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联德的十里洋场繁华梦：图像革命启美智

伍联德 著名女演员黄柳霜登上《良友》画报封面。 《良友》画报创刊号封面，摩登女郎——电影女明星胡蝶首度登场

　　1936年11月，美国《生活》杂志横空出世，气势如虹，宣称“1936年以前，从未有过一本大型的、以图片为主的、大众化而又便宜的刊物”，自此风行。事实上，在太平洋彼岸，绾毂南北的上海，于1926年就已经拥有一本这样性质的综合性画报，其名为《良友》。

　　上世纪20年代的十里洋场，经济繁荣，思潮勃发，成为出版机构云集的文化中心。于1926年2月15日在上海北四川路851号创刊的《良友》画报，是九开本形式，道林纸铜版印刷，封面是摩登女郎、著名影星胡蝶的套色照片，售价小洋一角(约等于大洋八折)。当年，这样轻巧、清新的画报形式在文化荟萃的上海也属罕见。初版三千的《良友》，在短短两三天内售罄，而后在国外也竞相传阅，这般盛况，离不开幕后功臣、创办人伍联德的努力。

　　《良友》画报是伍联德用心血铸造的“金字招牌”，他毕生都与《良友》及其“出版育民，印刷富国”的人文理想厮守，呕心沥血。伍联德对于美术的特殊理解、敏锐知觉和卓越视野，造就其不凡的眼光和见地。他认为“图画”的传播有着惊人的效用，不可轻视。伍联德曾说过：“宣扬之道，文字之功固大，图画之效尤伟，盖文字艰深，难以索解；图画显明，易于认识故也”，“窃以为在文化落后之我国，藉图画作普及教育之工作，致为适宜。”这样的理念，促使伍联德挖掘“图画”，即影像的力量，创办了以图画为主，内容包罗万象的《良友》画报，让世态万象在此留下生动的印记。

　　《良友》总共出版发行172期，附加两个特刊，跨越了五四新文学时期以来所历经的文化变革时期，聚集了不同时期的文人群体。《良友》关注时事，以历史感为支撑和情怀，同时在社会生活、艺术文化、科学知识、影视体育等方面找到巧妙的契合点。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间，《良友》在中国画报史和美术史上已经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领图像刊物之先的佼佼者”。当时的《申报》主笔黄天鹏曾形容《良友》为画报开启新纪元。文学史家阿英认为在现存的画报中，富有历史价值的无过于《良友》。环顾当年种种报刊，《良友》的形式和内容，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先驱翘楚。它在新闻题材之外独运匠心，尽揽政界、文化界；官方与民间的丰富素材，以图片和文字相结合的形式，拓展了画报的丰富内涵，无疑是当年上海文化的出色代表。正如著名学者李辉所说：“新闻早已变为陈迹，照片却日显其新。这便是画报的优势，而《良友》更将之发挥到极致。”

　　人文《良友》

　　创办画报以期“出版育民”

　　《良友》画报的沧桑历史离不开一个新锐青年，他就是伍联德。1900年，伍联德出生于广东台山，早年生活窘迫，父亲伍礼芬在美国纽约唐人街靠给人洗衣谋生，汇钱回来接济妻儿。在岭南大学读书之时，伍联德曾在图书馆出口无意看到鲜见于世的彩色印刷品，让他对印刷王国产生了由衷的向往。为此，年纪轻轻的伍联德没有遵循父亲的意愿出国深造。

　　在就读预科期间，伍联德与同学陈炳洪合作翻译了一本美术理论的书籍——《新绘学》，并投稿至上海商务印刷馆，获得三百元稿费，该书还被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盛赞，称其为“图书教科书之善本”，据说，两人用这笔费用周游上海，参观了彼时蒸蒸日上的商务印刷馆。当年上海的商业文化环境和出版业占据的半壁江山，深深地触动了伍联德的心，25岁的他决意闯入上海。

　　英文功底不错的伍联德在钟荣光的推荐下，进入商务印刷馆从事美术编辑工作，主编《儿童教育画》，并为《儿童世界》写美术图案字。当年，很少有人专攻美术图案字，伍联德在这个领域算是首创者。随后，怀着雄心壮志的伍联德与商务印刷的莫姓同事合作创办了一本以连环画为主的儿童读物——《少年良友》，可惜英雄气短，最终惨淡收场，刊物终因销路不畅而停刊。重新上路的伍联德总结失败经验，邀请同学余汉生与之共同经营“良友印刷所”。经过一番辛苦酝酿，凝聚着文化理想与商业价值这双重抱负的《良友》画报在1926年应运而生。

　　1927年1月，伍联德到南洋群岛扩展业务，3月又赴美国进行文化考察，回国后，他在第25期的《为良友发言》中以大号字体标明：“出版也可以保国育民！印刷也可以强国富民！”他明确《良友》的办刊宗旨即：“对内提高国民的知识和艺术，对外则表扬邦国的荣光”；“以商业的方式而努力于民众的教育文化事业”。作为创办人伍联德编辑《良友》画报至第4期后，力图从事公司的其它事宜，遂于第5期开始延聘《礼拜六》杂志的台柱人物、鸳鸯蝴蝶派的知名人士周瘦鹃为主编。由于周瘦鹃办刊意趣大异于伍，8个月后，他找来才情和志趣更为相近的梁得所担任主编，后来马国亮、张沅恒担任第四、五任编辑。

　　在伍联德的领导下，编辑团队共同打造出文化视野与商业运营俱佳的《良友》画报，他们既是商人、出版人，同时充当文化的播种人。各任主编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广东人，伍联德、梁得所、马国亮发挥了广东人敢为人先的特性。伍联德的个性中承继了粤商的传统精神——自信、自立、敢于开创，同时视团结凝聚为生命，在创造商业利润的同时，实现“出版育民，印刷富国”的人文理想，《良友》画报成为这帮广东出版人的精神土壤。在良友公司名编赵家璧的记忆中，伍联德是一位颇具国际视野的青年，“伍联德绝无旧社会中那种狭隘的地域观念，由于他的领导作风，全公司虽然半数是广东人(高级职员居多)，半数是上海人(江浙一代人)，但互相尊重，互相敬爱、团结一致，为这个共同事业努力工作。”

　　摩登《良友》

　　“红粉之美”中独辟蹊径

　　《良友》画报的创刊号让时人耳目一新，留下经典图示，封面是由伍联德构思创意的，他大胆突破了中国女性不出闺阁传统惯例——在版面三分之二的篇幅内放置了一个手持鲜花、笑靥迎人的美人画，那就是当年红极一时的女星胡蝶。这种版面模式维持了一年之久，到了第29期，《良友》画报彻底改革封面，用人像着色，女性的姿态更加丰饶生动。用这样重彩着色、光彩逼真的摩登美女肖像作为画报封面，形成了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在当年引领了一种全新的健康、高雅、时尚的审美品位。

　　民国时期的《良友》画报的172张封面图像中，有161张女性图像，女性所占比例达到94.3%。而这些封面女郎都是现实中的知名人物，以年轻闺秀或者著名女演员、电影女明星、女体育家为主。第16期的封面人物黄柳霜是当时极富盛名的女演员，是美国电影界有史以来最著名的中国女演员之一。那期的封面照片更是黄柳霜赠送给伍联德的，据当年《申报》报道，伍联德在赴美研究印刷事业之时，途经好莱坞，获遇黄柳霜，备蒙招待，问及家世时，两人才知彼此还有戚谊。伍联德收到黄柳霜亲自赠予的照片，并以此作为封面，当期画报面世之后广受读者欢迎。

　　除了风华绝代的电影女星，《良友》的封面女郎还有著名的悲情女星阮玲玉，画面中的她倚墙而立，典雅娇俏；诗人徐志摩的妻子陆小曼也登上封面，执笔浅笑的模样，灵秀大方……第77期的封面女郎、游泳健将杨秀琼女士，更是以简单轻便的运动装、力与美的“美人鱼”形象示人，让人耳目一新。在《良友》迁港出版以后的刊目中，为了配合战时所需，时髦的封面女郎改为与抗战有关的妇女。每一位登上封面的女性都像一株傲立的玫瑰，独领时代风骚，在历史幽深处摇曳生辉。

　　《良友》画报所展现的女性风韵、悦目姿色、时尚品位和高雅的艺术姿态，确立了新时代女性的标准——德才兼备：既能相夫教子，又能独立于世；既是摩登的贤妻良母，又是天才式的职业女郎。它在表述女性之美的时候，既区别与晚清小报庸俗的烟花场气息，也迥异于现代时尚杂志中火辣、裸露的审美趣味。在那个相对闭塞的年代，《良友》画报在孱弱堪怜的“红粉之美”中独辟蹊径，以封面摩登女郎的形式树立时代新女性的典范，推崇新女性健康的体魄与独立之精神。

　　艺术《良友》

　　不遗余力推介“新美术”

　　《良友》画报有着让读者倍感亲切的标志——封面美术字“良友”及“双鹅图”，这两个恒久不衰的元素，是由伍联德亲自设计的。他用“双鹅图”中纯洁的白，塑造了《良友》亲密知己的文化形象，同时，也以这种设计带出了《良友》关于美育的理想。

　　20世纪初，引进西学、中西融合的新风及艺术救国形成热潮。《良友》画报介入并影响美术发展的进程，它所涉及的领域包括国画、油画、雕塑、摄影、工艺、木刻、漫画、水彩，还包括建筑、广告、室内设计、美术教育等“大美术”视角下的偏僻领域，以丰富的图片展示方式向大众积极推介早已闻名的美术大家。从发起美术变革的晚清外销画、岭南画派和上海画派等各个画派，到留学归来提出艺术革新的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等画界精英，再到陈之佛、庞薰琹等工艺美术设计先驱，以及中国艺专、南方社、广州青年艺术社等各路英豪，《良友》皆付以版面宣传介绍。

　　另外，《良友》画报也密切关注国内的美术展览，如国民政府举办的第一、二届全国美展，《良友》都会及时报道。在1929年8月30日第38期上，刊载了齐白石的《白菜》、林风眠的《痛苦》、李朴园的《习作》、侯子步的《红叶》、吴大羽的《春》和林风眠的《水面》等重要参展作品。第128期的“第二次全国美展选辑”则较为集中地展示了全国美展的情况，刊载了陈之佛的《图案》、刘海粟的《耕罢》、常书鸿的《裸女》、吴湖帆的《云表奇峰》、高剑父的《墨柳》和张书旅的《花鸟》等。

　　在关注及挖掘“新美术”流派方面，《良友》画报不遗余力。决澜社是1930年代出现在上海的现代主义社团，痛感“中国艺术界精神之颓废与中国文化之日趋堕落”，积极进行变革性的艺术探索。《良友》画报对社内成员推崇庞薰琹、倪贻德、张弦、王济远、杨秋人、丘堤等最早引入现代主义画风的画家。例如对决澜社第二、三届画展，设有专栏介绍。同时，《良友》对传统艺术亦保留深情的回眸，从成刊之初便长设“国粹画”、“中国美术古物”、“中国建筑美”、“中国美术”等栏目，且对国内收藏家珍藏的墨宝古画进行精良呈现，如施德之收藏的北宋刘松年的《青山寒泉》、明代唐伯虎的《双星介寿》等。

　　《良友》画报在中国艺术大众化事业中扮演重要角色，它改变了美术的传播方法，将美术作品以图片的方式呈现，再配以精炼的批评文章，既构成了喧闹的艺术生态，也为美术发展注入新的生命力，推动了艺术大众化，为大众普及了美育知识。

　　视觉《良友》

　　“照相式观看”传播真与美

　　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人们若想了解天下事，主要渠道是画报。当年，刊登新闻图片的报纸寥寥无几，这些报纸中能够销往外地甚至国外的更是不多。《良友》画报非常重视历史现场，每月发生的重大新闻，几乎都有如实报道。也正是如此，历经岁月的《良友》画报在今天成为极具价值的历史文献，成为人们了解民国生活百态的鲜活镜像。

　　黄英原是广州世居西关的富家子弟，也是《良友》画报最早的摄影记者之一。他在北伐军兴之时，不避危险，随军出征，担任军中摄影的工作，他用不计其数的照片记录战争和社会。刚出版不久的《良友》画报，得幸于黄英原的支持，刊载了无数珍贵的新闻照片，其后出版的《北伐画史》和报道安葬孙中山先生的《奉安大典》画册中的不少图片也由他大力协助。

　　除了黄英原之外，《良友》新闻图片的提供者遍及全中国，在南方，有黄剑豪、伍千里等，在北方，有吴印咸、张印泉、魏守忠等。后来《良友》索性成立了自己的摄影室，专职记者们奔赴在各种历史现场，及时送来有关时事政治、社会活动等读者所乐见的新闻图片。“盖照片能示当时实景，活活纸上，于不知不觉间，若置身其中，摄影之所以为贵者其耳。”《良友》第18、19期，曾刊载摄影家林泽苍对新闻摄影的介绍，他认为摄影具有无可比拟的社会价值，随着报业的发展，摄影与媒体已成手足，而新闻摄影在兵荒马乱的战争时代更是愈发重要。

　　一般看来摄影是基于写实，直观反映社会万象和人生百态。作为摄影类画报的先驱《良友》，除了新闻摄影，还推动了美术摄影这一理念的传播和发展。《良友》画报在第5期中设置了“诗情画意”栏目，第74期开设“美术摄影”栏目，两者均为美术摄影营造了独立空间。“荒江残照”、“帆影波光”、“落日归舟”、“渔舟唱晚”等饱含画意的图像，一卷在手，洵为茶余饭后之绝妙消遣品也。《良友》画报对美术摄影的实践在伍联德、梁得所、明耀五、陈炳洪合编的《中国大观：图画年鉴1930》中达至顶峰。于1930年4月出版的《中国大观：图画年鉴1930》，八开本，以铜版纸精印，图片约千张，内容涉及政治、名胜古迹、军事、教育交通、农工商、美术、家庭、电影戏剧等十六个方面。当年，《中国大观》的出版在海内外赢得一致好评，促使《良友》的三位主将伍联德、余汉生、梁得所组织起全国摄影团，进行全国范围的摄影采访。

　　伍联德坚信，用摄影机改变人们的观看方式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他用“照相式的观看”，挖掘真实与美，让摄影图像不只记录现实，同时在美学的维度探索。学者李辉曾对《良友》做出这样的评价：“《良友》的风格在于它在官方与民间、政治与文化、文字与图片、高雅与流行之间找到契合点。”作为一份引领时代潮流的综合性画报，《良友》恰似一座盛纳“美的，艺术的，知识的花果”的园林，她散发的“美的思想”不仅令旧时代的中国民众虎躯一震，亦在时光的洗礼中历久弥香，酝酿恒久的经典价值。

　　抗战爆发后，《良友》画报的销量开始下滑，超负荷的整体消耗还是拖垮了《良友》，经营上的困境加上杂志内部越发激烈的矛盾，1941年10月15日，《良友》画报正式停刊。1945年，伍联德在香港以海外版的名义，重新出版了《良友》画报，直到1968年，年届高龄的伍联德，健康情况欠佳，《良友》再度停刊。他曾嘱托赵家璧：“《良友》的事业只要你们能继续办下去，就是好事！我仅希望我写的‘良友’二字永远不倒，在我们中华国土上，任何地方，永放光芒，我就心满意足了。”

　　1972年，72岁的伍联德病逝于香港，而他心之向往的“良友”事业也随着时代进程戛然而止。“当浪漫的文化怀旧四处弥漫，当图文互动的书刊忽然间成为出版时尚时，关于《良友》的回忆，也就自然而然走到前台。”学者李辉曾留下这番情深意切的喟叹。《良友》终在湮远时光中沉淀为一个时代的永恒记忆。

　　(报道主要参考了《良友忆旧——一家画报与一个时代》马国亮著；《良友画报与上海都市文化》吴果中著等文献。并得到良友文化基金会的鼎力支持，特此致谢。)

　　专题采写：南方日报记者 钟琳   

　　实习生 陈佩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