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古书讲三心：片纸只字都是宝

经卷修复前 经卷修复后

　　从18岁进入上海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工作至今，潘美娣与“受伤”的古籍打交道有50个年头了。现在，她还兼任中山大学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的特聘古籍修复专家。在中大图书馆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见到潘美娣，才发现，这项日复一日颇显枯燥单调的工作赋予了她更高层次的美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含蓄蕴藉之气。她笑称这是个修身养性的职业，她以前性子很急，现在则无论说话还是做事，都不疾不徐、不温不火。跟她聊天，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陶渊明的两句诗：“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文图/记者江粤军

　　搓纸钉搓出个人“招牌”

　　1963年，潘美娣进了上海图书馆，一去就被安排做古籍修复。“那时候的人心思单纯，被安排做什么，都毫无条件地答应。”当时，全国就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这两大图书馆有专业修复人员。“古籍修复根据地方气候条件不同，有南北派之分。南方的古籍，因为天气潮湿，被虫蛀或发霉的很多；而北方的古籍，因为气候干燥，风化、焦脆的比较多，所以在修复处理上要有区别。”而潘美娣的师傅曹有福，可以说是南派中的高手。

　　进图书馆的第一天，领导将潘美娣带到了曹有福的面前，曹有福让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搓古籍修复中用于固定书页的纸钉。“他先用皮纸搓一个当样板，然后就给我一沓纸，让我自己搓，他一句话也没说。”一开始，潘美娣搓出来的纸钉都像小麻花那样，虽然也能用，但她并不满足，暗自琢磨：“为什么师傅搓出来的能那么细致？”靠着心去领悟，靠着手去调整，一个下午过去，潘美娣的手都搓僵硬了，但她也一句话都没说。最后，是曹有福开口了：“好了，不用再搓了。”那时，潘美娣搓出来的纸钉，已有半抽屉多。

　　“师傅采用的是很传统的带徒弟方式，他不讲什么理论，也不会给太多指导，只告诉你一条基本的原则：古籍修复必须整旧如旧，不能一本旧书过手后，变成一本新书，那绝对是大忌。其他的所有流程，师傅示范一遍，你就按着去做，做得好与坏，师傅看在眼里，也不会多说，主要靠自己琢磨。但当时因为没有那么多诱惑，人更能沉下心来，所以往往能更快地上手。”潘美娣感慨，搓纸钉的半天时间让她享用了一辈子。“第二年，我被派到北京图书馆，跟着北派高手张士达老师学习，张士达老师一看我搓的纸钉，马上说：‘这丫头搓得不错。’第一印象就挺好。这犹如一个人的招牌，拿出来好与坏，一目了然。”

　　两年后学成归来，潘美娣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但她强调的是，自己赶上一个好时代。“那时候老先生们都还在，他们视书如命。像顾廷龙馆长，对修复很重视，我们组里有十个人左右，每个人每次修完一批书，他都会一一过目。”后来，顾廷龙对管库的同事明确表示：“以后馆里面的等级藏品，都交给小潘修。”彼时，潘美娣也就二十多岁。

　　顾廷龙一句经常挂在嘴上的名言，潘美娣更是印象深刻“对于古籍而言，片纸只字都是宝。”因为一个字、一个印章，对古籍的版本鉴定可能就起到决定性的关键作用。“当时，馆里面有一本宋元时期的刻本，前人已经修过一次，但又烂了。重修时，我把它整个书页展开以后，书口后面一个刻工的名字显现了出来。顾先生一看非常高兴，他的兴奋之情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自创“夹揭法”修复明代古籍

　　潘美娣特别强调，做好古籍修复得有“三心”：信心、耐心和责任心。“如果没有责任心，书页一揭不开就放弃了，那损失不可计量。况且，古籍修复是急不出来的，必须每一页打开后，一个洞一个洞地补，一本书可能要用上一两个月的时间，一套书有十本二十本，一整年都搭进去了可能还弄不完。性子再急，一坐到古籍面前，人就必须平静下来。”

　　有一段时间上海图书馆要影印《永乐大典》，那必须整本拆下来，有坏掉的书页，先修好，再拿去拍照制版，回来后又要还原为明朝时期的硬包被装帧样式。《永乐大典》是馆里面的等级藏品，必须尽快弄完回库，不仅不能掉以轻心，还要加班加点。

　　1972年，上海博物馆来了一套从嘉定明墓出土的唱本。这套书是陪葬品，与墓主的尸身放在了一起，几百年下来，已经被尸体腐烂后的血水浸泡得成了硬邦邦的书砖了。因为上海博物馆没有专业的古籍修复人员，就到上图求借。顾廷龙很快派了潘美娣到上博去，同时去“支援”的还有上海复旦大学的一位老先生。“由于这些古唱本都已变成砖块了，如果硬揭，必坏无疑，所以要放到蒸锅里去蒸，就像蒸包子一样，让其软化，才能一沓一沓地揭开，再一页页地细揭。还必须马上揭，冷了又会变硬，比原来还硬。因此，我们是能做多少就蒸多少。这一套书，我们两人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修完。”

　　可见，古籍修复要根据每一套书不同的“受伤”情况制定具体的修复方案，甚至还要因书制宜地创造一些新办法，像“夹揭法”就是潘美娣的创新。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江苏太仓一座明墓里出土了一批古书，被送到上海博物馆，他们照例找顾廷龙，将这批古书送到了上海图书馆来修复。“太仓出土的这批书，有的书页看起来比较厚，实际上里面还有好几层，被黏在了一起，根本揭不开。于是我自己想了个土办法，在‘厚页’的两面各用浆糊再贴上两层纸，然后通过这两层纸的拉力将中间的书页一层层揭开，再清洗掉浆糊。”潘美娣晃了晃手中的《广州日报》，继续说：“任何一张报纸，中间都有厚度，我都可以一揭为二。”

　　事实上，以前的古籍修复工具都非常简单，一支毛笔、一瓶浆糊，就是所有配备。“以前都是自己想办法，需要用什么就做什么。现在裁纸有美工刀，以前哪有？都是马蹄刀，要自己磨刀。师傅告诉你怎么磨，你就好好干去。声音不对，师傅马上会说：‘你这样好像没吃饭’。以前也没有切纸机，做‘金镶玉’做完后，要切书，就自己用大刀来切。现在有机器辅助，省了不少力气。”

　　另外，古籍修复过程中，还有很关键的一点是配纸。首先是配大类，皮纸的书要配皮纸，竹纸的书要配竹纸，然后要测纸张的厚薄，现在有卡表，可以直接测量，以前就是凭感觉，事事都要更用心。

　　修复一定要找手工纸

　　历来修书人的地位都不怎么高。传统的大藏书家往往会养一个修书人，却以“修书匠”视之；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对这一块的重视也不够，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不太高，起点比较低。但古籍修复人员的作用就像调味料一样，少了还不行。潘美娣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上世纪80年代初期，英国皇家博物馆到北京邀请专家前往伦敦帮忙修缮中国古籍善本，当时老师傅们的年纪都很大了，他们推荐到上海图书馆来找人，但那时候出国是一件大事，图书馆方面最后以“技术保密”为由将人家打发走了。到了80年代后期，法国一家博物馆因为不懂修复，将收藏的一批受损的中国古籍一页页拆下来，封进了薄膜里面，令这些书彻底完蛋。通过这次教训，国内外在古籍修复方面的交流才逐渐多了起来。

　　国家对古籍修复也日渐重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没成立之前，全国比较有水平的修复人员不足百人。在举办过的15期古籍修复培训班中，参与培训的大概有五六百人。回去真正从事古籍修复的，虽然没那么多，但总比以前好多了。”同时，大专院校也开设了相关的专业和课程，像南京艺术学院、金陵科技学院、莫愁学院都有古籍修复专业。目前，中山大学也开设了相关的课程。而中大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中心，就是潘美娣和同事一起从无到有创建起来的。中心最里面的那个房间中，两排架子上叠放着各种各样的手工纸，那是潘美娣2003年到江浙一带订制回来的，足够用几十年。

　　“我们总说民国时期的书籍难以保存，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国内正是从手工造纸到工业造纸的过渡期，机械化程度不高，技术比较落后，添加的东西又多，结果纸的寿命很短。一般民国时期的报纸保存年限为60年，期刊杂志能存100年，好一些的书籍保存两百年估计也就到顶了。相反，宋版书如果保存得当，纸张放到今天都跟新的一样。因为当时是纯手工造纸，将树皮放在山沟沟的小河中泡、洗，腐烂成浆，不讲效率，也不计成本，添加的东西少，所以纸张非常好。现在添加很多化学物质加速腐化，出来的纸质量远不如前。所以，修复一定要找手工纸。”她们专程到安徽找宣纸，到江浙找皮纸，即便在当年非典时期，潘美娣和同事也若无其事，一门心思都在寻找好纸上。

　　大家简介

　　潘美娣，1963年进上海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与装帧工作。曾师从曹有福、张士达、肖振棠等古籍修复前辈。现任中山大学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特聘古籍修复专家。多次担任文化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以及图书馆学会举办的各级培训班授课教师；并为江苏省文化厅纸浆补书技术项目鉴定委员会委员、南京莫愁职业学校专家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