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万册古籍文献迁居至湖北省图书馆新馆

北日报讯 图为：《黄鹤楼集》为海内孤本，黄鹤楼内大量诗词依据此书。（省图书馆提供） 　图为：古籍入车，贴封条，盖上鲜红印章。 图为：新馆古籍库房保持恒温恒湿。

　　记者别鸣 通讯员刘虹 本版摄影：记者孙文

　　我是谁？我从何处来？

　　7月2日，武昌沙湖畔的湖北省图书馆新馆，40多个姓氏的近百部宗谱集中“晒”出。这一天，是中国传统的晒谱节，500余名读者扶老携幼赶来，寻找自己血脉的来处。

　　近段时间，电视纪实片《客从何处来》央视热播，让人们更懂得从古籍中寻根。

　　该片中，一个场景令人叹惋—阅马场畔，绿瓦灰墙，57岁的易中天又一次走进湖北省图书馆老馆，小心翼翼翻开馆藏古籍《太平草木萌芽录》，热泪盈眶。此书的作者，是易中天的曾祖父易翰鼎。中学时期，易中天几乎每个周末都来这里读书，却从不知道此书近在咫尺，已等了他百年。

　　这部古书，只是省图书馆馆藏46万册古籍文献之中的一粟。

　　易中天可能不知道，荧屏热播之时，包括《太平草木萌芽录》在内，汗牛充栋的古籍、价值连城的善本，正在悄然搬家。4月至6月间，省图书馆将这46万余册古籍文献(其中善本5100多部、约5万余册)，从蛇山之麓的旧馆，迁至沙湖之滨的新馆。14万册民国文献也随之搬迁。

　　这次高度保密行动，正是我省史上规模最大的古籍搬迁工程。本报记者获批独家见证。如今，搬迁顺利完成，细节得以公开报道。

　　装箱

　　密封之前，张之洞印犹在

　　在省图书馆老馆古籍楼，一块深嵌于一楼墙上的汉白玉石碑格外醒目，其上是遒劲的篆字：1935年奠基，次年建成。

　　省图特藏与地方文献部主任范志毅告诉记者，该楼从一楼后厅到顶层阁楼都是古籍库房，古籍被分为经、史、子、集、丛(丛书)五部，分别存放。

　　“把包、随身物品交给工作人员保管。”范志毅提醒，这是进入古籍库房的规定。

　　努力适应昏暗的光线，沿着狭长的楼梯而上，一排排整齐的书架映入眼帘。书架顶天立地，系用进口钢材制成。

　　古籍珍稀而脆弱。跟一般图书不一样，它们并不是密密麻麻竖排，而是各自保持距离平躺着；书签也并不是直接贴在书身，而是夹在书页之中，露在外面的那部分标签，详细记录着书名、册数等信息。

　　初夏气温达30多度，10余位身穿蓝大褂、戴着口罩、手带白手套的工作人员，耐着炎热，默默整理古籍，拍照、填单、然后装入防水箱内，每箱都贴上精确的流水号、封箱。

　　小型摄像机对准了工作人员的每一个动作，全程记录。除此之外，每一部古籍在小心翼翼入箱之前，必须登记书名册数，且用照相机拍摄本箱记录，以备稽核。

　　箱，是专门订购的防水密封箱，一箱只准放入40来册，而每天只能清理数千册古籍入箱。

　　墙边，一排排暗红的老书箱，上面写着“南库”、“北库”的字样。范志毅说，这是晚清“两湖书院”旧物，本身就已是文物。

　　在工作人员记录过程中，记者看到，不少古籍钤有“两湖书院北书库藏”、“两湖书院南书库藏”、“提督湖北学政张之洞所置书”朱色长印。钤“湖北经心书院珍藏”、“江汉书院藏书”等印者，亦为数不少。

　　当年，张之洞力倡建立“两湖书院”，藏书之丰富，规则之严密，足令四方取则，时人就有“天下奇书，为文襄搜罗殆尽”之说。光绪三十年(1904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力倡新学，湖北省图书馆应运而生，成为我国最早建立的省级公共图书馆。馆藏的首批古籍，就来自原两湖书院、江汉书院和经心书院。

　　藏书

　　三代守望，废纸堆里救书

　　建馆之初，省图书馆的古籍文献很少，当时馆内人员四处探访索求，到1908年，古籍文献达到了万余册。之后，其藏书主要来自接受民间捐赠、购买和征集。图书馆现保存的46万册古籍文献中，仅著名藏书家徐恕一家捐赠的就达10万册之巨。

　　全省文献资源调查证实，我省现存古籍约为150万册，省图藏书接近1/3，徐氏藏书占1/15。是以，藏书界有种说法：“湖北善本收藏重点在省馆，省馆善本收藏重点在徐氏藏书。”

　　徐恕，字行可，1890年生于武昌一个富足之家，是近现代中国著名的藏书家、文物收藏家和文献学家。他将毕生所藏的10万册古籍全部捐给了省图书馆，其中包括《黄鹤楼集》等珍本、善本甚至海内孤本。

　　尤其可贵的是，徐恕先生之子徐孝宓(1926～1994)，少从其父专攻目录、版本、校勘、考据之学，后任省图书馆研究馆员、副馆长，为徐氏捐藏的保护和利用起过很好的作用。如今，徐孝宓之女徐力文，亦承家学，任省图书馆研究馆员、副馆长。徐氏三代藏守为学、化私为公的文化守望故事，成为一段佳话。

　　当年，揣着馒头、拿着布袋往旧书店里跑，从不起眼的破旧书屋、甚至废品收购站里淘回古籍的经历，也让省图书馆的老人们记忆犹新。

　　1957年的一天上午，一名读者风尘仆仆地赶到省图，“孝感一个废品收购站有好多古书，书上有秦应逵家的书章，快去看看吧。”秦应逵是1894年的进士，藏书颇丰，后来家道衰落，藏书也失散在民间。

　　省图书馆工作人员马上赶到孝感县杨店区供销社，来不及喝口水，一头扎进废纸堆。经过7天7夜清理，整理出近万册的秦氏藏书，并折价收回。获此至宝的馆员们，在当地雇车雇人，用10余辆板车将“宝贝”拖运回来。

　　“看到10多辆满载古书的板车，浩浩荡荡地拖进馆，馆内同志们激动不已，有人鼓掌，有人抹泪。”老人们说。

　　秘迁

　　抚今追昔，难忘悲怆记忆

　　古籍装箱完毕，要由楼上小心搬运到一楼大厅，等待入车。“每天上午下午，只能各搬运一趟，必须避开交通高峰期，确保古籍安全第一。”范志毅告诉记者。

　　纯白透明的密封箱，一箱一箱小心翼翼搬入邮政局专用运输车厢，摄像机、照相机全部到位，记录每一位工作人员的每一个动作。装入半车厢以后，按照登记册再次清点，然后关闭车厢门，贴上封条，盖上鲜红印章。最后清点人、封厢人要在搬迁登记册上签字画押。

　　此后，由保卫部主任李良军等3人乘坐的警卫车开道，范志毅负责古籍运输车押运。

　　由于古籍搬迁的特殊性，近两个月的搬迁全程秘密进行。

　　同样是全程秘密搬迁，省图书馆馆长汤旭岩介绍，这其实是该馆历史上第二次。第一次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

　　1938年，省图书馆古籍突破9万册，孤本3000余册，适逢新特藏楼刚竣工，馆员们正感到“双喜临门”。但日寇凶残入侵，武汉即将沦陷，使得这些古籍还没来得及进新居，就被拖上了躲避战乱之路。

　　为保护古籍，躲避日军飞机轰炸，省图决定西迁恩施，古籍版片暂存秭归山乡适当地点。一路上，部分古籍还是没能逃脱噩运。在千余里的水路和陆路上，据当时馆员统计：水渍、霉烂图书662册，遗失282册，其中也包括一些珍贵的孤本。

　　1939年3月17日，春江水涨之时，数艘“桡摆子”(当地一种小木船)一线穿长江，将在三峡新滩的每箱200多斤、多达173箱的古籍，溯江而上、进香溪河，悄悄运送60里，至秭归长云乡游家河边岩洞隐藏。

　　当地人都知晓，路过此岩洞，再往深山步行数里，就是屈原诞生地—乐平里。“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历史风物与文化传承，总会在某一时刻神奇相遇。

　　1940年10月，馆员们在巴东找到一处可避免日伪和土匪袭扰的安全之所，于是连夜走水路又将古籍运往巴东。夜里忽起风雨，馆员们忙用身体护书，但还是有12册古籍失落在江中，望着漆黑的江面，馆员们无能为力，在凄风冷雨之中，忍不住嚎啕大哭……

　　入库

　　海内孤本，纪昀家藏朱批

　　车抵沙湖畔，省图新馆内，警察与保卫人员已经暂时封闭一楼通道。

　　揭下车厢封条，按照清点册再次清点，开封人、清点人签字画押。然后，大家才将一个个密封箱搬上小型平板车，迅速运入新馆一楼大厅，电梯下行，进入地下古籍文献特藏库。

　　为确保搬迁稳妥推进，省图多次考察老馆、新馆书库，检查古籍的现状及存放环境，特别是请来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等8位全国古籍保护专家对搬迁进行论证。搬迁前，进一步做好古籍消毒、杀霉、杀虫，做好防虫防鼠工作，新库房保持恒温恒湿，即温度16℃～22℃，相对湿度45%～60%。

　　在焕然一新的库房里，一部部古色古香的古籍文献之中，有省图最珍贵的两部古籍—清乾隆年间大学士纪昀(字晓岚)批注的《史通训故补》；明万历年间刻本《黄鹤楼集》。

　　纪晓岚亲笔批注的《史通训故补》，几经辗转，收藏于省图书馆，该书共12册，价值连城。纪晓岚批注均以小毫朱笔，行楷颇见功力。卷端钤“瀛海纪氏阅微草堂藏书”之印，表明该书曾为纪氏收藏。

　　《黄鹤楼集》为明万历年间刻本，打开书页，泛黄的纸页上书“武昌府刻”。书内收集了从南北朝到明神宗期间，有关黄鹤楼的诗赋四百余篇，跨度1000余年。

　　上世纪80年代初，省图进行了一次古籍整理。时任副馆长徐孝宓从一个不起眼的书架上，发现了这部沾满灰尘的书。后经多方考察，确定为海内孤本。1985年，黄鹤楼重修竣工，在选择相关诗词的时候，专家们就大量参考了这本《黄鹤楼集》。

　　“武昌城内蛇山麓，佳木葱茏明我眸。秋月常窥写字案，春阳也照借书楼。”著名作家姚雪垠曾专门赋诗致谢省图书馆。上世纪70年代，他在此借阅古籍近千种，得以完成了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创作。

　　一本《中华辜氏源流总汇》，则让海内外辜氏后人找回家族记忆。辜振甫先生生前担任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在省图书馆帮助下，辜氏后人从这本古书中发现了大量关于先祖事迹的记载。

　　古籍文献，是中华文化根脉所系。关于这46万册古籍文献，还会有说不完的精彩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