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所购包豪斯藏品属博物馆级别的收藏

门把式样原型，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设计年代：约1925年 红蓝椅，里特维尔德（Gerrit Rietveld）,设计年代：1917-1918年 茶壶，玛丽安娜·布兰德（Marianne Brandt），设计年代：1924年

　　葛熔金

　　■  《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专访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宋建明

　　作为从起意收购到最后成交这批包豪斯藏品的经手者之一，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宋建明认为，除了因为法律限制，对于价格的相关问题无可奉告之外，他详细地叙述了当初收藏的过程和理由，当初经过设计史专家学者共同判断：“以藏品的系统性、代表性，可以判断其属博物馆级别的收藏，如果真的能引进，其意义和价值不可估量。”

　　对于德国“包豪斯噱头”网站以及商人潘建阳分别质疑德国艺术品商布诺汉(Torsten Bruhan)与何见平在“包豪斯藏品”谈判交易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并暗指购买者杭州市政府和保管方中国美术学院成了“冤大头”一事。《东方早报·艺术评论》就此专访了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宋建明。作为从起意收购到最后成交这批包豪斯藏品的经手者之一，除了因为法律限制，对于价格的相关问题无可奉告之外，他详细地叙述了当初收藏的过程和理由，当初经过设计史专家学者共同判断：“以藏品的系统性、代表性，可以判断其属博物馆级别的收藏，如果真的能引进，其意义和价值不可估量。”

　　艺术评论：中国美院收藏这批藏品5年了，回过头看，你怎么理解这批藏品的意义？对中国艺术设计教育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宋建明：作为研究设计的学者，做梦都想着在中国至少有一座国际设计博物馆。只是从来不相信真会有这样的奇迹发生。但是，要感谢这个时代、感谢杭州市乃至全国各界的协助，当这样的机缘降临的时候，中国美术学院能够收藏这批跨度百年的以包豪斯为中心的西方近现代设计系统藏品。这是一个可以载入中国设计教育界的重大事件。自这批藏品进校以来，在我们的学者的努力下，它已经对中国艺术设计教育、文创产业、建筑教育等诸多领域以及公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果已经引起了包括世界学界的关注。

　　艺术评论：当时是如何了解到布诺汉的这批藏品？美院是如何评定这批藏品的价值的？

　　宋建明：我在校主管外事与科研，平日就会接收到来自国外多种渠道的信息，其中就包括这批藏品将要出售的消息，只是觉得与我们没有关系，也就没特别在意。

　　大概是在世博会期间，有外宾联系我，说是因看了关于我与“中国红”报道找来的。给了我一组pdf文件，说是与包豪斯有关的文物要转让，问我是否有兴趣。那会儿，这样的事情颇多，出于礼貌，我敷衍研究后再回应。其实，当时我正在向政府推介一批来自日本收藏家欲转让的西方油画史的系列藏品。

　　回到办公室，当我在电脑打开这批文件时，我吃惊了：这不仅仅是包豪斯文物，而是一个西方设计史意义的系列收藏。不少作品都是我当年留法讨论设计史时必谈到的作品。

　　为了弄清楚这个藏品的质量和来路，我首先找来美院研究西方设计史的教授和一批在读的设计学科博士生们，要求他们将这批藏品按照历史脉络、年代、人物、事件与作品做一个系统的梳理。

　　与此同时，我通过我院的几位德籍客座教授到德国查询布诺汉其人与这批收藏的关系。回馈的消息都是：这是一个德国著名的收藏世家，其本人是以交易设计文物为业，他是众多国际大型博物馆的设计收藏主要供应商。

　　此后，我利用参加全国性专业会议间隙，召集全国最著名的西方设计史学者与专家对这批藏品图片进行判断。大家一致认为：以藏品的系统性、代表性，可以判断其属博物馆级别的收藏，如果真的能引进，其意义和价值不可估量。此外，我们还通过此前公开的类似藏品交易数据比对与其他多个渠道咨询，就此掌握国际相关设计类文物交易的情况。

　　艺术评论：美院是否了解布诺汉在与美院接触前，还与哪些人有过接触？为何布诺汉最后选择美院？

　　宋建明：在我做上述这些研究之前，并不知道国内已有人与布诺汉接触。至于布诺汉为何选定将这批藏品最后托付美院，我想他应该是看到了我们的团队与他近十天的相处，考察与艰苦谈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专业能力、责任心、耐心和细心，征服了他。

　　其实，他出让这批藏品是有前提条件的，必须要建立一个国际级的设计博物馆。我们团队在学术上的深厚背景，让布诺汉能有足够的信任，我们能真正将这批藏品的价值发挥好。

　　事实上，在我们之前国际上有不少方面跟布诺汉接触过。开出的价格也很高，布诺汉迟迟没有决定，主要他对其中部分买家的学术背景、设计博物馆场地不满意。

　　艺术评论：在核定藏品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时，美院有无召开过相关的专家会议，有哪些专家列席，他们的意见是怎样的？

　　宋建明：中国美院是一个以学术研究著称的单位，对于具有学术意义的判断，当然是慎之再慎的。

　　如上所述，我们在那一段时间里，兴奋异常，凡遇到相关的学者比如来校教学的多位德国专家，就会与他们讨论。中外专家的意见相当一致：这是一批难得的价值非凡的设计史收藏。

　　其实，我们当年做这些研究，并不知道这批藏品最后会落户中国美院，完全是出于对学术事件的好奇。如果还有某种“私心”的话，就是希望能够在合适的机会建议杭州市政府予以收藏，以便我们可以获得直接物证而展开深入研究，为此，我们自觉地承担了智库的角色。

　　艺术评论：从决定收购到藏品入驻的过程大概经历多少时间？重要节点能否简单介绍一下？

　　宋建明：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从我着手了解这批藏品开始，到入驻美院，好像快一年。从研究到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大概就花了3-4个月时间。后来，杭州市决定支持美院收藏这批藏品；我们才真正开始联系布诺汉、准备学术与商务谈判、获得进口许可等等，又做了近一个月的准备；然后，我带队到现场考察、验货和谈判，在最后一刻达成了一系列复杂的协议，有近十天；然后，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培训一个团队进驻现场逐件验货，包装和做文字、图片和影像记录；在学校立即腾挪空间，按照国际博物馆库房要求装修，订购设备；当所有文物包装完毕，布诺汉突然派人来要求检查库房，如果不达标，文物不启运；直至认为满意了，文物启程到运输又花了不少时间；文物车进校，又逐件启封、拍照、造册、入库，耗时许多天。

　　总之，对于这批被称作“人类文明的遗产”，我们是怀着敬畏之心一丝不苟地管理和呵护的。

　　艺术评论：在美院介入收购之前，听说已有一位名为潘建阳的商人与布诺汉协定了价格，那杭州在决定购入后对于价格的谈判是如何进行的？

　　宋建明：你说的那个姓潘的商人，我不认识，也没有什么交流。

　　我记得在一次藏品论证会上，我应邀作为对这批藏品价值咨询顾问出席。好像是有一个商人向市领导提出由他出资6000万欧元购买这批藏品，说是再建一设计博物馆捐给市里，以此换取一大块土地开发的提议，但当场杭州市领导就否决了他的提议。我觉得杭州市领导看穿了其中谋利的“猫腻”吧。

　　关于具体购买的价格问题，我很抱歉，无可奉告，因为我必须遵守合同法律条款的规定。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我们深知这笔钱的来源和它将要发挥的作用、意义和价值。

　　我们团队也是竭尽全力与布诺汉之间展开相当艰苦的谈判，过程几度谈崩。最后，我们的态度与诚意还是感动他，他做出了触底线的让步。

　　至于一些相关信息，布诺汉告诉我：他非常厌恶一些不懂行规的中国商人见面就质问他出价依据，胡乱砍价，他说我是不会卖给这样人的！我想那个6000万欧元是否就是他砍价的结果。

　　当然，我也相信即使是6000万欧元，可能已经比韩国竞买者的价格低了许多。

　　艺术评论：对这批藏品的成交价值如何确定？美院是否邀请第三方进行了评估？

　　宋建明：关于价格相关问题，恕我受法律授权限制，无可奉告。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带领的团队由独立的三方面人士构成，首先是政府派员监督整个谈判过程，随时提醒他关注到的问题；其次，校外资深的独立学者，他重点是做学术性鉴别与判断；主体部分由美院的学者组成。

　　在寒冷的异国他乡，大家真是本着对祖国、对人民与政府，以及对学术认真负责的态度，记录每天考察进展的情况，梳理一天谈判结果，以及再交锋的策略。在柏林的那些日子，大家的状态，个个都像侦探，每天都是在巨大的压力和紧张的气氛中度过的。

　　作为受此使命者，我还可以透露的是我们在考察现场的作为和感受：我关注的不仅是那一批我熟悉的或陌生的物件，我更关注的或者我追问的是它们背景的档案健全与否。为此，布诺汉才不敢怠慢，逐一向我出示我抽查的物品身份来历的详细电子档案，以及纸质各个时期的证明文献，包括许多重要物件在拍卖市场上流通的记录。仅就这一套完备的文献的组织、管理和检索查询功能，足以让我对布诺汉先生产生学术上的敬意。

　　因为，在我看来，引进这套管理方法，就如同引进一个发达的学科，它将大大提升我国设计博物馆学科的内涵与方法论。从工作量来看，印证了他说的：曾雇了多名设计史研究员在他的指导下整理了6年，就连那套管理软件都是他出资编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