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姜伯静
五月三日,北京大学图书馆启动馆藏“大仓文库”善本展,展出两万馀册从日本回购的中方典籍。去年,北大方面筹资一亿多元,从日本回购了二万馀册的“大仓藏书”。中央文史馆馆长袁行霈对此评价称,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首次大批量回购留存海外的中国典籍。
这批典籍可谓珍贵,譬如,“大仓文库中,含有满汉文‘翰林院印’的古籍就有二十五种,其中一些还是已近失传而重现的孤本。”所以从古籍的价值看,回购古 籍所花的这一亿多元是值得的。但是,如此大规模的回购,与前几年那些流失海外的文物被拍卖再回归国内又有什么区别呢?其实是差不多少的。我们为何如此耐不 住性子,非得?急去买呢?依我看,与其巨资回购古籍,不如先耐得住寂寞,从长计议。所谓耐得住寂寞,在我看来“就是先扎扎实实的做学问,搞研究,不要只图 面子光鲜,不要做政绩工程,不要为了拿回来就不考虑后果、不讲究原则”。
平心而论,这次回购的“大仓藏书”中国古籍究竟是以何种方式流 失海外的,值得认真琢磨。如果是通过合法贸易、正常收藏、友好馈赠这些正当途径出去的,那花钱买回来无可厚非;可如果是因为别的原因流出,那就另当别论了。据北大图书馆介绍,“大仓藏书”是这样形成的:“一九一七年左右,在日本访问的中国藏书家董康因急需资金,将部分典籍出售给大仓文化财团创始人大仓喜 八郎。大仓文化财团以该批典籍为核心,不断搜储,形成‘大仓藏书’。”说辞是很合理,可“一九一七年左右”这个时间段,却很值得玩味。那么,他们应该买回 来吗?
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国有大量的古籍流落在海外,具体的数量,怕是很难精确的统计。但也有几个数字,可以看出流失古籍的规模。譬如原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聘专家沈津近日在深圳说:“哈佛燕京图书馆目前收藏的中华善本有四千部,四五万册左右,仅明刻本就有一千五 百部,其中国内各大图书馆空缺的版本就有一百八十九部之多。”而另据报道,英国大英图书馆则藏有六万多种中国古籍,“其中有存世最早的中国雕版印刷品《金 刚般若波罗蜜经》,《永乐大典》残本四十五卷,敦煌写本一万馀件”。难怪郑振铎说过“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如此大规模的海外古籍,如果凭金钱购买,按照 “大仓藏书”的价码,那得花多少个亿呢?
对于那些因为非正当因素流失海外的古籍,第一要务应该是追讨。早在二○○七年,国务院办公厅就 曾经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要求有关部门要依法规范古籍市场流通和经营行为,加强古籍销售、拍卖行为的审核备案工作,严厉打击盗窃、走 私古籍等违法犯罪活动。加强国际合作,坚决依据有关国际公约和法律法规追索非法流失境外的古籍。”时至今日,我们还应该坚持这个宗旨,是我们的,就必须要回来,而不是买回来。而在互联网数字大潮下,我们还可以通过数字化合作共享的方式,完善我们的学术空缺。花巨资回购,始终不是第一选择。
一九一九年,商务印书馆原董事长张元济在整理《印行四部丛刊启》时说:“自咸同以来,神州几经多故,旧籍日就沦亡;盖求书之难,国学之微,未有甚于此时 者也。”今天古籍的状况,依然严峻。不过,那些流落在海外的古籍,在国外的保护手段下暂时还不会有太大的危机,我们大可暂且放在他们那里几天。等到时机成熟,再要回来,或者等他们送回来。至于这亿元回购的做法,还是缓行为好,与其回购古籍,不如先守住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