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御医：治书有道

朱振彬正在修复敦煌文献 修复完好的敦煌遗书现展于国家典籍博物馆

　　本报实习记者  薛  帅  文/图

　　近日，一批批观众来到国家典籍博物馆参观其首展“国家图书馆馆藏精品大展”，国家典籍博物馆试运营宣告进入倒计时阶段，9月9日即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作为国图四大专藏之一的敦煌遗书，在此次展览中除了在善本古籍展厅的专藏展柜中亮相外，甄选出的50余件精品，更是在独立的敦煌遗书展厅与观众见面。“这是国家图书馆历史上馆藏珍品最大规模的一次集体亮相，同时也是历经几代‘国手’妙手修书之后的一次古籍修复成果展。”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李际宁告诉记者。

　　据了解，国家图书馆馆藏敦煌文献共计1.6万余件，自1989年国图古籍馆开始筹备敦煌遗书的修复工作，到现今修复项目接近尾声，已过二十余载。参与这项史无前例的浩繁修复项目的人员只有五六位，国图古籍修复专家朱振彬便是其中之一，他形容自己是给古籍“治病”的“书郎中”，“我们修书正如医生治病，讲究技术与经验结合，对症下药。”国图馆藏的敦煌文献经历了朝代更迭的时间洗礼、颠沛流离的辗转飘零之后，如今大部分得以悉心安放与妥善保管，要归功于这些为古籍“续命”的“御医们”。

　　科学应对“重伤”古籍棘手问题

　　8月20日，记者来到国图古籍馆文献修复组的工作室，朱振彬正忙着为刚修复好的一页敦煌文献做最后的装帧，而一旁伏案的徒弟崔志宾正在修复《盛明杂剧》刻本中的一页。她将书叶有字的一面朝下、背面朝上地平铺开，用毛笔蘸取特制的浆糊在书叶与专用修补纸之间仔细粘对，时而目不转睛，时而视线随毛笔笔尖的游走而移动，整个过程谨慎而耐心，似乎连出口气都不敢使大劲。朱振彬告诉记者，修复古籍分很多步骤，每一阶段都需心细如发、心静若水，丝毫不能马虎。“首先要有一个科学合理的修复方案，之后要做修复档案、配纸等准备工作，而修复环节更要经过拆分书叶、修补、喷平、倒页、折页、捶平、压实、钉纸捻、装订还原等多道工序，装帧形式不同，修复方法也不同。”他说。

　　虫蛀、鼠咬、酸化、絮化、霉变等问题是古籍修复师们终日需要面对的“常见病”。“虫蛀、鼠咬都好说，最棘手的是酸化。”在朱振彬接触过的敦煌文献中，就有酸化、脆化到如同“酥皮点心”一般的古籍，“打开以后跟烟叶一样，拿起来都会掉渣。”面对这样的“重伤”古籍，严重的酸化已经危及到了古籍的“生命”，先救“命”、后治“病”显得尤为重要。很大一部分的敦煌文献都是如此，“因为敦煌遗书被埋入藏经洞时就已是过度利用的书籍，遗存至今更是伤上加伤、伤痕累累。”朱振彬说。面对此种情况，国图古籍馆修复师首先用碱性溶液给书叶去酸，中和它的酸碱度，接着再去除掉碱性溶液，以免其残留于书叶中，这样便可将其“保命”，然后再进行适当修补，最后装帧还原。“这便是我们一直坚持的‘抢救为主，治病为辅’原则。”他说。

　　据朱振彬透露，现如今的空气污染更加速了诸如敦煌遗书这样时间跨度较大的古籍寿命进程，汽车尾气的大量排放，大气中二氧化硫含量猛增，同时也加剧对古籍的酸化损害。“比如一沓报纸，放上几年后露在外面的部分一定变黄，这其实就是酸化的表现，而且现在这种酸化的速度在加剧。”更多情况下，国图古籍馆修复师们以保全古籍“生命”为首要前提，在没有十足的修复把握之前，采取抑制“病症”的手段，“古籍修复是一个持久战，有些‘顽疾’时下若不能彻底‘根治’，我们会尽力延续古籍的生命，等到科学发展，有了新技术、新方法，再去与它们进一步战斗。”朱振彬说。

　　全球范围寻找最优修复方法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李际宁表示：“敦煌学应放在全球领域来看，它不单涉及到中国本土，同时也涉及到很多其他国家。敦煌曾是世界文明交汇融合的典型例证之一，是一个国际性的共同课题。”而对敦煌文献的保护及修复，世界各处收藏文献的机构也各有各的方法。

　　英国关于现存敦煌遗书的修复方面，采用的方法是“丝网加固”。文献破损之处往往用以动物蛋白为原料的丝网加固书叶，但书叶纸张的主要成分是植物蛋白。朱振彬告诉记者，动物蛋白比植物蛋白老化要快很多，实际上加速了文献的老化进程，形成二次破坏。而日本馆藏的大量敦煌文献则是按照中国传统装裱技术将文献托裱起来，其最终效果如同一幅幅卷轴，虽然美观但却破坏了古籍的原始模样。更重要的是，由于很多敦煌文献正反双面均有文字，装裱往往只能留一面，这样背面的内容便不再可见，而纸张的厚度也无从知晓了，造成不可逆转的改变。

　　相比之下，中国国家图书馆有着最适合中国古籍保护及修复的技术，“总结他们的经验教训，我们采取局部修复、最少干预，坚持前辈总结的‘整旧如旧’原则，做足了前期准备工作我们才会开始。对敦煌遗书的修复工作直到1989年才起步，就是因为那时候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有了比较大的把握，我们才敢去碰这些国宝级的文献。”朱振彬说。

　　实践与理论结合迎接新挑战

　　从新中国成立不久老一辈“国手”对《赵城金藏》的抢救性修复，到朱振彬一辈的古籍修复师对敦煌遗书、《永乐大典》、西夏文献等专藏的修复，国图古籍馆人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着经验，总结出了一系列实用的科学修复方法及理论，如整旧如旧，最少干预，可逆性，抢救为主、治病为辅的四大修复原则，成为当代古籍修复理论的基础性原则。此外，国图古籍馆还根据文化部要求，联合国内古籍收藏的大馆制定了古籍保护工作的5部标准(《文化部颁布的古籍定级标准》、《图书馆古籍特藏书库基本要求》、《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古籍特藏破损定级标准》、《古籍普查规范》)，其中《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图书馆古籍特藏书库基本要求》已经升级为国家标准。正如国图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所说：“国图在古籍修复技术和理论上不断推进，并在国家整个古籍修复行业起到引导作用。”

　　目前，古籍馆文献修复组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新任务——清代皇家藏书系列“天禄琳琅”的修复上，重担虽仍压在朱振彬这一代修复师的身上，但随着对新人的培养，像崔志宾一样的年轻修复师也将参与到此项工程中。在未来的工作中，年轻一代古籍修复师会渐渐接过使命与重任，完成新老交接，将技艺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