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印社2013春拍推出古籍《唐大诏令集》

　　西泠印社2013春季拍卖会

　　预展：7月10日至7月11日·杭州  

　　拍卖：7月12日至7月15日·杭州

　　媒体垂询：文宣部  +86 571 87807077   [email protected]

　　网上预展：www.xlysauc.com

　　琴书自娱，绵之日月——吴焯与王福厂的闲情偶寄

　　【古籍善本专场 7月12日 09：30 一号厅】

　　【文房清玩·古玩杂件专场 7月12日 14：00一号厅】

　　我们在鉴赏一件艺术品本身时，从中常可以管窥到艺术家创作时的生活图景，这里既反映了社会，又折射了自我。高居翰的《画家生涯》、《雅债》描述了传统书画家的生活与工作。金石大家陈巨来一本《安持人物琐忆》，叙就了民国文人墨客的日常琐事。今天，从西泠春拍的一册古籍与一张琴里，也觅得到一位藏书大家与一位篆刻大师的闲情偶寄。

　　从西泠拍卖所在地王文韶大学士府出门，沿清吟街东行几百米，稍加探寻便可找到一栋歇山顶的二层小楼，楼前立一小碑，上书“小八千卷楼旧址”。门前的玉兰一株，已有参天之姿，当年栽下它的就是清末赫赫有名的四大藏书家之一——钱塘丁氏兄弟。由此再往南几个街口，同样是书香故地，清初藏书家、校勘家吴焯的“瓶花斋”、汪宪的“振绮堂”，许宗彦的“鉴止水斋”，以及晚清民国时期林立的旧书坊大都云集于此。

小八千卷楼旧址

　　岁月流逝，藏书楼主人和当年的书市盛景如春花秋落，早已不复。所幸，古籍文献为我们描摹了旧时光景，也得以在故纸堆里找回心底那份宁静闲雅。今年暮春，一部由吴焯通篇批校题跋的《唐大诏令集》从海外回到杭州。此书经由八千卷楼旧藏，又经许宗彦、丁丙、周大辅、沈曾植等数位江浙藏书家递藏、著录。翻开书册，朱墨纷披，那些藏书楼中的文人雅事也随之一一浮现。

2013西泠春拍 八千卷楼旧藏、吴焯批校跋本《唐大诏令集一百三十卷》明末清初抄校本 毛装8厚册 竹纸 开本：28×17.8cm

　　著录：1.《鉴止水斋书目》史部第五橱，(清)许宗彦撰。2.《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八，(清)丁丙辑。3.《八千卷楼书目》卷四，(清)丁仁编。4.《海日楼书目》，沈曾植撰。5.《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史部六，(清)邵懿辰撰。

　　说明：此书经清初藏书家吴焯通篇批校、题跋、补抄不下数万字。后由许宗彦鉴止水斋、丁丙八千卷楼、周大辅鸽峰草堂、沈曾植海日楼递藏并著录。《唐大诏令集》自元明清三代无刻本流传，校补难度极大。现存抄本中，经过校勘的仅有数部，此本当为最精。这是现存保留吴焯手迹最多的一部书，也是对唐大诏令最早的研究。

　　吴焯(1676-1733)，字尺凫，号绣谷，又号蝉花居士，钱塘(今杭州)人。他家的庭院中，有一古藤，花时柔条下垂如璎珞，于是构亭“绣谷”，与朋友吟赏其间，颇得佳趣，其藏书楼名“瓶花斋”，想必也与此好有关。据《武林藏书录》载，吴焯“喜聚书，凡宋雕元椠与旧家善本，若饥渴之于饮食，求必获而后已。故瓶花斋藏书之名，称于天下”。后辈藏书家对吴焯都非常推崇，吴焯校跋古籍的学问功夫也十分了得，加之其校书存世极罕，故向为藏书家所看重。现代藏书家黄裳甚至将吴校本与“黄跋”(黄丕烈题跋本)作比较：“年来南北舟车，访书公私藏，曾未见尺凫校本一种，罕遇难求，远较荛翁为甚。世人佞黄而不知有尺凫者，殆难免井蛙之诮耳。”(《惊鸿集•明抄本琴史》)。 

　　我们手头这部《唐大诏令集》，毛装八厚册，内经吴焯通篇批校、补抄不下数万字。这是现存保留吴焯手迹最多的一部书，也是对唐大诏令最早的研究。尤为难得的是，卷中有吴焯手书题跋三十处，跋语或长或短，意到笔随，读来颇能勾勒出这位“校对达人”的风雅闲趣。

　　“南华堂侧黄梅盛开，姬人拭方壶，濯以新水，插供几上。向晚燃三衢白蜡，余披阅此卷。小平朝次”(第一百七卷)。瓶花斋中，书香，佳人，清供，三者俱足，大概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校书这等苦差才能成为乐事吧。

八千卷楼旧藏、吴焯批校跋本《唐大诏令集一百三十卷》明末清初抄校本

　　又，“岁行尽矣，低窗竹屋，灯火青萤，时于此间得少佳趣。坡云是语，真乃冰雪胸襟，烟霞气质。吾辈纵不能到此境地，当此残年，风雪中篝灯拥炉，宵分未罢，亦是冷澹生涯中一种快事也。丙午小除夜。”(第一百三卷)

　　又，“新年不为酒食之会，不入鱼龙曼衍之场，纸窗木几，灯火荧煌，起步中庭，月光亭午，此际真索鲜人不得也。”(第一百二十七卷)

　　以上不过寥寥数语，足以于冷澹寂静中透出快意，若非识得书中三昧之人，何能体悟如此深切。 

　　当然，正所谓“德不孤，必有邻”，在杭州这样的人文萃集之地，藏书风气之盛，在瓶花斋的“文人沙龙”中就可见一斑。在第一百二十一卷中，吴焯写道：“卷内错简，寻绎数十过方得补全，命侍史重书。中春花生日，招同栾城、樊榭、堇浦、小山兄弟瓶花斋集，出此编欣赏永日”。这里提到的沈嘉辙(栾城)、厉鹗(樊榭)、杭世骏(堇浦)、赵昱(小山)俱为一时名流，也是当时颇富盛名的藏书家，又同为吴焯的同里密友，真当算得上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了。我们今天倡导和推进藏书文化，心中也不乏这样的期许，有朝一日，中国大地能够重现这等名副其实的文儒雅集，以不负祖先文脉源流之深，不负山川钟灵毓秀之德。回归正题，按照赵昱的说法，吴焯对自己所藏之书“颇矜惜，不轻借人”。如若是此，那么能让他在春暖花开之日，拿出来与诸友“欣赏永日”的这部《唐大诏令集》，必定是非同一般的。此书是吴校本的代表性著作，故吴焯在全书即将校毕之际向众友展示，这一举止实际上可视为一种得意心情的流露。

　　吴焯在《唐大诏令》的题跋中所述及的生活情境和文人雅集，也是当时藏书楼主人的群体写照，后辈的藏书家也秉持下来，雅集唱和是常有之事，朱文藻在《清波杂志》题识中写道：“吴焯字尺凫，号绣谷，其家庭有古藤一本，花时烂漫如绣，构亭其上，颜曰绣谷，因以自号，藏书最富。其子名城，字敦复，号瓯亭，嗜书，能善继之。余见时年已七十矣，其增蓄书处曰瓶花斋，距振绮堂数百武而近。两家主人常以文酒娱，佳日借书之伻，往来无虚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