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自雍正皇帝始,开献瑞讲瑞之先河。广大劳动人民在这种思想意识的影响下,形成新的思想风尚,加上当时经济的发展,民族手工艺技术的提高,使传统家具突破明式家具的模式,各种器物的装饰图案很快以新的面貌出现,即“吉祥图案”。
文、图/胡德生(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编辑/陈盛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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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箱子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雍正帝刚刚即位,社会上流传一股雍正擅改遗诏、拭君篡位的传闻,为了转移视线,并昭示自己即位是秉承天意,雍正搬出了“祥瑞”思想。
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清家具中,有一件雍正元年制造的漆箱,精美异常。箱体分内外两层,外箱长189厘米,宽50厘米,通高49厘米,内箱长178厘米,宽40.5厘米,通高35.5厘米。下有8厘米高的底座,底座上镶有长182厘米,宽45厘米,高3.5厘米的垛边,内箱四角下有3.5厘米高的矮足,与垛边齐平。内箱箱壁较高,上盖较窄,只有7.4厘米高的竖墙。外箱箱盖四壁较高有41厘米,箱盖里口正好套在垛边的外侧。外箱套盖长186厘米,宽48.5厘米,较箱座略小。每层箱体两端有铜质提环,通体黑漆地,用泥金勾画龙戏珠纹,周围间布流云。黑素漆里,不露木胎。在外层箱面一侧正中,满汉对照描金题签:“雍正元年吉月孝陵所产蓍草六苁三百茎敬谨贮内”。(蓍草在古代常用于占卜凶吉。)
这件箱子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雍正帝刚刚即位,社会上流传一股雍正擅改遗诏、拭君篡位的传闻,为了转移视线,并昭示自己即位是秉承天意,雍正搬出了“祥瑞”思想。据《养吉斋从录》卷二十六载:“雍正间孝陵产神蓍,景陵宝城山上,尝产石芝一本,彩芝三本,高宗有诗,见乐善堂集,蓍草在古代常用于占卜,雍正元年,孝陵坟包上生蓍草。即被雍正视为神草。并敬谨收贮,为此特命造办处制一具二层套箱,箱外织纹描金,云龙纹,箱面金漆满汉对照题签:雍正元年吉月,孝陵所产蓍草六丛,三百茎敬谨贮内。”现今蓍草已无,而此箱依存,还保管在故宫博物院。此后又于雍正三年二月二日上演了一曲七星连珠的假戏。一些廷臣还引证古典,列举高阳,汉高祖、宋太祖实事,请求庆贺。雍正帝一方面大肆宣扬“七星聚曜”为难逢之天瑞,一方面不允廷臣之请求庆贺。假意把祯祥之昭示之由说成是皇孝至德之感即今日敬应之实。并亲题“七曜会聚记”一篇,三百八十余字。此后,每遇祥瑞,即大肆宣扬。画影图形,昭示全国。在他在位十三年中,七星会聚,黄河澄清,嘉禾、瑞谷、神芝、蓍草等,频出不穷。景星庆云频频出现,更为稀奇的是,雍正七年署渐督性桂,署抚蔡仕舢奏进“湖州王文隆家万蚕同织瑞茧一幅,长五尺八寸,宽二尺三寸。任昉所记园客华蚕,茧大如瓮,不足夸兮。然世宗敬天以实,有而不居,卒未尝因此一受贺也。”(《养吉斋余录》卷二)他先后作过《七星会聚记》、《嘉禾图跋》、《瑞谷图跋》、《黄河澄清碑记》、《日月合璧,五星连珠吉祭景陵文》等,计三千一百余字。连篇累牍,不一而足。他极力宣扬瑞应的目的,一为掩饰自己的政治阴谋,证明自己敬天法祖,以祥瑞现象证明自己继承帝位是上天的安排,同时又以众多的祥瑞现象表示出太平盛世的景象。借以表现自己治国有方,是顺应天意的明主。达到缓解民族矛盾,维护其统治地位的用心。
按历代传统祥瑞观念认为,凡有斗极明,日、月光、甘露降、瑞雪、瑞雨及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的瑞符、说明人君有德及天。遇有黄龙见、礼泉涌、河出龙图、洛出龟书、山出器车,泽出神马等,说明人君有德及山陵。有凤凰翔、鸞凤舞、狐九尾、麒麟瑧、雉白首、白鹿、白猿、白狼等出现时,则说明人君有德至鸟兽。有灵芝、嘉禾生、冥夹起、平露、宾连、木连理,说明人君有德至草木。有钟律和、四夷化、越裳来、孝道至、疌蒲出庖橱等,说明人君有德至八方。这些虚构的或符会的所谓祥瑞景物,经过历代儒家、道家、阴阳家的渲染。内容不断增多,以迎合统治者的欢心,下级官吏争相献瑞,有时甚至到了狂热程度。西汉后期的王莽就是典型实例,以至有人对祥瑞提出异议,指出是骗人的邪说。这方面要以东汉的王充为代表。但是,在封建迷信盛行的社会里,王充的思想不可能形成主流。在后世君主中,不相信祥瑞的还是大有人在。以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为例,他们对祥瑞的态度就截然不同。《养吉斋余录》卷二载:“圣朝自朱果发祥以来,诸福荐至。康熙纪元六十一年,从不许人言祯祥瑞应。雍正间,内外臣工以景星、庆云、嘉鹤、异麦、灵芝、神芝之属告者,殆无虚月。”
据《清史稿、茎祖本纪》载:“圣祖二十五年辛已,于成龙进嘉禾,上曰:‘今夏干旱,幸而得雨、末足为瑞也’。”关于五星连珠的说法,在一次读史时,看到宋太祖时五星聚奎的记载,即发议论认为“五星行于天,度数不同,迟速各异,何由聚于一宿,虽史册书之,考之天文,断之以理,终不可信。”对古史中描绘古帝王的祯祥记载和庆都感赤龙之祥,孕十有四月生尧的传说也提出了异议。“古称庆都感赤龙之祥,孕十有四月生尧。此等事先儒常疑之,正孟子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之意也’。盖圣人不语怪以垂戒于世,而后人犹有矫诬上天侈言祥瑞之事,况敢从而启之乎。”(《圣祖御制文集》卷二十六)“古史中如皇帝鼎湖乘龙,及周穆王宴于瑶池之事,皆非正史所传。虽文章常采用之,不过资其华藻以新耳目,其实不足信也。”又说:“自古帝王崇信方士以求神仙者,不可胜数。如唐之宪宗、武宗、宣宗,皆饵金石之药以求寿考,而不知反以自戏其生,覆辙相寻而不知悔者。昔人每深叹其愚。此皆未知无逸可以至寿,圣贤原有切实可信之理也。”(《御制文集》卷二十六、一集二函)。又说:“人君惟敬修其德,以与天意相孚,不必指何事为何德之应。总之和气至祥,乖气至涙。乃古今不易之恒理。遇祥益谦,遇灾知敬,乃人君应天之实事。亦无时不致其谨凛而已。”(《康熙御制文集》卷二十六)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康熙帝认为祥瑞与人君并无直接联系。如康熙二十五年于成龙进嘉禾,康熙皇帝认为今年夏天一直干旱无雨,幸而后来得雨有了些收成,产量肯定受到影响,几棵嘉禾根本算不上什么瑞气。康熙皇帝崇尚科学,在他执政期间,正值西方传教士大批来华,康熙帝积极吸取西方技术。任洋人推动立法改革,让洋人参与建筑设计,以及测量绘画等艺术,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在另一方面,他又极力限制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他认为古史所记的皇帝鼎湖乘龙,周穆王宴瑶池,庆都感赤龙之祥,孕十有四月生尧,以及历代出现的大瑞五星连珠现象,都是不可信的无稽之谈,对历代帝王崇信方士以求仙,服丹药求长生,覆有中毒的先例而不知悔改,愚蠢至极。他认为天气变化(即气候)是古今不易之恒理,遇祥益谦,要珍惜其劳动果实来之不易,遇灾,要及时救济,妥善处理。总之人君要勤政爱民,不失时机的为百姓办实事。从不相信何事为何德之应。他所理解的天意,即物阜民丰,人民安居乐业,天下太平。所以他才时刻敬修其德,重实事,轻虚荣。在他的治理下,清代很快就呈现出盛世局面。
清代自雍正皇帝始,重视祥瑞,开献瑞讲瑞之先河。据《养吉斋余录》卷二载:“前史言瑞应者,后世亦或有疑义之词。至乾昭回,万方共见,且可推测得之。固可以虚文涂饰者。本朝雍正三年二月二日庚午,日月合璧,五星连珠。乾隆二十六年正月辛丑午时,日月合璧,五星连珠,嘉庆四年四月已丑,日月合璧,五星连珠。道光元年四月辛已辰时,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百年之中休微四现,又雍正十二年元旦立春,为甲寅年,丙寅月戌寅日,是日大雪盈尺,占验家以为上瑞。”在他的倡导和带动下,地方官吏争相讨好,献瑞之风盛行,广大劳动人民在这种思想意识的影响下,形成新的思想时尚,各种器物的装饰图案很快以新的面貌出现,即“吉祥图案”。加上当时经济的发展,民族手工艺技术的提高,使传统家具突破明式家具的模式,而以新的式样呈现在国人面前。明式家具向清式家具的转变,与雍正皇帝思想意识的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