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崖教案后太古学派宗主诗集稿本被发现

手稿《群玉山房诗集》书影 手稿《群玉山房诗集》书影

　　太谷学派在清代，一度被视为“反叛朝廷”的神秘学派，知道的人也许不多；但是，读过文学名著《老残游记》的人一定不少，该书作者刘鹗(1857—1909)即为太谷学派门人，属第三代传人。

　　近期，据中国政协文史馆特聘文史资料研究员彭令先生透露，清代太古学派南宗宗主(第二代传人)李光炘《群玉山房诗集》稿本被发现。该稿本为作者门徒黄葆年手稿，存李氏诗作八十一首，此前未见公私有著录，更未见刊行于世，系孤本。清光绪壬寅(1902年)，太谷学派门人愚园雅集后，南北合宗，黄葆年成为太谷学派总宗主(即领袖)。因此，学术界与收藏界有人认为，该《群玉山房诗集》稿本，为太古学派宗主(南宗宗主)著作与宗主(第三代总宗主)手迹综合体，应可谓太古学派两代宗主集大成之绝品。

　　根据彭令先生的研究，此稿本还为太古学派门人冒死谋求清政府能为“黄崖教案”平反昭雪的重要历史文物。该稿本的发现，对于进一步研究太古学派及李光炘，将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详情请参阅彭令《清代太谷学派宗主手稿孤本〈群玉山房诗集〉鉴定记》一文。

　　附录：

　　清代太谷学派宗主手稿孤本《群玉山房诗集》鉴定记

　　彭令

　　古籍版本鉴定除了需要坚实的专业版本目录学基础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更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只要扎实地狠下功夫，总会有进步。记得已故古籍版本学家黄永年(公元1925-2007年)先生就曾说过：“常常有些人是什么系什么专业毕业，有什么等级的学位，但真拿本书请教他是什么版本，他就傻眼了。这就是不踏踏实实而想用虚名去吓唬人的下场。年轻人千万不要走这条错路，已走了的也祝愿他回头是岸。”(黄永年：《古籍版本学》，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5年版，第244页)又，黄永年先生在《我怎样学会了鉴别古籍版本》一文中写道：“过去我常说懂版本能鉴别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卖书的，一种是买书的，当然这书都是指的线装古籍。”(黄永年：《学苑与书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33页)其实，这也说明古籍善本鉴定要有实践经验才行，经眼的古书多了，自然会有点心得。

　　笔者本文记述鉴定清代太谷学派宗主手稿孤本《群玉山房诗集》之经过，进一步确证，黄永年先生所说古籍善本鉴定之“实践出真知”是硬道理，后学之人务必信服这位当代真正的古籍版本学大师之良言，才能有所进步。

　　关于太谷学派

　　当今关于太谷学派的简介，论述繁多，拮英摘录如下。(概况资料摘自江苏省泰州市图书馆网上材料，其神秘性史料系笔者查检后补充。)

　　太谷学派又称太谷教、崆峒教、大成教、泰州教、新泰州学派。学派中泰州人甚多，集大成者黄葆年及助其讲学者蒋文田均泰州人。柳诒徵称之为新泰州学派，并作《新泰州学案》，以为累朝诸儒学案之殿。

　　太谷学派创始人周毂(？-1832)，清代学者、宗教领袖。字星垣，一字太谷，自号空同子，安徽石埭人。周毂一生四处求师访道，足迹几乎踏遍海内。道光至咸丰年间，他公开宣称继承明代李兆恩“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学说，提出 “心息相依，始为大成”，并创立了宗教意味很浓的民间秘密社团——大成教，定点于扬州，聚众讲学，扩大影响。因为周毂字太谷，因而这一宗教学术的群体被人称为“太谷学派”。清道光间周毂至扬州讲学传道，他去世前嘱弟子李光炘“传道于南”，张积中“还道于北”。张积中于咸丰七年(1857年)北徙至山东肥城黄崖山传道，并创立集管、教、养、卫于一体的村社组织，从学者数千人，称为“北宗”，同治五年(1866年)遭清廷剿灭，酿成震惊全国的“黄崖教案”。李光炘于同治二年(1863年)在宜陵建龙川草堂，开门授徒，人称“南宗”，黄崖教案后避祸至泰州等地讲学。李光炘有教无类，弟子上至达官，下及妇女，高足弟子有黄葆年、谢逢源、蒋文田、刘鹗、高尔庚等人，后指定蒋文田继承北宗，黄葆年继承南宗。光绪十一年(1885)，李光炘病逝于泰州。光绪二十八年(1902)，黄葆年在苏州十全街建归群草堂，聚徒讲学，蒋文田也前往相助，南北合宗。黄葆年门人极多，有名姓可传者近二百人，包括下层群众在内则近万人，称为“黄门”。黄葆年去世后，李泰阶、黄寿彭相继主持讲席。新泰州学派主要在苏州活动，50年代初期解体。但直至80年代，泰州、苏州仍有少数信徒活动。

　　新泰州学派以宋学为宗，但常别立新解，诸如“宋儒谈‘理’，吾谈‘欲’；宋儒谈‘性’，我谈‘情’”；“天之赋我曰‘命’，父母赋我曰‘身’，合德曰‘性’”；“无恶于志则中矣，无恶于人则庸矣”。又不为门户所限，援引释道的某些说法，且赋予佛教的“心息相依”、“转识成智”以“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的含义，使之成为“圣功”之学。新泰州学派还强调仁民爱众、养教结合，并进行乌托邦式的试验，这在我国学术史上甚为罕见。

　　周太谷传道，喜谈先天象数、阴阳怪异，并且重视仪式，有一定宗教倾向。至黄葆年、蒋文田，已专谈心性，纯入儒者正轨。但因黄崖教案的影响，新泰州学派强调口耳相授，很少刊布著作。

　　关于太谷学派的神秘性，1908年，近代著名学者刘师培(字申叔)在日本东京《衡报》上发表的《论共产制易行于中国》一文中，提到：“又江苏泰州，当咸同时有李晴峰者(彭令按：李光炘字晴峰)，承阳明、心斋之绪余，别立教宗，至为隐秘。”［转引自杨天石《社会主义讲习会资料》(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中国哲学》第九辑，北京：三联书店1983版，第466页］ 1926年，著名教育家章士钊(字行严)在《孤桐杂记》中对太谷学派南宗的情况加以记述：“光绪年间，有泰州人李晴川(彭令按：即指李光炘)，云是教主，年八十余，曾有人迎至京师说教，后李化去。传者黄姓(彭令按：即指黄葆年)，闻黄近亦死矣，而教仍有力江湖间，门户甚谨，非严介不得入云。”(章士钊：《章士钊全集》第5卷，章含之、白吉庵主编，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406—407页)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这样描述太谷学派之状况：“咸丰同治(光绪)间，泰州人李晴峰(彭令按：光炘字晴峰)阐明旧传，增人反满宗旨，秘密讲授，有子弟数百人，散布长江南北，两江总督沈葆桢下令拿捕，李晴峰急毁所著书，泰州学派亡。”(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海：新知书店1947年版，第751页。)有研究者指出，太古学派有“圣圣心法，口口相传之秘”。(刘大绅：《儒宗心法摘选》，刘德隆等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版，第568页。) “太谷学派作为一个近代民间儒学流派，走了一条宗教化、政治化的道路。其民间宗教的特征十分明显，神秘主义的色彩异常浓厚。”(韩荣钧：《黄葆年与太谷学派研究》，扬州：2011年6月8日扬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161页。)有学者介绍：“由于太古学派传道方式和学术体系较为诡秘，宗教神秘色彩相对浓厚，也产生诸多负面影响，使得周太谷被视为‘术士’，太谷学派也被当做‘邪教’。”( 张进：《李光炘与太古学派南宗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61页)

　　刘蕙孙先生说：“黄崖教案以后，龙川先生李光炘就成了匪党，不能公开讲学，转为地下。”(刘蕙孙：《我所知道的铁云先生与太古学派》，南京：《南京理工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扬州图书馆刘向东先生认为：“太谷学派主张遵循‘述而不作’的做法，主要教义口口相传，传世文字资料极为少见，因此太谷学派在世人心里留下非常神秘的色彩。”(刘向东：《太谷学派形成时期的重要资料——〈南园集〉》，2011年11日5日网上发布)

　　2012年冬季，笔者陪友人江南访书买书，眼见宋刻明版与清内府刊本，因学识浅薄，不甚了解，难辨真赝(冒牌货居多)，兴味索然。独见此旧写本《群玉山房诗集》(以下简称《诗集》)三卷，纸本，线装一册，虽有水印且有点破烂，仍数遍翻看，冥冥之中我和它似乎有一种缘分。因无署名与钤印，当时虽不知作者何人，更难确定谁家手迹，但开篇《下庐山一首》中有“天风吹我下蓬莱，一夜乡心似箭催。千里云山陪胜友，一门狂狷尽英材”之诗句，这气场就深深吸引了我这没见过多少世面的小书贩。凭着以往的经验，笔者据该部《诗集》的纸质、字迹、墨色与装帧等状况，初步认为应是清代旧写本。凭直觉，建议友人花大价钱购入，容慢慢“倒腾”。

　　考订作者是谁

　　笔者推断，“群玉山房”应该是作者书斋名或室号。经查检，明清两代学者名人中，传世或不传世的，室名群玉山房者有多人，清季有太谷学派南宗领袖李光炘。然仅依据“群玉山房”尚不能确定该《诗集》为李光炘所著。

　　细审该《诗集》内有《和石琴自题七律四首》、《戊戌之秋与石琴游焦山得诗二首》与《舟过小孤山下与石琴菊畦共酌感而赋此》等，这些诗题中皆提到“石琴”其人，经检索，太古学派北宗领袖张积中号石琴。张积中出生年不详，卒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字子中。既与张积中关系如此稔熟，吟此诗者亦当为太谷学派中人。再审此《诗集》，第八叶后半页倒数第三行，诗标题《戊申九月登滕王阁》。查检清人谢逢源编《龙川李夫子年谱》有“(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四十一岁……九月登滕王阁” (谢逢源：《龙川李夫子年谱》，《晚清名儒年谱》第6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241至242页)条。《龙川李夫子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即“李光炘年谱”，2006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该书，并将其收入《晚清名儒年谱》丛书中。谢逢源为李光炘门人。依据此条，基本可以确定该《诗集》作者为清人李光炘。室名群玉山房，又于道光戊申九月登滕王阁者，当系李光炘。又该《诗集》第十二叶前半页第六行，诗题《甲寅初春感怀》，下注“时避乱居艾菱湖”，此注与《年谱》之“(咸丰)四年甲寅四十七岁，春避乱居艾陵湖”(

　　谢逢源：《龙川李夫子年谱》，《晚清名儒年谱》第6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248页)条相合。“菱”与“陵”系通假字。这更加确定了诗集的作者即为李光炘。

　　据张进著《李光炘与太谷学派南宗研究》(2012年9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版1印)一书介绍，李光炘生于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卒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又名李炘，字晴峰，号平山，江苏仪征人。道号子炘，又号群玉山人、甘草山人，晚号龙川山人，后人尊其为龙川夫子。太古学派北宗弟子尊称其为龙川三夫子，太古学派三传的归群弟子则尊称其为龙川太夫子。李光炘一生致力于“传道于南”(谢逢源：《龙川李夫子年谱》，《晚清名儒年谱》第6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248页)，成为太古学派传承中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人物。“李龙川的一生，主要以讲学为手段来起缵太古学派道统。他为太古学派在黄崖教案后，能不绝如缕，发扬光大，作出了卓绝的贡献。”(方宝川：《谢逢源稿本〈龙川弟子记〉》，《文献》2003年第1期)还有学者这样介绍：“周太古死后，张积中北上山东，在黄崖上开拓出一片事业(笔者按：主要是传教授徒)，被称为学派北宗，终被清廷镇压。李光炘则在南方传道，被称为学派南宗。李氏之传道，一秉周太谷的精神，不避俚俗，会通三教，并被其后学奉为圣人。”(韩荣钧：《黄葆年与太谷学派研究》，2011年6月8日扬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22页)由此可见，张积中系太古学派北宗宗主，无疑，李光炘更是当之无愧的南宗宗主。

　　太谷后学更有神化李光炘的记述：“师知为虎，乃拱手曰：‘道友，旅人行倦矣。愿假一宿，诘朝当去，幸毋下逐客令也。’虎谛视良久，长啸一声，曳尾而去，山谷皆鸣。”(谢逢源：《龙川李夫子年谱》，《晚清名儒年谱》第6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239页)从此处亦可见太谷学派浓厚的神秘色彩。李光炘缘何室名“群玉山房”，群玉山传说为西王母所居处，《穆天子传》卷二：“天子北征，东还，乃循黑水 。癸巳，至于群玉之山 。”按，《山海经·西山经》“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 晋郭璞注：“此山多玉石，因以名云。《穆天子传》谓之‘群玉之山’。” 唐李白《清平调》词之一：“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李光炘自己也说：“群玉山是昆仑山，别名乃仙山，交界西王母所居之地，内是瑶池。”李光炘以群玉山房为室名斋号，也反映出太谷学派的仙道取向。(张进：《李光炘与太古学派南宗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18页)

　　陈三立曾这样记载李光炘：“李先生者，仪征人，所传道术莫窥其涯矣，徒党服其数，深盛。”(陈三立：《散原精舍文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3页)刘鹗在《老残游记续集》中也借老残之口，评论其师李光炘等太谷学派中人，“据说绝非寻常炼气士蹊径，学问都极渊博的。也不拘于专言道教，于儒教佛教，亦都精通”(刘鹗： 《老残游记续集》，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62页)。刘鹗系李氏门人，生于清咸丰七年(1857年)，卒于宣统元年(1909年)。其所著《老残游记》备受世人赞誉，是晚清四大讽刺小说之一。光绪八年(1882年)，刘鹗入太谷学派，李光炘授记其“超贤入圣”，刘氏入门后自刻一方“如来最小弟子”图章(张进：《李光炘与太古学派南宗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41页)。刘鹗后终生致力于实现太谷学派“教养天下”的目的，太谷学派的思想可以说是刘鹗的精神支柱。其时太谷学派门人中，另有黄葆年、毛庆蕃、蒋文田与程绍周等名士名人，应可谓群贤云集。

　　关于李光炘所著诗集，有学者曾说：“《归群宝笈目录》中载有《龙川先生诗集二卷》，而无《群玉山房诗抄》和《群玉山房诗续》。《群玉山房诗抄》和《群玉山房诗续》是否即《龙川先生诗集》二卷，待考。”(陈辽：《所见太古学派遗书》，北京：《文献》1992年第1期)《李光炘与太古学派南宗研究》一书的作者张进先生，经过比对后，指出《群玉山房诗抄》和《群玉山房诗续》即是二卷本的《龙川先生诗集》。笔者经过查考，发现迄今为止，此部清代写本的三卷本《群玉山房诗集》，未收入公私藏目或研究文章，由此，我们可以肯定，该三卷本《群玉山房诗集》，为现当代之太古学派后人与研究者均未曾知见过的孤本。

　　考证何人手迹

　　《诗集》作者是李光炘既已明确，然观其字迹，与传世的李氏真迹比对，却并非作者本人手迹。笔者反复翻阅此书，却未在此《诗集》中发现任何(有关书写者的)踪迹。笔者在《龙川李夫子年谱》中发现这样一条：“(光绪)九年癸未(李光炘)七十六岁……十月，师(李光炘)命建安删书，存二十七篇；命锡朋删诗，存八十一篇。”(谢逢源：《龙川李夫子年谱》，《晚清名儒年谱》第6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280至282页)“建安”即陈士毅(字建安)，其生平待考。行文中的“锡朋”即黄葆年。黄葆年生于清咸丰四年(1854年)，卒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字锡朋，号希平，清末泰州人。行三而称为黄三先生，人称归群先生，自号退谷居士。同治三年(1864年)拜李光炘为师。光绪九年(1883年)进士，历任山东临淄、滋阳、朝城、莱阳、滕县、福山、泗水知县。李光炘曾这样评价陈士毅与黄葆年：“吾门有建安，则子弟日亲；有锡朋，则讲学益明”(谢逢源：《龙川李夫子年谱》，《晚清名儒年谱》第6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298页)。

　　细数此本《诗集》中之诗作，七言律诗三十首、五言律诗二十三首与七言古诗二十八首，恰好八十一首，与《年谱》所记吻合。再行查阅黄葆年的真迹，从字体、运笔笔势、笔锋等方面逐一比对，可以确定此册为黄葆年手迹无疑，故此本必为《年谱》中所记“锡朋删诗，存八十一篇”之手稿。其实这“存八十一篇”，应该也是有仙道取向的，如众所周知的古典名著《西游记》一书中，唐僧师徒就在经历八十一难后修成正果、功德圆满。也许，在李光炘与黄葆年看来，此部“存八十一篇”的《群玉山房诗集》手稿无疑是最圆满的李氏诗集。

　　另外，该稿本首叶，前半页第五行第七字“材”，为删定者贴小纸片重写；后半页第五行倒数第六字“间”，删定者用小纸片重写。第六叶前半页，第三行删定者用小纸片粘贴隐去约六个字。第二十一叶前半页，第六行最末之“询”字，删定者用小纸片重写。上列各处，均有小纸片浮签修改或贴改。小纸片上的字迹与此稿本手迹一致，都出自一人之手。由此可见，删定者对该稿本的恭敬认真，不敢轻易在其上涂改。在黄葆年眼里，李光炘显系“仁及万物”的当世圣人和堪为千古师表的人世楷模。(韩荣钧：《黄葆年与太谷学派研究》，扬州：2011年6月8日扬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124页)从该《诗集》手稿中，黄葆年用浮签认真修正自己手书的某些小笔误或微略潦草之字迹，亦可重现黄氏对其师李光炘诗集存稿的慎重之意与尊重之情。这也是门人黄葆年删定老师李光炘诗作应持的态度与作风。

　　有研究者这样介绍黄葆年：“黄崖惨案后，轰轰烈烈的黄崖教已成昔日黄花，黄崖孑遗已成星散之势，无复作为一个团体开展活动。李光炘在南方颠沛流离，苦撑讲学，图谋学派恢复，终亦回天无力。南北两宗同陷逆境。太谷学派在南方的发展毕竟保存了学派的元气，为学派以后的复兴准备了基础。李光炘临终遗命：‘数定锡朋明年当赴山左，承嗣北宗。将来道运之兴，由北而南，南隐北显，自古而然。’黄葆年不负师命，承担起南北合宗的重任，终使学派起死回生，金声复振。”(韩荣钧：《黄葆年与太谷学派研究》，扬州：2011年6月8日扬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30页)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黄葆年辞官，促成太谷学派南北合宗，在苏州十全街创办归群草堂，聚众讲学，影响很大，成为太谷学派三传之领袖。(张进：《李光炘与太古学派南宗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35页) “ 至1924年病逝，黄葆年前后主持归群草堂共计二十二年，在黄葆年执掌期间，经过太谷学派同仁的共同努力，太谷学派的组织和规模一度达到全盛，‘葆年捐弃术数，务为儒雅，风裁简亢同，远近竞趋问业，有移家相就者……为东南之望者达三十年’因此，黄葆年时期的太谷学派亦被称为‘黄门’，散居海内的黄门弟子多达万余人。 ”(张进：《李光炘与太古学派南宗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20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黄葆年以其学识与才能，确立了其成为继周太谷、张积中与李光炘后，太古学派南北合宗总宗主(即领袖)地位。

　　陈三立曾聘请黄葆年的弟子王伯沆为西席，教授衡恪、寅恪诸子。陈氏对黄葆年亦颇钦佩，时有赞语。(韩荣钧：《黄葆年与太谷学派研究》，扬州：2011年6月8日扬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78页)马一浮谓(黄葆年)：“海陵黄锡朋先生善为教，弟子逾千人。……受其教育，辄有以自异于前，乡党称孝悌焉。”(马一浮：《马一浮集》第三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2页)由此可见，中国现代思想家马一浮对黄葆年十分敬仰。有研究者这样评价黄葆年的学术地位：“一般人想不到，受他们景仰的大学者王伯沆先生之学术思想，渊源于隐没于民间的太谷学派。则太谷学派的(黄葆年)归群草堂之保存，弘扬之古国文化恰与东南大学不谋而同，甚至可说风机在先。”(韩荣钧：《黄葆年与太谷学派研究》，扬州：2011年6月8日扬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84页)

　　太谷学派南北合宗后，黄葆年的领袖地位是名符其实的。关于黄葆年与《老残游记》作者刘鹗的交往，有研究者指出：“黄氏(葆年)对刘鹗之才是佩服的，对刘鹗之德则直言不讳，痛下针砭。谓刘氏耽于‘宫室妻妾玩好之供’，则至道终不可得。然而正是黄葆年的这封信，引出刘鹗的著名的‘教养天下’和‘二巳传道’说”。(韩荣钧：《黄葆年与太谷学派研究》，扬州：2011年6月8日扬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101页)对于确立黄葆年太谷学派领袖地位的愚园雅集，刘鹗有《题〈愚园雅集图〉抚本后并序》记述，此文系极其重要的太谷学派史料，特全文移录如下。

　　泰山颓，梁木坏，龙川夫子上升于丙戌之冬；三年心丧毕阕，弟子东西南北，飘泊于天各一方，历十有七年。岁在壬寅，黄先生希平由山东解组至海陵而与蒋先生子明会。相携来沪上。予亦因事至自北京。程子绍周闻两先生聿至，自杭州来迓。毛实君适总理江南制造局事；为东道主人焉。迩时同学之来会者，凡十余人。毛公曰：“自夫子去后，同人之聚，未有若今日之盛者也；于是假愚公之园，为尽日之欢。”午饭方毕，散步园林，各适其适。吹笛于小亭之上者，杨子蔚霞(名士晟，安徽泗州人，流寓淮安； 曾官苏州关监督，为杨士骧兄)。过三折桥负手听者，程子心泉也(安徽阜阳人，时长江水师提督程文炳之同族幼弟)。蒋先生取伯牙之琴，奏水仙之操。傍坐静听者，徐君月楼(铁云先生门客。一九O八年先生自北京移居江宁，徐押送图书字画二百余箱，由京赴宁。中途闻先生得罪，流放新疆，人物皆不知所终；抱残守缺斋长物遂散)也。侍立蒋先生后者，王子仲和(泰州人，早卒)，焚香者，蒋子元亮(蒋先生长子)也。黄先生方据大石坐；毛公实君恭敬启请曰：“不闻先生至德要道久矣；请宣海潮之音，震我聋聩。”执拂侍立者江子月三(名泰初，江岷子)，抱卷者毛子子逊(毛实君第四子)也。立毛公之侧而听道者，毛子勉初(毛实君第五子)、刘子子缵也。家兄味青(名梦熊，字渭卿，一字蔚青或作味青，浙江候补道，未之官)与谢君平原(字石溪，扬州人)，契阔良久，对坐树之石，叙离衷也。江君子若(名岷)坐溪水之南，昂首长吟，声出金石。吟日： “溪水清清兮，莲花之馨兮，周茂叔所好也，适以契吾心兮。”李子平孙(名泰阶，李龙川次子汉南之子。为黄归群首席弟子。归群卒，继在苏州讲学；为太谷学派第五传)钓于溪水之北。达子粹伯(名锡纯)倚石而观之。溪之上有枇杷一树，金丸累累然。程绍周(名思培，安微阜阳人。程文炳子。时以道员需次杭州)曰：“此佳果也，可采可食。”援树而取者，汪子仲衡(皖人)；捧盂承之者，程子定斋(名传厚，字铸九，定斋其号；恩培侄)也。园之西有竹林焉，不知其若干亩也。主人以为未足，植新篁而补之。予适任斯役；挥锄筑之，拥土栽之。助予培土者，黄子仲素(名寿彭，归群次子，先生长婿。李平孙逝，继续在苏州讲学。抗日战争时，移住泰州。解放前逝世)也。竹园之东有茶灶，方煮茗者，王子位中也。居园之中为广轩数楹。轩之中立长几一。轩之西有朱栏焉。栏外石参差立素心之兰；群花怒发，清芳袭人。凭栏对花凝睇者，朱君莲峰也 (名未详)。对花侧其首，若听琴，若有所构思者，赵君明湖(名永年)也。饲鹤竹篱之间者颜子信甫(龙川弟子颜实甫弟，为归群草堂讲舍庶务)，扫径者卞子子沐(先生中表兄弟，扬州人)也。诸君四芗(名乃方)顾而乐之曰 “如此雅集，不可以无图。”遂据东轩长几，奋笔急写。但闻稷稷如春蚕食叶之声。为之振纸研墨者，诸子光和(四芗子)也。不食时顷而图成；黄先生为之序，传其神也。同时诸人，皆有题咏。卷存归群草堂。迟一年，予属胡子仲尹图一副本，不敢僭作后序，记其事也。俾后之人有所考焉。重缀以诗曰：愚公园，愚公谷，黄山之南蒋山北。有青青万幸竹。瑶琴锦瑟张高秋，玉液金泥应丹篆。仙人如麻颜如玉。朝看素女采玄芝，夕览青童荐黄菊。峡蝶图中梦可寻，希夷榻上书堪读。愚公园，极乐国！

　　(刘鹗：《题愚园雅集图抚本后并序》，刘蕙孙标注：《铁云诗存》，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20至22页。刘蕙孙文后注三：“诗序中所述诸人，称先生称公称君者，除徐月楼外，均龙川弟子。蔚青伯祖是否龙川弟子不详。称子者均归群弟子，并多龙川弟子子弟)

　　愚园雅集，确立了黄葆年成为继周太谷、李光炘、张积中后的太谷学派总宗主地位。刘鹗所记的“卷存归群草堂”之《愚园雅集图》原本，今藏南京博物院。

　　至此，我们可以断定，此《群玉山房诗集》系清代太古学派南北合宗总宗主(即领袖)黄葆年，于光绪九年(1883年)，删定其师太谷学派“南宗”李光炘诗集之黄氏亲笔手稿。故此稿本《群玉山房诗集》完全应该为太谷学派宗主著作宗主手稿之集大成者，既是太谷学派的宗主(南宗宗主李光炘)著作，又是太谷学派宗主(南北合宗之总宗主黄葆年)手稿。无疑是太谷学派文献至宝，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奇珍。

　　此稿本与抄本之差异

　　笔者将此稿本《群玉山房诗集》与抄本《群玉山房诗钞》、《群玉山房诗钞续集》(两种影印本)校勘比对。明显的差异就是，所收篇幅差异显著，稿本《群玉山房诗集》存李光炘诗作仅八十一篇，而据统计，抄本《群玉山房诗钞》抄李光炘诗作一百零八篇、《群玉山房诗钞续集》录李氏诗作一百二十八篇，共计二百三十六篇；黄葆年删定稿本与抄本篇数，竟相差一百五十五篇，删定稿本纯就篇幅而言，约为抄本的三分之一。

　　文字差异。稿本《群玉山房诗集》中的诗作文字比抄本《群玉山房诗钞》《群玉山房诗钞续集》精善。据《年谱》可知，黄葆年手定此《群玉山房诗集》之时，李光炘仍在世，故此部稿本，必得作者李光炘审阅；显然，李氏高足黄葆年手定的该稿本，非其它抄本可比。其精善之处，随手举三例如下。

　　其一，影印抄本《群玉山房诗钞续集》(总第一一四页)之《杏花》诗：“又是春风二月天，相看还在小楼前。行来西子湖边路，望断东家墙里烟。天上不传阆苑种，人间谁作酒家缘。山夫子亲培植秾李夭桃总让先。”(李光炘：《群玉山房诗钞续集》，《太谷学派遗书》第二辑第二册，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版，第114页)检稿本《群玉山房诗集》首叶后半页也有此《杏花》诗作，最后一句为：“尼山夫子亲培植，秾李夭桃总让先”。“尼山夫子”即指孔夫子。可知，抄本最后一句诗，被抄手遗落一“尼”字，显然读不通了。

　　其二，影印抄本《群玉山房诗钞续集》(总第一三一页)之《西湖吊古》诗为：“长堤杨柳两行疏，遗爱犹思白与苏。南渡楼台成画本，西泠松柏半坵墟。金牌十二忠魂冷，铁弩三千王气孤。惟有六桥依旧好，教人还识古西湖。”(李光炘：《群玉山房诗钞续集》，《太谷学派遗书》第二辑第二册，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版，第131页)稿本第三叶前半页也有此《西湖吊古》诗，第二句却为“南渡楼台成画本，西陵松柏半邱墟。”抄本中的“西泠”、“坵墟”，稿本中却分别为“西陵”、“邱墟”，“泠”与“陵”、“坵”与“邱”均系通假字。

　　其三，影印抄本《群玉山房诗钞续集》(总第一三九页)之《题维摩经后》诗中有：“……水长天月满空空，洞洞无穷妙里元机……”(李光炘：《群玉山房诗钞续集》，《太谷学派遗书》第二辑第二册，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版，第139页)之句，前后不对仗，念不通。检稿本第二十叶后半页也有此《题维摩经后》，此句为“水长天月满空空，洞洞无穷妙妙里，玄机……”钞本中脱一“妙”字。稿本中“元”字明确为“玄”(缺末笔避讳)。有一“妙”字，此诗就对仗工整，通顺可读，若未见此稿本，此诗则令人不解。

　　从上述三例可知，此稿本对于校勘现存诸抄本，具有重要学术研究价值。

　　稿本中存与“石琴”交往诗作八篇之深意

　　此部《群玉山房诗集》手稿中，尚至少明确保存有诗作者李光炘(南宗)与被清廷官府指控为“扰民祸乱、勾结匪徒、顽冥不化”( 张进：《李光炘与太古学派南宗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页)(即所谓“传播邪教，聚众谋反”)的北宗宗主张积中(号石琴)交往唱和的诗作八篇。北宗领袖张积中，江苏仪征人。自咸丰七年(1857年)起，张积中北迁山东长清、肥城间的黄崖山传道，聚门弟子耕读避兵，并经营商业，已给群众生计。“同治四年(1865年)，山东潍县民王小花徒居黄崖案(彭令按：“案”字误，当为“山”或“寨”字)，次年益都冀宗华谋反作乱案，都牵涉到张积中。同治五年(1866年)，捻军途经山东临清等地，谣传张积中准备黄崖寨发动叛乱。山东布政使丁宝桢派人进山寨调查，但是随行马弁一人为山寨方面误杀。山东巡抚阎敬铭接报后，命张积中之子张绍陵陪其父赴济南辩白，但被张积中拒绝。十月，阎敬铭、丁宝桢亲率大军，向黄崖寨进剿。十一月初，清军攻破山寨，张积中全家及太谷学派北宗弟子数百人自焚而死，黄崖山附近居民数千人亦遭杀戮，史称‘黄崖教案’。”(张进：《李光炘与太古学派南宗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36页)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诸多学案中，最为惨烈和影响最大的，当属此黄崖教案。

　　这八首作者李光炘与“叛贼”张石琴交往的诗作，见该稿本第六叶后半页倒(数第)二行起，有《和石琴自题七律四首》；第七叶后半页倒三行起，有《题石琴诗后》；第十四叶前半页倒二行起，有《舟过小孤山下与石琴菊畦共酌感而赋此》；第十五叶前半页倒三行起，有《戊戌之秋与石琴游焦山得诗二首》。自清同治五年(1866年)黄崖教案直至清亡，清廷一直认定张积中(号石琴)“谋反”，而此光绪九年(1883年)删定的手稿本，却还保留着与“叛贼”张积中(号石琴)“和诗”、“题诗”、“共酌感而赋此”及同“游焦山”等深交挚交的鲜明“罪证”；笔者感觉，这是作者李光炘与删定并书写者黄葆年两位宗主，替北宗领袖张积中隐晦鸣冤，为“黄崖教案”曲折叫屈。同时，我们也能从这里找到该稿本未署名，更未钤印的原因了，为避免自己也背上“反叛”罪名，作者与定稿者都把自己“隐藏”起来了。

　　唐李观《项籍故里碑铭序》中有“得人者昌，失人者亡。”李光炘曾教导黄葆年：“得友者昌，失友者亡。”(《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四册，扬州：广陵书社1997年版，第546页)这也可以说是太谷学派同仁为人处世的一种理念。李光炘与张积中既是表兄弟(张为李的表兄)，又是太谷学派同道(一南一北两宗主)，更是好朋友；在黄葆年眼里，张积中、李光炘弟道、友道、师道古今无两，并把他俩看成传承、复兴儒家之道、为苍生造福的神圣人物(韩荣钧：《黄葆年与太谷学派研究》，扬州：2011年6月8日扬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124页)。

　　从此部稿本看，笔者以为，李光炘与黄葆年应该都有相同的坚定想法，即在此部八十一首诗作存稿《群玉山房诗集》中，北宗朋友张石琴无论犯有多大的“反叛罪行”，作者南宗李龙川与其交往的诗作是断然不能全部删去的，该《诗集》中不能“失去”这位朋友；不但不能删去，而且必须保留一定的份量(近十分之一)。若深入思索，笔者分明觉得，南宗李光炘及其门人黄葆年以《群玉山房诗集》存诗八十一篇，却大胆保留与张石琴交往唱和的诗作八篇，近占整部删定《诗集》篇幅的十分之一；这是以一种隐晦的形式，在为北宗张积中鸣冤，为太谷学派之黄崖教案叫屈。有研究者也有类似看法：“他们(笔者按：指太谷学派中人)认为(黄崖教案)是冤案，还以各种方式谋求清政府能为其平反昭雪。”(韩荣钧：《黄葆年与太谷学派研究》，扬州：2011年6月8日扬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21页)

　　前文提及，查检抄本(李光炘撰)《群玉山房诗钞》与《群玉山房诗钞续集》两种影印本(收入1998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出版的《太谷学派遗书》第二辑第二册)，可知李光炘传世诗作二百三十六篇，为何张积中教案(即黄崖教案)十七年后的光绪九年(1883年)，李光炘却命黄葆年删诗仅存八十一篇呢？难道就有突出与北宗张积中交往唱和的诗作之深意吗？这有待太谷学派研究者认真比对此《群玉山房诗集》手稿与《群玉山房诗钞》、《群玉山房诗钞续集》抄本后，再作深入研究。

　　孤本《群玉山房诗集》的价值

　　此部黄葆年删定李光炘诗作手稿《群玉山房诗集》，是唯一一部作者(太谷学派南宗宗主李龙川)亲自审阅定稿的自著诗集。李氏身后传世的《群玉山房诗钞》、《群玉山房诗钞续集》与《龙川先生诗集》(二卷)，皆是他人辑录，略缺作者本人意愿。该部《群玉山房诗集》黄氏手稿，无疑是最能反映出太谷学派圣人(南宗领袖)——作者李光炘欲留传后世之学派精神、思想与信仰、追求精华之诗集，对于进一步研究太谷学派，特别是对于深入研究太谷学派南宗与李光炘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文献价值和意义。

　　著名学者傅璇琮先生指出：“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谓‘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逐列举殷墟甲骨文字、敦煌简牍等‘二三十年发见之材料并学者研究之成果’。陈寅恪又专就敦煌发见的材料立说，以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陈寅恪总结王国维的学术成就与治学方法，即将‘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列为首位。两位学者都主张发掘新材料，运用于研究中去，就能在各自领域作出新的开拓。”(傅璇琮：《〈浮生六记〉新增补——一种新的“敦煌学”》，北京：《人民日报》2010年5月18日，《读书》版)该部太谷学派两代宗主(领袖)李光炘、黄葆年师徒，共同参与、删定的《诗集》手稿孤本之发现，必将推动太谷学派研究的继续发展，促进其研究成果不断更新、进步。

　　太古学派有“圣圣心法，口口相传之秘”传统，因黄崖教案的影响，更是“强调口耳相授”；又因其“至为隐秘”(刘师培语)，再有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李晴峰(笔者按：光炘字晴峰)急毁所著书，泰州学派亡”之说；查检《归群宝笈目录》、《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清人别集总目》与《江苏艺文志》等书目参考资料后，可知，南宗宗主李光炘传世的与太古学派相关的手稿，罕有收藏；而太谷学派南北合宗总宗主(领袖)黄葆年传世之与该学派明显相关著作手稿，公私藏目暂都未见著录，仅此《群玉山房诗集》黄氏手稿孤本存世。

　　前文已提及，有研究者指出“太谷学派主张遵循‘述而不作’的做法，主要教义口口相传，传世文字资料极为少见”。此部《群玉山房诗集》仅作为太谷学派南宗宗主李光炘著作清代写本，就已极其宝贵，可遇难求，更何况，此部写本还是太谷学派南北合宗总宗主(领袖)黄葆年，在其师李光炘指导下删定李氏诗集的亲笔手稿，两大宗主合作之物，可谓双璧。

　　张积中认为太谷学派“圣功”与佛道的最大区别在于：“圣功之所以大者，为从人事上修也。明知为火炕而出入其中却不烧一根毫毛，如此干干净净，二氏之学则畏火炕而避之矣。”(张积中：《白石山房语录》，《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二册，扬州：广陵书社1997年版，第79—80页。)

　　此部孤本《诗集》手稿中，太谷学派南北合宗总宗主(领袖)黄葆年亲笔书写的南宗宗主李光炘所作，记载其作者(南宗宗主本人)与北宗宗主张积中(号石琴)交往之诗作八篇，无疑是证明太谷学派中人认定黄崖教案是冤案，不避风险，冒死以各种方式谋求清政府能为其平反昭雪的重要历史文物；该黄葆年手稿，无疑更是旷世难求的太谷学派圣人圣著圣物。在中华文化史上，特别是在中国近现代学派思想与宗教研究史上，该部《群玉山房诗集》手稿，无疑应属于极品、绝品，系手稿本中的奇珍异宝。

　　记得曾有书友随口问笔者，古代官宦、名人“反叛朝廷”之手稿价格几何？我说，这样的手稿太罕见，应该属无价之宝。如果一定要给个价，我们可以尝试着如此推定、“戏言”其价格：古代反叛朝廷是要诛(杀)九族的，也就是说家藏一部有(或隐含)谋反、反叛倾向的名人手稿，就有可能招致灭九族的大罪，如某人之九族约为一百人，每条人命值八万元，那么这部深藏的名人反叛手稿，就值八百万元；若有藏家认为，古人的命虽说贱点，至少也应该每条值十万(当今有每条人命四、五十万，甚至上百万元人民币的补偿或赔偿标准)，那么这部名人反叛手稿就至少值一千万元以上了。这种说法当然是一种玩笑话，但是，被当时朝廷所禁之名人的手稿，秘密流传，如今若是见到，便是世所罕见，价值可想而知，多少都是有可能的。

　　2012年12月初稿，2013年6月于北京修订，10月再修改。

　　后记：

　　此文经傅璇琮、拓晓堂与王雪霞三位老师斧正，特此致谢！

　　( 作者系中国政协文史馆特聘文史资料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