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安：光阴的故事看见藏书票的背后

　　中国藏书票史上最大一笔收藏

　　“有专业的文件盒，国内很少有。这个盒都是定制的，上面都会写着自己的名字，还有画家的名字。比如说这个藏书票摞成一落，有一个纸套，在纸盒里放好，立起来摆在书架上，基本上这个东西在他们家摆了三四层楼，每一层楼都有很多，打集装箱运回来的。”

　　在见到子安后的第一个话题便是急于向他确认关于荷兰藏书票藏家将整体收藏转让给国内著名藏家马未都之事，因为这笔交易的牵头人就是他。几年前，一位拥有12万余张藏书票的荷兰藏家找到同为藏书票藏家的子安，说希望这批藏书票打包出售。

　　这位荷兰藏家希望能有博物馆级别的藏家接手这批收藏，因为在每张藏书票的背后，都有着藏家自己的详细记录，这意味着一个藏书票藏家倾注的毕生心血。子安为这批藏品找到了合适的人选——观复博物馆创建人马未都。

　　从2001年第一次在瑞士日内瓦的旧书店无意间买到第一张藏书票算起，子安把玩藏书票已有10几个年头。在这10几年中，他满世界跑，加入了德国、美国、英国等几个国家藏书票协会，每年都去参加国外的藏书票大会，在大会上和藏家、画家交流，交换作品。十几年间，子安收藏了上万枚藏书票，每获得一张方寸小纸片，他都会拿着放大镜仔细把玩，从主题、构图、技法上解读艺术寓意，又翻阅很多资料，考证藏书票的作者和票主之间的故事。

《牛津英语辞典》“Murray辞典”

　　“《牛津英语辞典》简称为OED，被赞誉为‘辞典圣经’，其首创主编是苏格兰语言学家詹姆斯穆雷，因此，OED有时也被称为‘穆雷辞典’。此票就是穆雷生前的自用藏书票。该票作者是北爱尔兰地区有名的版画家约翰。温尼康，他曾多年为当地的马克思沃德印刷商担任艺术总监。温尼康所制作的大量藏书票延续了英国纹章的风格但不拘泥于传统模式，而是在艺术语言中更深层次挖掘各元素背后的含义。温尼康曾说：‘藏书票是目录学里一颗冉冉升起的金星，在藏书中贴上一枚精致娇小的藏书票已成为流行时尚。’”

　　“看见”和“读懂”藏书票的乐趣

　　在子安看来，藏书票的乐趣在于藏书票本身有非常私密的部分，这也是它和版画之间的区别所在。尤其是西方的作品，有时候看画面不可能一下就能完全理解其中的信息，最好有能力查阅一些资料。而这一切正是子安的乐趣所在，为了挖掘这些藏书票背后的故事，子安还已经出版了几本关于藏书票的著作，颇受欢迎。毕竟在国内，专业介绍国外藏书票这种“舶来品”并不多见。

查尔斯。狄更斯的藏书票

　　“狄更斯藏书票上的雄狮是其家族的纹章。狄更斯的父亲约翰。狄更斯藏有一本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家谱。狄更斯从家谱中得知在1625年这枚纹章最初是被授予一个当时生活在伦敦的威廉姆斯。狄更斯。这位先人将此纹章标示于自己大部分的私有财产上，包括家里的银器等物品。19世纪中叶，维多利亚时代被认为是英国文学的黄金时期。一个名叫约翰。奥弗斯 (John Overs)的伦敦工匠为狄更斯设计了这枚藏书票。”

　　子安为记者展示的是“查尔斯。狄更斯的藏书票”，他说19世纪中后期，纹章在英国藏书票中的地位开始削弱。相反，形式多样、题材丰富，以人物、风景、图书馆、书籍等为主题的“图画藏书票”应运而生。而狄更斯的书票画面简洁，剔除了早期传统纹章“雅克宾式”(Jacobean)或“齐彭代尔式”(Chippendale)中的大量的纷繁复杂的花饰、绸带等装饰，唯独保留了票主的纹章和票主名。这恰好符合票主对待往昔那暮日图穷的旧社会的鄙弃态度。

　　“据资料记载，狄更斯的这枚书票曾被贴在英国小说家萨克雷(William Thackeray)的代表作品，1870年首印的《名利场》。贴有名家书票的孤本书籍，存世价值可想而知。迄今，市面所见的狄更斯藏书票分为两种，一种为贴于书中的印刷版，另一种为铜版雕版，画面细腻，凹凸分明，更适合收藏。狄更斯故后，他的遗作及藏书在上拍前都会贴有一个销售标签，上有英文标注”From the library of Charles Dickens” “属于狄更斯图书馆”。我曾在《藏书票之爱》里收录了一张属于著名作家托马斯。哈代的同类标签。当时，我因初见此类票据，孤陋寡闻亦无处考证，即在解读该票时误将这个标签当作是作家的私用书票。后从一欧陆旧书商处得到了正确的答案。” 　而在众多藏书票当中，几大主题的分类贯穿其中：西方的《圣经》故事，希腊神话、音乐主题，情色主题等。“情色主题是特别大的一个主题，这是藏书票的一个特点。因为情色是非常私密的一个东西，夹在书里面，不是说给别人看，而是留给自己看的，就是这样衍生出来这么一个主题。当然我的店里不能摆这些，不好给自己‘找事’。”子安说到。

　　在帮马未都牵头购入荷兰藏家的那一大批藏书票后，平时除了在方家胡同的“子安 Print shop”小店待上一待，子安还有很多“活”要干，最首先面对的棘手问题就是资料的整理。

　　“前期工作扫描、录入，整理完了。现在准备出图册，更细致的工作还没有展开。关键是相关资料不好查，比如藏书票所涉及的一些国家的信息，能查到的资料网上肯定没有，这批东西过来也有一千多本书，这些资料挺多，但是需要查，需要大量的时间，而且很多都不是英文的，都需要翻译。”子安说到。

　　大英博物馆在19世纪末的时候曾经收到一位爵士的一批藏书票捐赠，那批藏书票有8万多张，之后大英博物馆用了5年的时间把这些藏书票录入，记录下来每张的信息，编辑成了三本索引。

　　如何判断藏书票的价值 　

　　而从在这批荷兰藏家的12万张藏书票的量看，工作量无疑是比较大的。“在这批藏书票当中，最有价值的可能是最早的一批东西，比如像15、16世纪德国最初的那些版画鼻祖们，丢勒、加纳的作品都有，卢伦堡第一代的那些作品都有。另外，埃舍尔的藏书票也有几张，但是不多，因为埃舍尔本身做的藏书票也不是特别多。”

　　如何判断一枚藏书票的价值是大部分藏书票友会遇到的问题。在子安看来，除了看是不是名人作品外，判定藏书票的价值，首先是技法，因为从技法上能分辨出当时的制作成本。“比如说铜版、石版肯定是成本最高的，木刻相对低很多。而印量到底是多少张，这个就很难考究。如果完全是靠某人对一位画家作品感兴趣，可能去找，去研究到底这一版有多少张？比如鲁迅很喜欢的珂勒惠支，全世界各地的人都收藏，这位画家有的作品能印到八版，什么意思呢？出版之后印五十张，之后又印八个五十张或者是八个一百张。具体怎么判断这是第一版？因为初版肯定是价值最高的，可能和第八版之间的价格差几十万，但是怎么去判断需要很专业。”子安说到。

　　十几年来，子安先是从当时在旧书摊上、书店里，慢慢开始感兴趣，开始收集。买进卖出，前前后后，几万余张。子安坦言玩味的是其中的乐趣。“现在基本上像我十年前收藏的一些作品很多都卖掉了，现在收的跟五年前的作品又不一样，而且我现在很少会有意识去购买一些作品。尤其是在帮助马未都先生收购完这批东西之后，觉得并不是非要把哪幅作品据为己有或者是摆在书架上，因为我已经看到了更多，藏书票背后的故事反而是更重要的，也更需要被挖掘的。”

　　虽然藏书票近几年在国内越来越受到更多人关注，但对大多数人来讲依然是非常陌生的，方家胡同的“子安 Print shop”小店的客户依然80%以上是老外。据资料显示，亚洲最早制作藏书票的国家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出现的藏书票与传统的浮世绘结合，形成独特的风格。而中国的藏书票是20世纪30年代从日本传入的，鲁迅倡导的版画创作运动推动了中国藏书票的发展，木刻家李桦组织的现代版画会在进行版画创作的同时也创作藏书票。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藏书票研究会才正式成立，参加了国际藏书票双年会。

　　“国内藏书票的收藏一直不断地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确实没有我想象的快。可能需要这么一个契机，比如说大收藏家投入更多来做这个事情，来普及这么一件事情，肯定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因为藏书票确实不是中国的传统，非要强迫老百姓突然一下子了解这些东西也不太现实。我们在国外上学，会一些外语才能有一点交集，一般的老百姓对西方文化了解没有那么多，强加给他这个东西，他不可能马上接受，这个需要时间。包括创作方面，各个方面肯定不如欧洲，因为欧洲有五百年的创作历史，收藏的时间也有大概一百多年。中国说实在就这十几年才开始，各方面都在往上走。而且现在越来越多国外的版画家都来中国办展览，确实有这么一个市场，我们现在出去参加世界藏书票大会能有1/3甚至一半的与会者都是来自中国，中国的藏家增长速度其实是令人惊讶的。因为其实国外同样面临一个问题，藏书票可能‘老年人’玩得更多，在年轻人那里，同样越来越少人会关注。”子安说到。

瓦雷里的藏书票

　　附子安解读：

　　1920年，保尔 。瓦雷里(Paul Valery 1871-1945)的《海滨墓园》首次发表。犹太裔表现主义版画家芬格斯坦(Michel Fingesten 1884-1943)为他制作的藏书票几乎同时问世。画家巨细靡遗地的将《海滨墓园》重现于诗人的书票。

　　在芬格斯坦的刀笔下，白鸽，荡漾于松林和坟丛间，它“悸动而闪亮”。霎时，“茫茫里宁穆的闪光，直向高空”。枯树的灵魂如“甘美的果实”被远空中的雄鹰吸食而去。灵魂，出了窍，成了招魂雄鹰的猎物。画面的主角当是戴帽拄拐的驼背绅士，会是瓦雷里的化身。他虽则着装庄重，可虽生犹死，身体似散了架的行尸，唯手拄拐杖撑着这副躯壳。雄鹰与树旁的骷髅是死神派来的夺命使者。死者的住所上掠过了瓦雷里那暴露在夏日的灵魂，驱使他徘徊在埋骨的地方。纠缠于他头上的女子即如他的灵魂被“迷人的酥胸”、“湿漉漉的睫毛”所着迷。在春梦与尘土间，诗人不可自拔。

　　梁宗岱将瓦雷里比作是“一枝迟暮的奇葩”。而瓦雷里浪漫、深沉的气质操纵了芬格斯坦的刀笔，以至于画家亦被驱使进入了瓦雷里隐秘、内倾的深沉世界。瓦雷里曾说：“《海滨墓园》在我的心中最初只是一种节奏，一种由十音节组成的法语诗的节奏。当时我还没有什么成熟的想法来填充这种节奏。”正是这种无声，华美的韵律启发了画家的创作灵感。

　　芬格斯坦虽然属于德国表现主义版画中的一员，他的导师保罗。克利(Paul Klee 1879-1940)便是德表社团中参加过“青骑士”展览的画家。但他与生俱来的个性注定不会将自己生硬地划分在某一流派。在他制作的一千多枚藏书票中，我们依稀看到画家在创作的各个时期所要尝试的画风是不循规蹈矩的。而且，他亦十分圆滑地运用自己的刀笔回避着敏感的话题。芬格斯坦的犹太身份足以将他压垮。他不愤世嫉俗，会有所顾及。他不会毫无遮拦的宣泄对自我，或对世事的不满。他内心的痛苦和彷徨时常会被票主的身影所掩埋。这一切的原因都要归功于他早年环游世界的经历，那大开眼界的游历如一幅幅画片拼凑起了日后芬格斯坦的人生。德国表现主义版画家们将社会黑暗，阴郁的一面在版画中展现，给予我们启示，芬格斯坦则在那无底的深渊中给了我们希望，在无边的苦海中向溺水的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他本已是我们中间的一员。

　　1945年7月20日，瓦雷里辞世。他被安葬在家乡的“海滨墓园”，墓碑上刻着《海滨墓园》的诗句：多好的酬劳啊，经过了一番深思，终得以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

风景纹章藏书票

　　附子安解读：

　　瓦伦勋爵(J.Leicester Warren 1835-1895)撰写的《藏书票研究指南》(A Guide to the Study of Bookoplates)于1880年问世。他在书中提出：“风景纹章藏书票是一个不同于‘雅克宾式’(Jacobean)或‘齐彭代尔式’(Chippendale)的装饰风格，而比尤伊克弱化书票中纹章的地位是划时代的革命。”

　　托马斯. 比尤伊克(Thomas Bewick 1753-1828)是英国著名插画家。他以鸟类、风景主题的木刻及铜版雕版作品而名震四方。这位来自英国北部纽卡斯尔的才俊将他为科普类书籍设计的插画略施修改便成了其资助人的私用藏书票。1780-1820年间，比尤伊克共制作了一百多枚藏书票。英伦北部地区的山川美景尽在他精雕细琢的微观世界中呈现。湖水、溪流、远山、教堂、垂钓是比尤伊克藏书票最常见的艺术语言。无人能像比尤伊克在玲珑狭小的空间赋予了大自然返璞归真的表达。纹章在比尤伊克的作品中失去了它最初的作用，显得“不伦不类”却亦不能“彻底丢弃”。

　　这些风景藏书票中的“场景”许是票主的官邸、家乡镇上的教堂，许是他窗前屋后的花园或田间湖畔的山庄。无论景物如何变换，主题大都与票主息息相关。一个他人生的落脚点，他的闲情野趣，他的某段记忆，会被浓缩进微缩的世界。“比尤伊克的作品深入人心，即使你不玩藏书票，但看到了他的风景画会情不自禁的与画家的作品产生交集，”1893年《藏书票》(Book-plates)的作者W。哈代( W.J Hardy )曾如此评价。

　　比尤伊克在1791年创作了他的第一枚藏书票。尽管他的作品对那一时期英国藏书票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客观的说他并不是传闻的“风景藏书票”的创始人。据记载，早有前人先他一步涉足。这枚为托马斯。贝尔(Thomas.Bell)设计的藏书票在1860年贝尔先生出售自己藏书时问世。刻有票主名字和年代“1797年”的椭圆纹章依偎在一棵枯树。画面右侧远景的微缩建筑是纽卡斯尔著名的圣尼古拉斯教堂，这是比尤伊克作品的标志性符号。关于此票的制作年代众说纷纭，竟连W。哈代在自己的书中亦出现了前后矛盾的描述。他先指出此票据记载制作于1791年，但在描述作品时却改用了1797年，也就是画面上所刻的年代。在沃尔特。汉密尔顿(Walter Hamilton) 的《早期藏书票》(Date Book-plates)一书中，明确指出该票的制作年代是1797年。汉密尔顿建议藏家去读W。哈代对比尤伊克的详细介绍，但他认为画家的这枚作品不过是其风景书票创作的开始，并不具参考价值。

　　比尤伊克在纽卡斯尔周边等地写生的素材有很多都用于之后创作的藏书票画面。杰罗和泰恩毛斯入海口的风情地貌是比尤伊克的钟爱。在他的画中，泰恩毛斯沿岸的海景、海面的渔船、废弃的修道院无一遗漏。比尤伊克又将书票的画面重新利用并融入到了他为书籍设计的插画。

　　从某种意义上说，比尤伊克的成功之道在于他具有伸缩性的精雕细琢。与之可以媲美的同时代名家，霍加斯(W.Hogarth)或巴尔托罗齐(Bartolozzi)均受困于无力将自己的技艺在狭小空间施展。比尤伊克高于上述二者之处是在空间被压缩的情况下，他却更能发挥出扎实而传神的雕刻技艺！

　　

　　作者：张桂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