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伟生：延续古籍生命

　　杜伟生，男，1952年生，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籍修复的代表性传承人。

　　“据初步统计，全国现存约5000多万册古籍，其中三分之一需要修复，这其中又有三分之一亟须马上修。”在古色古香的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里，杜伟生这样向记者介绍我国古籍修复的现状。

　　从1974年开始，杜伟生已在国家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近40年。“书是修不完的。书不断在修，也不断在坏。”杜伟生说，“如果是皮纸书还好点，能够保存上千年。但是像后来大量采用的竹纸书，保存得再好，过个一二百年也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修书就像给书看病一样，丝毫马虎不得。”杜伟生介绍，古籍修复的技艺并不复杂，用的最多的材料也就是纸张和浆糊。但是古籍修复对于经验、知识全面性的要求很高。

　　修书人要有经验，这一行有“三分技术、七分经验”的说法。经验是修书人分辨和处理待修复书籍各种问题的主要依据。另外，古籍修复是一门交叉学科，各种知识背景都要有。比如修书人要懂历史才能分辨版本、年代；要懂纸，了解各种纸的特性；要懂古汉语，才能拼接一些已经碎了、散了的书；要懂艺术，按漂亮的比例装裱书；要懂化学，处理纸上的各种痕迹……

　　就算有了技术、知识、经验仍然不行，还需要耐心和细心。古籍一修就是大半天，需要长时间坐椅子上埋头工作，这不是个轻松活，有些人坚持不下来，而且时间长了难免会患上点职业病。

　　“古籍修复也不是谁修的快，谁技艺就好。”杜伟生指出，古籍修复的好坏评价不在当下，而是在后人。有些人在浆糊里掺矾。矾可以控制纸的伸缩，还有防腐作用，但是对纸张危害很大。这种危害20年内都看不出来，但过了150年左右，用矾的危害就会显现出来，纸张会发红、变脆。“古籍修复是项良心活。”

　　古籍都是文物，所以修复起来要精益求精。国家图书馆对古籍的修复主要是保护性的，必须在不破坏原貌的前提下对古籍进行修复，而且在修复工程中始终秉承可逆性原则，可以随时拆掉修补时糊上的纸张，当更先进修复技术出现时可以马上采用。因此古籍修复的速度快不起来。

　　20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5世纪至11世纪的古写本及印本，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被称为敦煌遗书。国家图书馆从1991年开始对馆藏的1万6千件敦煌遗书藏品进行修复。时至今日，这项工作仍然没有完成。“就以一册80页的书来说吧，我要修复半个月，这还得不是很破的书，如果特别破的，一天能弄个两三页就不错了。”杜伟生说。

　　“现在古籍修复的人才培养并不乐观。”说到古籍修复人才的培养，杜伟生这样认为。全国现在有53个学校开设了古籍修复专业，但是其中只有3家是大学本科，其他的都是大专生。而古籍修复需要高素质、高知识、高学历人才，大专生并不能满足这个要求。“我接触的国外一些从事古籍修复的人才大部分都是博士，而在我国，有些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学历并不高，我们现在的古籍修复水平和国外存在明显差距。”此外，现在图书馆古籍修复人才招收的起点至少是本科，这就存在着一边是图书馆招不到需要的人才，而另一边大量的古籍修复专业大专生找不到工作的矛盾。目前，即使是国家图书馆，专业从事古籍修复的工作人员也才仅有18位。

　　在修复古籍之余，杜伟生也在为传承古籍修复技艺作出自己的贡献：面向全国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系统开设古籍修复培训班，培训15期学员共计800人次；设计出纸浆补书机，克服了传统补书补完后凹凸不平的工艺缺陷，1997年出产品并向全国推广；2003年制定了《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标准要求》国家标准。

　　“只要还有人看书，古籍修复就不会停止。”杜伟生表示，“我希望越来越多年轻人参与到古籍修复中来。古籍修复修复的是濒危的书，但别让古籍修复技艺成为濒危技艺。”(本报记者 罗旭 通讯员 熊尚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