的和平鸽，是会飞起来的。”

　　1957年出生的樊建川，人生经历有过多次身份转换。但在诸多身份里，樊建川最认可的还是“当兵的人”。在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他的书法“不怕苦，不怕冤，不怕死，不贪财，崇尚荣誉，巴不得战死沙场”。

　　日本侵华战争的性质早已盖棺定论，但日本总有那么一部分人，不承认侵华历史，甚至篡改历史，为战争罪人鸣冤招魂。

　　“虽然身处和平年代，但我们的抗战之路仍在继续。”樊建川说，“我们既要理直气壮地驳斥否认侵华罪行的言论，更应该把事实摆出来。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我们要让日本右翼分子在这些具体的证据面前低头认罪。”

　　由此，樊建川收藏抗战文物从爱好变成了责任。他的理念与执著感动了很多人，许多单位和个人将珍藏多年的文物捐献出来——

　　聂荣臻元帅的女儿聂力中将，把聂荣臻抗战时期用的一个皮包捐了出来；新西兰艾黎基金会发起人加思，主动将路易·艾黎参加支持中国抗战的文物捐了出来；美籍华人陈守仁捐出了日军向盟军投降时密苏里战列舰上的三号锅炉铭牌……

　　尽管如此，樊建川想得更多的，还是如何延续中日两国之间的和平。“为了和平，收藏战争”成为博物馆的一个口号。而他自己则坚信，“用炮弹壳制作的和平鸽，是会飞起来的。”

　　樊建川的话，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应验——

　　日军侵华老兵盐谷保芳，在生命的最后20多年里，坚持每年到中国来谢罪，并捐赠了一大批当年侵华日军文物：地图、日记、照片、望远镜、信号旗等等，有不少都是他自己收集购买的。

　　日本著名建筑设计师矶崎新，听说樊建川要建侵华日军罪行馆，主动说“不要钱我也干”。如今，由他设计的占地3500平方米的侵华日军罪行馆已竣工。这位巴塞罗那奥运会体育馆、美国迪斯尼总部大楼、德国慕尼黑近代美术馆等场馆的设计师，为此还收到了日本右翼的恐吓信：你是日本人的骄傲，为什么要给中国人设计抗日战争纪念馆，而且是设计侵华日军罪行馆？矶崎新则坦荡回应：“从前，两国人民都是受害者。今后若有好的未来，需从理解开始，理解来自沟通，博物馆就是沉默的沟通使者。”

　　建川博物馆的入口处，是一座耸立的碉堡，一名战士站在碉堡上，手里高举着一支步枪，这是被我军攻陷的位于天津北塘镇北塘大桥的一座日军碉堡。当时，这座巨大的水泥钢筋坨子被切成十几块，分装在卡车上运回建川博物馆。回望这个碉堡，记者似乎体悟到了其独特的蕴意——

　　当年侵略者盘踞的碉堡被打烂了，已经成为一片废墟。而在这片废墟上生长起来的绿树、鲜花，则象征着中日和平的召唤。

　　左上图：建川博物馆中国壮士群雕广场竖立着现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二战题材雕塑群。

　　图片由建川博物馆提供

　　■本报记者 丁增义 吕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