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摩崖》王懿荣藏本

《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摩崖》王懿荣藏本 后期拓本 翻刻本

　　《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摩崖》高度体现了碑帖收藏的特殊性，此碑虽是晚清光绪五年(1879)才被发现，传世拓本亦较为常见，但王懿荣藏本却是难得珍稀之品，洵为《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摩崖》中善本。

　　仲威

　　碑帖拓片的珍贵程度，大致可从三方面去考量，那就是文博界统称的三种价值：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史料价值。文物价值可以理解为拓本的拓制年代久远，传本稀缺等等，艺术价值顾名思义就是碑帖的书法艺术、拓制艺术、装裱艺术等等，史料价值不仅包括碑帖自身的文献价值，还包括碑帖附带的名家批校、题跋等等。

　　就碑帖这一特殊文献来讲，上述三种价值中“文物价值”是至关重要的和压倒其他的，历代碑文大多在传世古籍文献中均有著录，因此其拓本的史料价值就不凸显，新近出土的重要碑刻有较高的文献史料价值，一经发现就被文博研究者或著录或出版，待到百年后，其初具文物价值时，其史料价值早已是明日黄花，因此碑帖的文献价值是靠历代名家题跋考释来不断添补的，随着历代名家的离世，其题跋遗迹的珍贵性与日俱增，题跋的文献价值又转化到文物价值上。

　　其次文物价值中“拓制年代久远”与“传本稀缺”两方面，尤以“传本稀缺”占主导。也就是说，并不是一切宋拓的珍贵性都超过明拓、清拓，例如：宋拓《九成宫》、《集王圣教序》等传本较多，反不如明代出土的《常丑奴墓志》、清代出土的《崔敬邕墓志》等等来得珍贵。

　　还有一个关乎碑帖珍贵性的问题，那就是碑帖拓片不同于古籍图书有“复本”的情况，某个年代的刻本只能在那个年代批量印刷，很少隔代还能印刷的。碑帖则不同，唐碑能在宋代拓印，也能在明清拓印，“复本”情况很少见。即便某个年代拓印的一批拓本，经过历年的分散收藏，留下了不同的收藏者题跋和印章，致使其个性的成分增加了，稀见性也随之提高。所以碑帖拓片的收藏，更注重其流传源流。

　　《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摩崖》就高度体现了碑帖收藏的特殊性，此碑虽是晚清光绪五年(1879)才被发现，传世拓本亦较为常见，但笔者所要介绍的藏本，却是难得珍稀之品，洵为《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摩崖》中善本，堪当“最善善本”。

　　《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摩崖》刻石及其发现

　　《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摩崖》又称《刘平国斲孔记》，永寿四年(158)八月刻立。隶书，八行，行七字至十六字不等，总计百又五字。后附别刻有三行(前二行，行四字，末行行三字)。

　　此摩崖文字纪年为“永寿四年八月”，“永寿”为后汉桓帝刘志第五次更改的年号，此年号仅沿用三年半，至永寿四年(158)六月大赦天下又改为“延熹元年”，此处“四年八月”，距改年号已历两个月，仍用“永寿”，可能缘于龟兹国地处边陲，改元之诏还在路上走着呢。

　　摩崖碑刻在阿克苏所属赛里木城东北二百里大山岩壁上。光绪五年(1879)夏间，张曜出师新疆，遣士卒探寻天山南北捷径，其间一兵士迷路乱山中，夜宿于岩洞，明日仰视崖壁，微露斧凿痕，似有纵横文字，疑为汉刻。此事传说至幕客施补华(均甫)处，施氏请示节帅张曜，要求传拓研究，张帅遂命令总戎王得魁、大令张廷楫备足干粮、捶拓工具和马匹，前往椎拓，共得点画完具者九十余字，始知为东汉摩崖刻石。

　　当时军中无拓工，皆以兵士充之，拓本极粗糙。光绪八年(1882)施补华作《刘平国摩崖跋尾》一篇，详细记载了摩崖文字的发现经过，并对碑文中涉及的官职、地名沿革进行考证。光绪九年(1883)施补华自带拓工监拓数十纸，用以分赠友朋，此时的拓本方才可称其为真正的拓本，与兵士胡拓有着天壤之别。此碑一经施氏传拓，声名远播，关内捶拓者亦纷至沓来，因赛里木城穷乡僻壤，路远地偏，拓工为寻粮草、投宿常常惊扰土民，相传摩崖拓未久即被当地回民摧毁。

　　由此可知，施补华(均甫)既是此碑的发现者和监拓者，又是此碑的传播者和最早研究者，光绪九年(1883)施补华监拓数十纸，堪称“初拓最佳本”，如今所存又能确指者当稀若星凤。2011年8月，笔者在上海图书馆普通书库中，偶然间检得一册“光绪九年(1883)施补华监拓本”，此本就是当年施补华拓赠王懿荣者，开卷识语盈篇，朱记粲然，洵为传世《刘平国摩崖》最善善本。

　　《刘平国摩崖》王懿荣藏本

　　此本为光绪九年(1883)施补华监拓本，拓工精湛，为《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摩崖》少见之精拓本，拓片高48.8厘米，宽41.5厘米，归王懿荣后珍爱异常，装裱成整幅大张(高138厘米，宽73厘米)。光绪十五年(1889)冬，恰逢施补华进京，王懿荣携《刘平国》整幅邀请施氏题跋。

　　光绪十五年(1889)除日，这位《刘平国摩崖》的监拓者——施补华留下了亲笔题记，其跋曰：“余于光绪五年(1879)得此刻于鸠兹山中，八年为之跋，九年命工拓数十纸，分贻海内朋好，伯希祭酒(盛昱)、廉生太史(王懿荣)所得皆是也。十五年冬至京师，祭酒、太史皆装为大卷，属题其后，按此刻文字余于跋尾既略为考证，祭酒复补其未及若干字，审定为‘刘平国斲孔记’，释其义于右方矣。唯此刻既显，拓者踵至，咸以军人充其役，手与纸墨夙不相习，椎毡又复未具，往往点画不可辨识，甚者脱去‘京兆’、‘淳于’数行，而种人居山下者，又虑其扰累，谋划去之。余为就崖窾作亭覆盖其字，召酋长受约束，毋俾损坏，于今六年，损坏与否实不可知，然则他人之所拓与拓之异日者，其不能如此本，决矣。对此本如在疏勒军中，万里忆朋好也。”

　　遗憾的是，光绪十六年(1890)二月，施补华回济南不及即告委化。王懿荣感其旧情，珍其遗墨，于光绪十六年(1890)四月，属盛昱为其拓本整幅抄录《刘平国释文》，又命徐继孺补录施补华光绪八年(1882)《刘平国摩崖题跋》旧作，复请李文田为此拓本题诗。

　　盛昱释文如下：

　　第一行：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廿九日发家(其上方有端方批注：“此行第十三字是‘六’字，非‘九’字。”)

　　第二行：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

　　第三行：当卑程阿羌等六人共来

　　第四行：谷关八月一日始斲山石作孔至日

　　第五行：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其上方有庚寅(1890)四月廖平批注：“‘坚’字上尚有一字，今审识为‘以’字。”〕

　　第六行：子孙永寿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

　　第七行：乙酉直建纪此东乌累关城皆

　　第八行：将军所作也(其上有王瓘篆书批注：“此行‘也’字下是‘仇披’二字。”)

　　后三行

　　敦煌(或释为“京兆”)

　　淳于伯

　　作此诵

　　盛昱又在《释文》后补记云：“去年冬施均甫(施补华)同年来京师，余与廉生(王懿荣)各出均甫所赠《刘平国刻石》属其题记。余偶作释文，廉生以为当属录左方，匆匆未果。……均甫今年二月还济南未久讣至，廉生珍其遗墨，重属补完因记。”

　　光绪十六年(1890)五月，潘祖荫又为王懿荣整幅拓本题端，使此本题跋题记初具规模。

　　潘祖荫跋云：“伯羲(盛昱)所释是也，孝达(张之洞)之说非，季平(廖平)释‘以’字是，而均甫(施补华)已作古人矣，阅之怃然。光绪庚寅五月十九日时久旱得雨又可喜也。”

　　潘祖荫此跋书法自然率意，评语直截了当，不回避是非，可见其友朋关系非常密切和谐。

　　光绪十六年(1890)四月至六月期间，卷中还留下了廖平、郑杲、于霖达、黄绍箕、黄国瑾观款题记。

　　光绪廿三年(1897)秋，樊增祥引觐入都，与王懿荣朝夕游处，十一月十四日晚王懿荣出示此本《刘平国》整幅属其题跋。樊增祥寒夜挑灯看碑，卷中题跋者均为二人好友，此时潘祖荫、李文田、施补华、黄国瑾业已作古，阅罢不禁泫然泪下。此时整幅卷中题跋已经满布，几乎无从落笔，樊氏只得在拓纸的左上角小字题诗一首，诗曰：“穹碑首署左将军，谁遣龟兹善八分，终是汉家声教远，一时四域总同文，卷中师友半寒烟，依烛看碑辄泫然，珍重儒林双祭酒(指盛昱、王懿荣)，周宣猎碣共长年。”

　　同年，光绪廿三年(1897)还留下了端方、王瓘、徐郙等人对盛昱所录《刘平国释文》的补记。

　　民国八年(1919)春又添周大烈购藏题记。

　　附：

　　鉴定《刘平国摩崖》初拓的依据是：

　　第四行“谷关八月一日”之“谷”字完好，其上似有半字。

　　第五行“以坚固万岁”之“以坚”二字完好。

　　另，《刘平国摩崖》亦有翻刻本，字口刺缺，是其特征。

　　此本经施补华监拓后，转赠王懿荣，再归周大烈，卷中十四位友朋或题跋或题诗或释文或补记或观款，一片片师友情，一段段金石缘，此出“碑帖佳话”笔者想借用《刘平国摩崖》中的吉语“长寿亿年”来颂祝万古流芳。

　　秋雨声中展卷细阅，似乎隐约又传来了万里之外疏勒军中的拓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