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权艺术衍生品是大产业 吃皇粮的美术馆不想做

　　原标题：王璜生：授权艺术衍生品是大产业 吃皇粮的美术馆不愿做

　　想收藏艺术品原作，太贵；逛完美术馆想带走几件有创意的艺术礼品，没有。原本可以解决收藏与公众拥有艺术品之间矛盾的艺术衍生品，在中国却没有几家美术馆、博物馆做得好，甚至压根它们就不愿意做。在上期的专访报道中，探讨了授权艺术衍生品的意义和价值，以及难点和前景。本期，晶报记者对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进行了专访，以他个人在几家美术馆的任职经历而言，授权艺术品似乎还举步维艰。是体制问题，又不全是体制问题，那么问题的症结在哪？突破口在哪？听听他的想法和建议。

　　在国外，艺术衍生品收入有的占到美术馆每年运营的30%左右，但它在国内做得很艰难

　　“对美术馆、博物馆这样的公共服务机构而言，做与艺术相关的衍生品特别重要。”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说，授权艺术衍生品分为两种：一种是艺术家授权的高清限量版复制；二是利用艺术家授权以及有创意的设计师授权，做一些好玩有创意、价格也不高的艺术衍生品。

　　在国外，这部分收入有的占到美术馆每年运营的30%左右，也可以说，艺术衍生品是国外美术馆很重要的一部分收入来源。但问题是，它在国内做得很艰难。王璜生在做广东美术馆副馆长期间，就做过授权艺术衍生品，他深刻体验到这种艰难。

　　“我在广东美术馆任副馆长的时候，就尝试做过艺术衍生品。但是非常非常艰难。”王璜生说。因为，国内美术馆与国外基金会机构带有私营、民营性质的美术馆不一样，在资金使用规定上不同，国内要求是回避经营。

　　王璜生想到的办法是成立一家公司来做，用以解决投融资、开发、销售等问题，所得收入作为美术馆再生产的资金储备。不过，在他离开之后，甭说继续做艺术衍生品，就连一个起码的为大众服务的人文书店都撤掉了，变成了一家公司的展示平台，“简直太不可思议了！”王璜生无奈地说。

　　王璜生没有放弃做授权艺术衍生品的想法。他说其实收入不多，但它完善了一个美术馆应有的公共服务和形象

　　就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之后，王璜生依然没有放弃做授权艺术衍生品的想法。这次他选择的是与别的公司合作，做授权与开发。“他们先给我们12%的实物。其中一部分作为礼物，一部分是销售完后返回给我们。”王璜生说，其实，整个授权艺术衍生品的收入并不多，但难得的是，它完善了一个美术馆应有的公共服务和形象。

　　在整个合作中，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没有投入一分钱，没有动用学校的钱做纪念品，而只是用了美术馆的品牌和有关产品的授权。不用花钱，还能得到纪念品，得到适当补助，并且能更好地服务公众，完善美术馆的功能和形象，王璜生觉得没有道理不做。

　　明信片、笔记本、图片，再到钱包、丝巾……这几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在藏品基础上开发的艺术衍生品可谓是琳琅满目。其中有一款手表卖得格外火，它的创意就来自王璜生，缘起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做的首届CAFAM未来展。王璜生觉得这是一个有关青年面向未来的展览，可以配合做一个艺术衍生品。

　　“我希望人们戴上这款手表，能让时间倒流，永远年轻。”有了这个想法，他立即找到设计师来做。最后实现的效果是，手表时钟反常规地从右向左转。这款极富创意又好玩的手表一出来，就受到不少人的青睐。由于整个生产过程将造价控制得比较低，所以这款表的价格并不高，它也成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发的艺术衍生品中的“爆款”。

　　王璜生自己的画作也有尝试做授权艺术衍生品。主要是委托他人开发，做成丝巾系列后市场销售还不错，而他自己主要用来送朋友。为让更多人了解授权艺术衍生品，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将携百余种授权艺术衍生品参加12月12日-12月15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办的“2014艺术深圳”展览。

　　中国美术馆普遍不做授权艺术衍生品，体制是重要原因。但王璜生认为，不要都怨体制，创意也必不可少

　　反思为什么中国美术馆普遍做不起来也不愿意做授权艺术衍生品，体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王璜生认为，也不要什么都怨体制。“社会机制是一方面，自身创意也是一方面。”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美术馆做的只是一些纪念品，自娱自乐的东西。”王璜生说。台北故宫艺术与文创衍生品每年做到上亿新台币，很可惜的是北京故宫、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有着如此丰富的资源却没有好好开发。

　　最近，王璜生刚去过一趟台北。在桃园机场的台北故宫文创店里，他买了不少有意思的艺术衍生品回来。“台北故宫单一个翠玉白菜就可以做到几十种、上百种创意小礼品，为什么我们做不出来，真是太伤心了。”

　　王璜生说，目前，中国大多数美术馆是吃皇粮的，收支两条线，经营所得收入必须要上缴国家，所以许多人怀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中国很多美术馆，既没有自身的开发能力，又不接受外面的东西，只限于做展览、收场租。

　　王璜生建议，美术馆应有一个独立的、有资金来源的公司来做经营，获得的利益要反馈美术馆的整个运营

　　公立美术馆在体制上的束缚，却成为民营美术馆发展的机会。王璜生说，这几年，情况也慢慢有所改善，但是也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在北京，近几年做得最好的是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因为前期有巨大资金投入，起步也较早，通过与大批艺术家签约做复制品，加之销售地点在798这个人气很旺的艺术区，获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

　　相比之下，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作为一个学校美术馆，在资金上很难与尤伦斯这样由外国私人基金出资的艺术馆相比，也很难用学校的资金来做，但可以考虑通过社会合作来做，他们也正在往这方面努力。

　　王璜生建议，美术馆应有一个相应的公司来做经营。它必须是独立的，有资金来源，在生产和经营模式上获得的利益要反馈美术馆的整个运营。这点应该是行得通、不违法的。

　　而谈及现在授权艺术衍生品并不乐观的市场接受度，王璜生认为，主要在于整个美术馆文化基础太薄弱，包括从业人员和所做的工作总体并不让人满意。“试想一个展览做得不好、又没有形象的美术馆，公众怎么会有兴趣去买它开发的艺术衍生品呢？”而作为管理美术馆系统的领导，恐也难咎其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