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中的学文化学科技宣传画

《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劳动人民一定要做自然的主人》（1958年） 《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1958年） 《人人学科学 个个搞试验》（1959年） 《技术革命、文化革命》(1958年)

　　李公明 

　　在人民公社运动宣传画中，普及文化知识、学习农业科技、开展技术革新活动是一个重要题材。1958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用革命精神扫除文盲》，成为全国扫盲“大跃进”的纲领性文章。在宣传画中，学习文化、掌握农业科技、实现现代化的主题是农民图像中现代性叙事比较突出的领域，但是也仍然必须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叙事结合在一起。

　　一般而言，“现代性”这个在19世纪才出现的概念是指首先出现在欧洲的、意指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和发展的时间观念；而现代化则强调一个传统社会通过理性化和世俗化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另外，现代性问题与革命的关系十分密切，20世纪的中国历史巨变如果只能以两个关键词来作为概括或象征的话，恐怕它们只能是“革命”与“现代性”。因此，在传统的“中国革命”话语之外，也同时存在着“现代性”话语作为分析与描述的概念工具。

　　中国农民对于现代性的体验往往被包裹在“中国革命”的话语中而不自知，从而把那种他们不得不经历的巨大社会变迁仅仅归因于“革命”；在“革命”之外，中国农民关于“现代”作为一个时间概念接触最多的另一个概念就是大约在上世纪50年代出现、1970年代前期开始比较流行的“现代化”，而且往往是被包裹在类似“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农业”这样的口号中。

　　“现代化”在表面上看来比起激进的意识形态口号有一种中性化的立场，对中国农民来说就是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农村的电气化等现代化生活的指标。

　　但是真正具有本质意义的是被捆绑在“革命”话语和“现代化”口号之中的“现代性”叙事，所指向的是中国农民在经历社会巨大变迁时产生的心理感受和文化建构，以及生长中的主体性意识。教育、文化、卫生、科技等事物在农村生活中的出现，反映出现代性叙事的主要特征，而其图像表现则反映出现代性叙事的建构过程及其审美形态。

　　在20世纪中国的农村建设史上，主要有几股重要的力量推动着文化、教育与科技的发生与发展：国共两党的“革命叙事”中的农民运动与农村建设、民主党派与各种公共团体的乡村运动，以及乡村建设运动。其中，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和延安时代就已经显示出巨大的动员能力和实践能力，在建政后则更是把对农民与乡村文化的改造推进到史无前例的地步。延安美术中所描绘的农村文化、科教等题材从不同的侧面展现出延安时期乡村建设的现代性意味，而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革命叙事”压倒一切的文化氛围中，关于农村与农业的文化、科技题材成为一种现代性叙事。

　　在人民公社运动的宣传画中，普及文化知识、学习农业科技、开展技术革新活动是一个重要题材。1958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所做的《工作报告》论述了在总路线指引下“党和全国人民在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方面的主要任务”。其中技术革命方面的任务是：“在全国的城市和农村中广泛地开展改良工具和革新技术的群众运动，使机械操作、半机械操作和必要的手工劳动适当地结合起来”；“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消灭‘四害’，讲究卫生，提倡体育，消灭主要疾病，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振奋民族精神；开展群众的文化娱乐活动，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

　　他还认为“事实上，人民群众已经行动起来了；在许多地方，征服技术落后和文化落后的伟大的进军，已经轰轰烈烈、蓬蓬勃勃地开始了”。

　　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用革命精神扫除文盲》的社论，成为全国扫盲“大跃进”的纲领性文章。在宣传画中，学习文化、掌握农业科技、实现现代化的主题是农民图像中现代性叙事比较突出的领域，但是也仍然必须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叙事结合在一起。

　　钱大昕创作的《学习文化 实现四化》(1959年)在构思上充满了现实与愿景的对比：一位在田间手捧《识字课本》学习的农民，身后是犁头和老牛，远处则是拖拉机、高压电网和水库，似乎象征着农村的现在与未来；而在现在与未来之间的是一片浓烈的桃红柳绿，象征着春天般的希望。在这幅画面上，我们所关注的中国农村的现代性主题已经显露出来。时间性与进步性是现代性发展的基本理念，而学习的对象则是来自西方的科学技术，这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是在政治性规训之外的另一种精神发展维度。

　　但是，在政治意识形态下，所有这些实质上的现代性叙事往往只能以革命叙事的方式表达出来。更典型的例子是在《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1958年)的画面上，母亲怀抱幼儿，在一位小学生的辅导下学识字。她手里捧着的课文是“东方红，太阳升……”，显示出文化普及既是中国农民进入现代生活的需要，同时也是政治的需要。

　　也有些宣传画比较强调科学试验的主体是普通农民，如《人人学科学 个个搞试验》(1959年)，在画面上进行良种研究的是两位普通的青年男女农民，非常符合“人人”和“个个”的号召。因此虽然在画面上没有出现什么政治话语或图像象征，但仍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系统地学习农业科学知识，更好地发展农业生产》是对农业部编的一套《农业生产技术基本知识》丛书的宣传，在大口号下把这套丛书中的每一本讲义的书名写得非常清楚，画面上的一位女干部正与女社员捧着书本在交谈，背景是丰收的田野，主题鲜明、形象突出。

　　从宣传画艺术的角度来看，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师生集体创作的《技术革命、文化革命》(1958年)是一幅出色的作品。该画以俯瞰的角度描绘了绿色的田野，一本大书上面停放着一台拖拉机，天边的地平线上有厂房和拖拉机的剪影；艺术上的平面设计意念非常突出，与常见的以绘画性为表现方法的宣传画完全不同，是比较典型的平面设计宣传画。有研究者认为这幅作品受波兰宣传画艺术的影响，因为在1957年4月北京举办了“波兰宣传画和书籍插图展览”，产生很大影响；王朝闻认为波兰宣传画“完全不是生硬地教训观众，而是首先使观众被优美简洁以至奇特的形象所吸引、所控制”。他以特列甫科夫斯基为例说明波兰宣传画的特点是鲜明的概念和动人的形象密切结合在一起，意境新颖，形式出奇，手法俏皮。这幅作品的艺术魅力也正是在于其鲜明的概念和优美简洁的风格。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宣传画中，具有如此鲜明的平面设计特征的宣传画是很少见的。

　　哈琼文创作的 《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劳动人民一定要做自然的主人》(1958年)是两幅合而为一的宣传画，“文化的主人”与“自然的主人”左右相对而向中间聚合，两组工农兵的群像分别脚踏着书本和卫星在天空翱翔，画面上充满了中国传统民间绘画中的装饰元素。在类型上与上述的“浪漫夸张型”很类似，但是该画的主题还是劳动人民掌握文化科学知识。应该说，这种图式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通常出现于生产、丰收等主题类型中，在“学习文化科技主题”的类型中也是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