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哉定：坐拥地契三五千

楼哉定 顺治元年歙县税票 万历八年福建长汀的《归户由帖》

　　陈若茜

　　楼哉定 　杭州大学历史系毕业，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数十年，土地契证收藏爱好者，藏有明代以来的土地契证5000余份。

　　楼哉定像一名严谨的档案工作者，将自己十数年来收集到的近5000余份土地契证按年代顺序和藏品性质登记造册，形成四五十余册文档陈列于书架之上。这些地契、土地证、田赋税票(农业税票)远的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薄薄一张契纸，算得上旧时农民的命根子。

　　现年70岁的楼哉定是“文革”前最后一届大学生，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曾在老家浙江诸暨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数十年。他尤记得在大学时，听老师说起过“系里30元买了一张地契”的事。“文革”前的30元在当时看来已经是巨款，同学们都惊讶地瞪大眼睛。这一幕在他脑海里印象深刻，以至于30年后的一天，当他在诸暨文化公园的古玩店内闲逛时，发现有70多份诸暨本地的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地契与田赋税票，激动不已，萌生了收集土地契证的念头。

　　据楼哉定介绍，土地契证是地契、土地证、田赋税票三者的统称。地契是土地交易时买卖双方所立的契约，是土地所有权转移的凭证，也是国家收取田赋的依据；土地证即土地房产所有证，是国家确认土地房产权属所签发的证书，虽各个历史时期名称不一，但其性质基本类似，也是土地所有权的重要凭证；赋税票则是农民的纳税凭证，可反映不同朝代的财税政策。三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但都反映了中国土地制度和土地政策的变迁，因而收藏者通常将它们归为一类进行收藏。

　　土地契证的收藏非常不易。一则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这些土地契证因为自然、社会动乱，如灾害、战争、政治运动或家庭变故，以及契证材质自身的原因而大量消失了，即使是留存下来的，也散落在民间，难以大规模地收藏；再比如土地契证产生的时代背景、各个时期财税、土地制度的变化以及藏品内涵的释读等，都需要丰富的文史知识。而且像这样一张流转上百年的吹弹可破的契纸，不像其他藏品可摩挲把玩，极其容易被人忽略。

　　历史专业出身的楼哉定比一般人收藏土地契证显然更有优势，他认为，单独成列的几张契纸可能并无太大意义，只有当它们达到一定规模、形成一个完整体系时才能反映中国的地籍文化，发挥其史料档案的作用，体现它的历史文献价值。

　　为了追求他所谓的完整体系，楼哉定收藏时一边大规模入货，一边刻意寻求自己缺失的品类。据统计，他藏有全国(除香港、澳门外)明代以来的土地契证5000余份，涉及全国580多县市，时间跨度从1368年明洪武元年至2007年共640年。其中，明代及顺治、康熙、雍正三代的近200份，仅乾隆时期的土地契证有280份。

　　每一份地契，楼哉定几乎都能讲出一段故事，或关于普通百姓家族的悲欢离合，或关于土地、赋税制度的历史变迁。

　　楼哉定收藏有安徽一位农户从道光到民国的64张田赋税票，跨越六朝。这套徽州府歙县汪兆钧名下的田赋税票，跨越了清代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及民国六个朝代(遗憾缺了咸丰年间的)长达115年。

　　从票上看，清末及民国时期，农民的田赋负担在逐渐增加。特别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及以后的统治者把“庚子赔款”大多加派于田赋之中，将繁重的负担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国民政府成立后，又采取名目繁多的田赋附加形式向农民加征。

　　而之所以长达115年的田赋税票均在农户汪兆钧名下是因为明清土地登记中的户名，有的本人早已不在世，用的是“虚名”，“赋税册籍中户名、税额相对凝固，而民众土地产权经常变动，二者不同步。官府只关心完成税额，难以要求纳税者真正名实相符，因为及时登记造册又需要很高的成本。”楼哉定说。

　　楼哉定还收藏了有关“洪宪”的三份田赋税票，通过这三张发黄的税票可见袁世凯短短83天的复辟帝制闹剧。这三张税票分别是安徽省黟县洪宪元年即阴历丙辰年的《地丁上、下忙串票》；安徽省绩溪县民国五年加盖红色“洪宪”印戳的《丁漕上、下忙串票》；安徽省休宁县洪宪元年加盖“中华民国五年”印戳的《地丁上、下忙串票》。

　　为何有的税票印的是民国五年盖的是“洪宪”印戳，有的印的是洪宪元年盖的却是“中华民国五年”印戳？楼哉定解释说，袁世凯于1915年(民国四年)12月12日宣布恢复帝制，规定自1916年1月1日起，所有奏启暨一切公牍，只署“洪宪”年号，并通令各省印制洪宪年号的契纸和税票。有的地方如绩溪县，来不及印制新的串票，只好在已印好的串票上加盖“洪宪”印戳代替。袁世凯皇帝梦破灭后，北洋政府征税照旧，有的地方如休宁县，又在已印制好的洪宪元年串票上，加盖了“中华民国五年”戳继续使用。从这三份串票中，可以看到洪宪“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历史印记。

　　类似的藏品楼哉定还收藏有很多。比如一张顺治元年的《税票》，或许还填补了徽州土地文书的空白；他收藏的浙江一位农户保存了民国二十四年(1935)28块土地的田赋税票；江都县145份土地证存根，完整地记录了一个村子78户农户的土地房产情况；从1949年至“文革”期间带有毛泽东头像的土地证130余份，其中间是毛泽东早期头像，两侧多配有五星红旗或红高粱图案，像极了学校发的奖状。

　　一张早已发黄的契纸，纸上的土地可能流转了不知道多少次， 而它也早已失去过去承载的法律意义，但通过它依然可以看出当时政府对土地权籍的管理、交易及纳税的真实情况以及一个家庭乃至家族的盛衰——家道兴旺时，农人的名字骄傲地填在“买地者”一栏；家境没落时，卖地者又不得不在变卖祖产的契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Q&A

　　收藏十问

　　Q：你怎么走上收藏之路的？

　　A：受社会收藏背景、专业影响。

　　Q：你记忆中最早的藏品是什么？

　　A：在古玩地摊上买的70多份本地地契和田赋税票。

　　Q：你最喜欢的藏品是什么？

　　A：顺治初年和苏区的土地税票。

　　Q：你的“收藏之道”是什么？

　　A：寻找乐趣、研究历史、挖掘价值

　　Q：藏品主要通过什么渠道收藏？

　　A：古玩市场、藏友交流、网店。

　　Q：知道自己有多少藏品吗？

　　A：5000余份。

　　Q：你觉得自己是收藏家吗？

　　A：我只是收和藏。藏品内涵十分丰富，未能作深入研究，只能说是土地契证收藏爱好者。

　　Q：你觉得收藏带给你的最大乐趣是什么？

　　A：翻看藏品。

　　Q：收藏中遇到过赝品或挫折吗？

　　A：有过，但不多。

　　Q：有一天能放弃你的藏品或捐出吗？

　　A：目前藏品已有一定数量和档次，希望能有合作者一起研究，弘扬承载深厚历史的我国土地契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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