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当记者与47岁的沈阳市民裴复面对面坐下时,他并没有说什么客气话,而是把随身带来的包装盒打开,将他精心收藏的物品一件又一件地摆放在桌子上,随后他开始介绍:“这些东西是我近20年收藏的部分文物,全都是日本侵华的罪证,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将它们展示给记者。你看,这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经历第一次惨败时,被我义勇军击毙的古贺传太郎中佐本人的军衔、砚台、天皇送的御烟等。这是目前所发现的惟一一张日军攻打沈阳北大营后留下的军官合影,也是任何史料中没有记载过的……”
这八个日本军官指挥攻打了北大营
侵华日军合影老照片裴复将两张照片递给记者看:“这张照片上的八个日军军官就是攻打沈阳北大营的指挥官。他们站的地方是北大营第七旅的旅部。”
在这八人的合影中,有几个地方特别令人关注。首先是照片的下方是一行日文,经过专家辨认是:“开勋赫赫占领北大营的勇将(独立守备第二大队第四中队)背后左右的两侧是敌军旗。”这里的“敌军”指的是东北军。
经过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两面东北军的旗帜上都有字,借助放大镜辨认,两面旗帜上的文字分别是:“陆军独立步兵第七旅”和“陆军独立步兵第七旅第六百二十一团”。
据专家介绍,陆军独立步兵第七旅是张学良嫡系部队,也是“九·一八”事变之前,东北军中仅次于张学良卫队的第二大精锐。第七旅下辖步兵619、620、621共三个团,621团长叫何立中。“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军炸毁北大营西墙,冲进了621团驻地,621团士兵在睡梦中惊醒,有的连衣服都没穿就被鬼子用机枪打死,用刺刀捅死。由于第七旅受不抵抗命令的束缚,损失很大,武器基本全部丢失。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第二大队第四中队很快占领了北大营,第二天,带队的八个日本军官得意忘形地拄着战刀,站在第七旅的旅部门前留影。这八个日本鬼子到底是谁,已并不重要,但重要的是他们将侵略者的丑恶嘴脸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另一张照片上有四个持枪面向北大营的日本兵。上面的文字是:“极为壮烈的北大营追击战”。通过画面可以清晰地看到北大营倒塌的墙壁和布满弹孔的墙体。虽然看不到战死的东北军士兵,但通过照片上的文字可以体会到当时战斗的激烈程度。
天皇御烟天皇御烟印证日军在辽西第一次惨败
“你看,这是‘九·一八’事变四个月后,日军在辽宁经历第一次惨败,军官留下的遗物,这是日本侵华的有力罪证。”裴复向记者展示了一组藏品:“这个日本军官名叫古贺传太郎,‘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关东军攻占了沈阳北大营,12月27日,古贺中佐率部由日本进入沈阳待命。1932年1月9日,在江家屯附近,被我锦西抗日义勇军和民众武装包围,古贺中佐联队长等40多人当场毙命。我收藏了古贺中佐被缴获的军大衣、军衔、砚台、个人用墨、日本天皇御赐的香烟等物品。”
在那块砚台上,一面刻着:“陆军步兵”,另一面是:“纪念满洲守备大正三年七月”。大正三年是1914年,由此可见,这时古贺传太郎正在中国东北。而在那块墨上有“武人乃监古贺联队长”字样,这是专为他个人制作的。
专家介绍说,1932年1月1日,日军向锦西地区攻击,古贺联队担任主攻,被我抗日军民多次击退。3日,古贺联队占领锦州并屠城。9日9时,古贺带50多骑兵和20多步兵,到上坡子一带“扫荡”。在西园子村东,被刘纯启(1883年—1933年革命烈士)率部伏击,古贺被子弹击中头部毙命。昭和七年一月十九日(1932年1月19日),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和内阁总理大臣犬养毅批准追授他为陆军骑兵大佐。古贺联队被歼灭,当时震惊日本朝野,并哀叹“这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
小烟缸小烟缸成为日本侵略证据
在裴复展示的实物中,记者还看到了1938年东条英机奖励关东军陆航有功将校军官的铜镏金奖杯;曾与石原莞尔共同策划“九·一八”事变的板垣征四郎,于1928年10月18日写给当时日军参谋总长铃木庄六的报告;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亲笔签字送给内藤的《重光葵外交回想录》等。
在这些实物当中,有一个1937年制作的铝制烟缸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它的底部刻有“满洲藤仓工业株式会社”的字样。裴复介绍说:“满洲藤仓工业株式会社就是后来位于铁西区的橡胶四厂。你看这个烟缸像不像一个轮胎形?当年,日本人在这个工厂生产飞机、汽车用的轮胎,为侵华战争服务。这个烟缸见证了那段难忘的历史。”
一直低调的裴复,默默搞收藏已近20年,他专注的都是与日本侵华有关的实物,目前已有300多件,而且基本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文物。专家认为,他的藏品中不少已达到一级、二级文物的标准。
裴复这样评价自己:“我就是‘一根筋’,遇到自己想收藏的东西,想弄明白的问题,就一直钻下去。因为,实物收藏更有说服力,更能证实日本侵华的罪恶。对研究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本报记者陈凤军实习生刘佳霏通讯员崔俊国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