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家具产地的鉴别

　　作者：古 枫

　　红木家具年代的鉴定与鉴别红木家具生产的产地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经常会发现，在不同的产地，既有不同的品种，不同的工艺手法，又有许多产品在相互影响中流传和发展，细加推敲，可以找出许多有利于我们鉴别制造产地和年代的规律性的东西，作为断代的又一个依据。

　　中国古代家具的地域性特点强，导致它的分类只能按地区划分。就目前所知，南方有江浙一带以苏州为中心的苏做，宁波地区的甬做，温州地区的瓯做，福建地区的闽做，广东、广西地区的广做；北方则有山西地区的晋做，河北地区(包括京津)的冀做，山东地区的鲁做，陕西地区的陕做，还有内地四川的川做等等。这些都形成流派，它们在制作原则下发挥地域文化的特点，形成了可以剥离开的流派。经济发展是家具发展的前提。哪个地区经济发达，家具制作业就随之发达，原因是国人喜好置房，置房后又喜好置家，家庭布置是靠家具烘托气氛的，家庭财富的体现除去房子就是家具，这就是中国古代家具为什么能够显示主人身份的缘由。

　　中国古代家具使用的良材大部分需要进口，广州口岸得天独厚，木材贸易的发达促使广州家具制造业也发达。广做家具的特点是用料壮硕，毫不吝惜材料，比如板芯，广做家具明显比苏做家具要厚，所以许多保留至今的广做家具面板少有开裂。家具用材上，广做家具讲究四面见锯，翻过身来，少有扒棱现象。“扒棱”是指用材在隐蔽处留有表皮层，在外露的地方显现芯料，从断面上看呈三角形。这是一种省料的办法。广做讲究整板多，拼板少；大料挖缺多，小料拼攒少，这些特点构成了广做家具施工手法，形成了豪华的风格，以表现豪华阔绰为内容，成为广做家具的精神核心。

　　广式家具在不同历史时期也表现出许多相应的形式特征，成为广式断代依据的重要构成因素。例如俗称“鸭尾式”的尖兜钩，为清代后期的一种变体式样。这一形式来源于传统的兜接做法。清代中期多做方钩，后方钩改为尖角，方角改为圆角，家具造型也因此显得更加空灵轻便。再如，许多广式椅子靠背不直接与椅盘相连，在两后腿间往往设立横档，或高或低，结构和造法与苏式椅子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也是不同时期形式变化中的一个特征，可以作为确切的断代依据。

　　苏做家具则与之相反，省料为施工原则，凡苏做家具一定精打细算，能省则省，绝不浪费。“苏式”的许多传统品种在接受“广式”影响的过程中，先着眼于装饰，表现出许多与苏式传统不很协调的装饰手法，从而使苏式家具打上了广式的印记。这类家具主要在清代的中期。那些广式形制的苏做家具，在外形上已渐渐广式化或西洋化，仅仅在做工上还表现出苏式特色的，一般是清代晚期家具。其中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整体造型式样的广式化，另一种是精致繁琐的装饰。具体特征如美化家具的束腰，有采用镂空盘线脚的，有嵌黄杨木条的，又有加工装饰线脚同时增设精细叠刹的。又如牙条装饰部件的变体攉脚档，结子雕刻的写实性变化等等，在清代中叶的苏式家具上往往相当突出。另外，苏做家具多镶瘿水面板，而面框的做法又多做内圆角，面板多做镶平面，几乎不做落堂面；凡落堂面则多起堆肚，堆肚四角也与面框交角一样都起圆角。这些在清代中晚期的家具中都有许多典型的实例。另外，在苏式家具中最多的是各式各样的桥梁档，这种中间外凸、两旁凹下的造型和做法还用作椅子的搭脑。到清代中晚期，椅子座面的前挺也做成这种形状，而且从上到下形成一种定式，民间俗称“马鞍式”，成为苏做清式椅子一种独特的造型。这可能因为广式框档多所谓“鲤鱼肚”，而苏式椅子的传统形式方正，为了学习广式的变化，故反其道而行之，以求标新立异所致。

　　多年以来，国人一直认为中国古代硬木家具的主要产地为苏州、广州两地，尤其黄花梨家具好像除苏州外没有其他地区制作。苏广两做的确为硬木良材最大宗产地，而且声名远播。但其他富裕地区也不会坐等，商业的法则促使中国古代家具的制造业蓬勃发展。都有优秀的作品存世，证明了清代家具生产的普遍性。

　　北京为元明清三代都城，达官贵人、巨商富贾云集，硬木家具需求量极大，仅凭苏广地区供应尚无法满足各类人士需求，清朝宫廷内设置木器作坊，调苏广家具制作高手进京，进入大内献艺。当然宫廷家具以紫檀、黄花梨木为主，少有红木。但京城显贵们要附庸风雅，苏广两地的能工巧匠们不可能都进入大内，所以京做家具以融苏广两做特点著称，凡长处尽可能利用。如一对红木攒拐子禅椅属少见品种，应为大户人家订制，尺寸较大，无管脚枨，靠背矮扶手短，式样奇特。这类禅椅原为参禅打坐之用，进深较一般椅子深，如不盘腿坐于椅上，腰则不能靠于椅背。冲出搭脑的靠背板正好顶住腰部，十分舒适。椅子牙板两侧和正面纹饰一样，起阳线拐子，背面则刻阴线拐子，制作手法略有差异，表明设计者的正反意识清晰。禅椅在古代家具中是极少品种，很可能置于大户人家佛堂中，参禅打坐，足见主人心诚。京做红木家具，有部分仿宫廷紫檀做工的，这种追求一方面满足个人虚荣的心理，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工匠高超的技巧。北京在皇宫的影响下，尤其王爷府内的家具，无不以追求宫廷风范为尚。我们把京做宫廷做工的家具，称为“贡做”，与一般京做还是存在差异。

　　闽做，来自福建。以前对这一地区的古家具没有研究，近年由于商人的深入，黄花梨、红木等明清家具时有发现，大条案、供桌等等。闽做硬木家具的特点是比例高，用料大，有不协调之感。原因可能是福建潮湿，家具高些防潮性能好；还有一个原因，福建沿海或山区民风古朴，督信佛教，家具用于供奉的多，因而高大。高大才能显得庄重，心灵就能得以安慰。这样的新课题是前人从未注意到的，没有任何研究记载，今天提出，也是说明中国古代家具文化深奥博大，可供研究的课题非常之多，每一代研究者都能找到新的研究对象。闽做家具除去较素一类受苏做家具影响，其余也以施金漆为主。其家具造型夸张，多少给人舞台戏剧用道具之感。这一点与福建民居建筑有异曲同工之处，闽做家具在客家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热烈华丽的风格。

　　中国乡村家具中的杰出代表，以长江为界，南方首推苏州地区做工家具(简称苏做)，北方则以山西地区做工家具(简称晋做)为首。这南北两派的风格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国乡村家具的整体风貌，体现出由明至清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国乡村家具以苏晋两做为代表决非偶然，它的杰出成就充分反映在它的实用美学意义上，其做工手法纯熟，整体设计完善，是其他地区家具无法比拟的。它的杰出成就已得到世界公认，欧美一些著名博物馆均有收藏，在私人收藏家中亦倍受青睐。由于山西历史上商贾辈出，富甲一方，导致家具生产水平极高。许多明式和清式的晋做家具作为中国古典家具之典范应该说当之无愧。晋做家具中，晋南、晋中、晋北存在差异，以河东地区做工最佳。另外，晋做另有漆家具一类，工艺亦登峰造极，美不胜收。相比之下，冀做家具就显得有些土气，拙笨实用是其特点。河北地区，包括北京天津等地的乡村家具，以平面直角交代为多，铜饰件也以圆或方为主，少有变化，反映出北方人不擅言谈，思维直向、四平八稳的淳朴民风。

　　山东地区的鲁做家具与山东人的性格一样，豪爽大气。鲁做家具用料粗壮，体积硕大。鲁做家具在正面处理上与晋做家具大同小异，但往往在背面底部等观察不到的地方处理得明显草率。仔细推敲，也能找到鲁做家具不成熟的地方。

　　甬做家具。宁波为港口，接受外来思想频繁，影响极大。甬做家具在镶嵌工艺上独树一帜。高档的以象牙，次之的以兽骨、黄杨为材料，在家具的表面大量的，不厌其烦地镶嵌出山水、花鸟、走兽、人物等图案，许多画面精细得令人叹为观止。甬做家具一般来说，常把名贵木材用在正面，在同一家具亦由实用多种木材，如用花梨木为框，红木为板芯，乌木镶牙条，本地木用于两侧及后背等。甬做家具讲究正面，常忽略两侧。

　　同为港口的温州，与前者有所不同。瓯做家具的最大特点是在雕工处多施以金漆，对能够折射光的物质尤为倾心，诸如玻璃、螺钿等，研碎后加灰涂于家具表面，使之有闪光熠熠之感，同时还将加彩玻璃镶嵌于主要装饰面上，起画龙点睛作用。瓯做家具因大量髹漆，故少有使用优良木材。

　　多年来，各地的家具保持着自己独有的特征。文人是社会标尺的制定者。就家具而言，他们会不停地对家具制作者提出要求，以自己的审美不厌其烦地修正工匠的不足之处，使之完美起来。中国古代家具就是在这种近乎苛求的社会氛围中顽强地发展起来，摒弃糟粕，汲取精华，奠定了古典中国乡村家具在世界家具史上的崇高地位。

　　红木家具的断代，结合明式和清式家具断代，包括京式、宁式和海式等等，在许多方面相互补充，相互借鉴，通过互相比较，在看到共性特征的同时，找出它们的区别和个性特征来，就能帮助我们找到满意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