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珍贵古籍走近寻常百姓

　　丁佳文

　　近年来，为更好地向读者展示馆藏、弘扬传统文化，国家图书馆在节假日定时开启位于总馆北区的文津阁《四库全书》库房展示门。广大读者可以透过玻璃窗，近距离欣赏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之一—文津阁《四库全书》的书架与书函全貌，了解我国现存最宏大古代丛书的典型排架方式。

　　古籍作为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历史文化的物质承载者，在历史长河中历经战争的洗礼、人为的损害，迄今已经十不存一了。如何让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在经济、科技都大为发展的今天能有效地继续传承下去，并协调好“保存”和“利用”的关系，是我们这一代人迫在眉睫的任务。近日，本报记者走进国家图书馆稽古厅并专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详解文津阁《四库全书》保护收藏情况以及古籍开发利用的新动态。

　　近距离欣赏文津阁《四库全书》

　　大众重识国宝文化价值

　　沿着素朴的灰廊一路向前，拾级而下，走进国家图书馆新馆地下一层的稽古厅，“乾隆御笔”首映眼帘，这是一首“题旧五代史八韵”，刻在子部第32、33架的侧板上。书库内，128个书架林立其中，6144个书函整齐有序地摆放在高大的书架上，经、史、子、集各部书籍，分别配有绿、红、蓝、灰四色，令人叹为观止。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编写的、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这部盛世巨帙在修成至今的两百多年间，历经坎坷，最初缮写的七部现仅存三部半。其中，国家图书馆藏文津阁《四库全书》是现存最为完整，并且是原架、原函、原书一体存放的唯一一部，共36304册。

　　1909年，在筹建京师图书馆(即国家图书馆前身)时，清政府已决定将文津阁《四库全书》交由京师图书馆收藏，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未能交接。之后，清朝政权土崩瓦解，民国教育部成立后，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的鲁迅，开始着手此项工作。文津阁本1913年从承德启运，经过了六次搬迁，1914年到京后暂存故宫文华殿，1915年由京师图书馆正式接收，馆舍从方家胡同、中海居仁堂到紫竹院公园北侧的白石桥新馆。2008年5月，国家图书馆二期工程竣工。二期工程为《四库全书》专建两层新库房，面积比先前增加三倍。9月初，全部书函亦搬迁完毕。

　　文津阁《四库全书》除了书页上有些许历史沉淀下来的泛黄渍迹外，品相堪称古籍善本中的典范。《四库全书》之前一直封存在专用书库中。尽管如此，书函当中因周遭环境冷暖变化凝结成的水汽还是对古书造成了影响。而随着近代空气质量的下降，原本呈弱碱性的“开化纸”已经有些偏酸性，不利于古书的长期保存。考虑到《四库全书》的文物价值、影响力以及可能产生的文化效应，建新馆之初，为《四库全书》构建一个既能保护文物，又能进行展示的专用场所便成为设计中的重点。对它的保管和利用有着一套严格的规定，如库房展示门开启时间的选取，即综合考量了阳光照射对书架书函的影响及易引起库房温度变化等多方面因素。恒温恒湿之后，进来的风要经过处理，把大气中的有害物质消除掉，比如放活性炭等。同时，国家图书馆拥有十分完备的库房管理责任制度，涉及开封库房，电器管理，火种控制，污染物品控制，温湿度记录，卫生清洁，投药回收，复制前、后整理，修复登记，藏品清点，人员出入，藏品出入，应急办法等各方面。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谈到，“大概十年前戴逸先生来我馆进行讲座，谈到《四库》时我馆拿了一本原本出来展示，他非常激动地表示，他之前从未见过。古籍对外展示的机会很难得。希望公众通过对外展示能够多了解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化典籍，近距离接受古代文化，领略古代文化的魅力，能够让大众仍容易接受古代文化；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大众参与古籍保护。”

　　　　先保护后利用 古籍修复人才缺乏

　　近些年来，国家图书馆无论是文津阁《四库全书》《永乐大典》还是金陵本《本草纲目》向公众的展出，都受到了各行各业、各年龄层读者的关注。张志清说，“三四年前，我们初办古籍展览时，参观者常问的问题是，古籍到底是什么，宋元本子什么样？而今天，参观者常问的则是刻工、书印、流传状况、版本之间的差异。”然而，目前看来，可以对外展出的古籍仍然屈指可数。排除展览所需较为严苛的外在条件外，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经历天灾人祸、战火烽烟流传下来的典籍，有不少都受到虫鼠、水火等损害。挽救这些濒临毁灭的国宝、科学地修复与保护古籍、最大限度地延长古籍的寿命，以及妥善地利用古籍、发挥其本身的价值、开发这项文化宝库的资源，是各图书馆的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

　　张志清谈到，目前面临最主要困难是古籍修复人才断档。在设计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时候，大家有一个统计，2007年时，修复人员大概不到100人，需要修复和整理的书籍大概有3000多万册。这些书籍里面有近三分之一或多或少存在问题，当然还有一部分破损情况非常严重。不到100人去修复近千万册的书，显而易见，人才是十分匮乏的。

　　专业人士认为，文献古籍的修复需要懂得历史、化学、生物和古籍知识的复合型人才。而掌握上述知识，则需系统的高等教育，其理想学历的起点乃大专以上。然而，古籍文献修复专业尚未列入高等教育序列，古籍修复人才的培养仍采用“师傅带徒弟”的形式，其模式缺少系统性和稳定性。另外，国外从事古籍修复者以高学历居多，收入居全社会中等偏上，几乎等同大学教授，与之相比国内同行收入的平均水平则确实“微薄”。

　　针对这一现状，国家古籍保护专业人员培养工作不断开展，2007年全国古籍修复人才不到100人，经过5年多的培养，现在已经有700多人，初步缓解了古籍修复人才匮乏的难题，不少高等院校设立了古籍保护修复专业或相关课程，一些古籍保护和修复的本科生和硕士生加入到古籍保护修复的行列中，古籍保护人才整体素质得到提高。古籍普查、鉴定、数字化和管理方面的人才也培训了5000多人次。

　　有些人也质疑，“700多人难道能修几百万册书吗？”我们关注的是人才的长期培养，一个修复师学习了五年时间大概能开始修复，有很多技术要练，你培养一个修复大师必须有二三十年的时间。现在社会有一种急于求成的心态，虽然700多人也不多，但700人已经建立一个体系，实现一个良性循环。原来人数不断萎缩，现在不断增加，这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古籍保护人才缺乏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培养高素质古籍保护人才队伍仍是当前十分迫切的任务。

　　古籍数字化 “镇馆之宝”走向百姓“案头”

　　2005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的文津阁本《四库全书》面世，全部采用精密数码照相制版，这在国内大型出版项目中尚属首次。此外，文渊阁版本也曾推出电子版，使《四库全书》从过去广大读者难以利用的“镇馆之宝”走向百姓的“案头”，使我国成系列、大规模、具有代表性的文献资源数字化，并可进入因特网，参与全球信息资源共享。这不仅有利于更多的国内外研究中国的学者、专家开展更深入、系统、有效的研究，也可以让更多的人利用现代化手段学习中国古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张志清指出，古籍出版和数字化，能最大限度发挥古籍资源的价值。特别是古籍数字化通过古籍数字资源库在网上服务，读者在家里就可以通过电脑看到古籍影像。国家图书馆目前正在全力开展馆藏古籍善本缩微胶卷的数字化工作，计划在几年内完成馆藏上万种古籍善本的缩微转数字化工作，方便读者上网使用。目前，国图提供了甲骨、敦煌遗书、宋元善本、金石拓本、西夏文献、地方志、家谱、年画和老照片的数字影像，受到读者欢迎。在古籍整理影印出版方面，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多年来整理影印古籍上万种，分成多个系列出版，特别是最近出版了1.6万号馆藏敦煌遗书，实现了世界最大宗敦煌遗书收藏品的完整面世。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还计划开展中华珍贵古籍数字资源库建设，优先数字化《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的珍贵古籍。中心已编制了《古籍数字化工作手册》作为数字化和标引规范，在全国推广执行。2012—2013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安排了专项资金开展古籍数字化工作，目前第一批选目工作已经完成，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已与26个省、市、自治区的古籍保护中心签订协议，开展国家珍贵典籍数字化工作。

　　其次，因为古籍线装书现在大家都不读了，文言文很多人也读不懂。作为国图要普及古籍及古籍保护知识，不定期举行古籍展览和讲座，例如把文津阁《四库全书》从编纂、流传、保护到入藏进行全面的展览。“另一方面，我们还希望做更多的事情，比如现在国家图书馆成立了委员会，正在编撰《中华珍贵典籍史话》，它实际上就是向大众介绍古籍的妙处。”

　　第三，发行典籍的影印版，例如2005年国图和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四库全书》影印版，采用拼版影印技术，在保证忠实原样、字迹清晰、阅读舒适的原则下，采用上、中、下三栏的版式设计，使版面容量大为增加，从购买经费和收藏空间两个方面解决了《四库全书》典藏的重大难题。既原貌再现，又便于购藏，使本来可望而不可即的镇馆之宝，成为广大需求者购得起、用得上的文化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