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御医科学治书：复活历史记忆

国图古籍修复师边沙正在修复“天禄琳琅”珍贵古籍。

　　张倩竹   薛帅   

　　9月22日，国家图书馆文献修复组荣获第五届“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荣誉称号，该奖项每5年表彰一次，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科技部四部委联合主办，重点表彰在国家重大战略、重大科研项目、重大工程中涌现出来的领军人才；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地方区域发展重点领域、优势产业等涌现出来的杰出人才；长期坚持工作在一线专业技术岗位、潜心本职工作、具有无私奉献和拼搏攀登的精神、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优秀人才。荣誉背后凝结了国图几代古籍修复人才辛勤的汗水和执着的坚持，这是对他们高超技艺的充分肯定，更是对其终年专注于保护“片纸只字”职业精神的褒奖。从一代“国手”张士达到“80后”青年古籍修复师，这支质量高、能力强、能打硬仗的队伍始终如一地坚守在平凡岗位上，传承修复技艺、建设科学理论、推进学术研究，延续着中华典籍承载的民族基因。

　　妙手慧心驻“书魂”

　　国家图书馆文献修复工作有着悠久历史，早在京师图书馆时期，就配备了文献修复人员。1949年，为修复刚刚入藏北平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的国宝藏经《赵城金藏》，经由当时的军管会批准，组建了一支由8名技工组成的修复队伍。这些老师傅大都早年在北京琉璃厂修书，熟稔中国传统修书技艺。

　　《赵城金藏》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全的一部大藏经，抗日战争时期，为防止日本人劫掠，八路军将其藏在废弃矿井中看护。由于长期存放于潮湿环境中，受潮严重并长满黑霉，经卷粘连在一起，就像一根根木炭棍，亟待抢救修复。面对这些已面目全非的经卷，修复师们反复推敲，选择了一种最佳解决方案——蒸。表层的纸张可以被蒸汽慢慢润松，但又不会被水滴浸泡，用针或镊子即可慢慢拨开，如此循环往复，经卷就被全部揭开了。之后，再经过托、裁方、接纸等一道道工序，一卷经卷修复完成。老师傅们用一碗糨糊、一支毛刷，靠着长年累月的经验，凭着日复一日的坚持，在16年与古籍默对的光阴流转间完成了这项国内第一个大型古籍文物修复工程。

　　1956年，借公私合营之际，国家图书馆引进了3位技艺高超的古籍修复人才，这其中就包括享有盛名的大师张士达。张士达16岁时来到京城古籍修复最为著名的琉璃厂肄雅堂作学徒，一待就是7年，修复技艺逐步在业界得到认可。鲁迅、郑振铎、郭沫若等诸多文化名人都慕名找他修古书，著名文献学家、敦煌学家赵万里还尊称他为一代“国手”。张士达技艺的精湛源自其对古籍修复事业的赤诚之心，他曾说：“修补破书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我修复古籍时，身心感到非常愉悦，如果离开古籍修复这个行当，身体也就不振作了。”据他的学生、现国图古籍修复师朱振彬回忆：“先生对每一部书都珍视如命，任何工序都不容半点马虎，单是修复前的配纸工序都要一两天时间，补纸的纸性、颜色、薄厚、帘纹宽窄都力求与原书一致。”这种精益求精的作风贯穿始终，使得张士达修复的作品整旧如旧、古风犹存。2013年，朱振彬在整理老师张士达的手稿时，发现其中一份第一行就写着：“片纸只字，要认真对待。”“先生所要求的，我们现在仍旧很好地坚持并传承着。”

　　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籍修复代表性传承人杜伟生在中国古籍修复界可以说是一位承前启后、学贯中西的重要人物，既全面继承了传统的修书技艺，又亲身接触过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的古书修复理念，在批判继承中西方智慧的基础上，杜伟生与身边的同路人一道，为当代古籍修复探索出一条更加科学、规范的道路。从1974年被分配到国家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行业至今，杜伟生已经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工作了40年。他常常用“这一行越干胆越小，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来形容自己从事古籍修复的心情，“古籍都是文物，修坏了，那就是千古罪人”。

　　1990年，杜伟生前往大英博物馆帮助其修复敦煌遗书，见到了一台纸浆补书机，这个机器对于纸张拉力比较好、虫蛀较多的书页修复效率特别高，一张朽坏的千疮百孔的古宣纸，浸入带糨糊的水里，在机器的自动控制下就可以修补破洞了。回到国内，杜伟生与颇通机器研制的同事张平、周崇润一道潜心钻研，共同主持设计出适合中国纸张的纸浆补书机，这一发明还获得1998年文化部科学技术进步奖，目前，该机器已革新至第三代，并广泛应用于国内各类型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的古籍修复领域。

　　新技术为古老的传统工艺带来了曙光，新鲜血液的加入也使这项事业后继有人、发扬光大。目前国图的古籍修复队伍中能够独当一面的青年人才已经占到1/3，面对这项看似冷僻、寂寞的工作，他们有着独到的理解：“师傅经常讲修复古籍要心细如发、心静如水，我们每天都保持着对知识经验的‘吸收’状态，眼见着工作手记越来越满，心里倍儿有成就感。”随着技艺的提高和经验的积累，这群年轻的修复师已成为国家图书馆藏“天禄琳琅”珍贵古籍修复项目工作的主力干将。

　　治书悟“道”：从经验到理论的飞跃

　　从新中国成立不久张士达等老一辈“国手”对《赵城金藏》的抢救性修复，到杜伟生、张平一辈古籍修复中坚力量对敦煌遗书、《永乐大典》、西夏文献等专藏的修复，一代代国图古籍“御医”不断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摸索出科学规范的修复方法，总结出日臻成熟的古籍修复学术理论，包括“整旧如旧”“最少干预”“可逆性”“抢救为主、治病为辅”四大修复原则，《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古籍特藏破损定级标准》等行业重要标准的制定，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中华古籍修复工作提供科学指导及引领示范作用。

　　在古籍修复师刘建明的办公桌上，除毛刷、糨糊、放大镜、照明灯等常用工具之外，笔者还看到一台电脑，刘建明告诉笔者：“电脑是提交文献修复档案使用的，每一册善本的原始样貌、存在问题、修复手法及经手人都有详细记录。这不仅为后人留下宝贵的技法和经验，也为后世修复和研究提供了有力依据。”国图的文献修复档案登记表上，书皮材质、书页厚度、破损位置、修复历史、纸张PH值等细致信息条分缕析，悉数记录在册。截至目前，国图已完成4.6万余册(件)古籍的修复档案，形成记录5200余条，拍摄图片3.2万余张。

　　老一代古籍修复前辈非常注重保留书籍的旧有风韵，而其在实践中总结出的诸多经验也为当代古籍修复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有些古籍上下两角都被磨圆了，师傅们不会将破损处补齐，而是力求恢复其原本样貌。这个‘圆角’实际上是历史的烙印，修平它便失掉了古雅风韵。这便是国图古籍修复始终坚持的‘整旧如旧’原则。”朱振彬说。

　　国图收藏敦煌遗书1.6万余件，约占现存总量的1/4，1987年，国图启动对这一镇馆之宝的修复工程。“要做好一个大的修复工程要考虑很多因素，首先要熟悉各种修复技术，有所选择地使用，方案稍有偏差，有可能毁掉一库的书，要慎之又慎。”杜伟生谈道。敦煌遗书版本价值、文献价值都颇高，纸张本身所携带的信息也相当珍贵，“如果使用传统的整张托裱办法，厚纸要被揭薄，对原件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纸张信息也有损失。”杜伟生坚定信念：要在尽可能完整保护古籍历史信息的基础上加以修复，坚持整旧如旧和可逆性原则，哪儿破补哪儿，只做关键性“手术”。

　　世界部分先进国家对敦煌文献的修复曾经采用过一些所谓“新技术”，几十年后问题全部凸显出来。比如欧洲部分图书馆使用塑封技术，塑料老化就变成了“毛玻璃”；而有些国家使用丝网加固技术，但是动物蛋白质纤维没过多久就会老化，这些都对文献造成了二度伤害。“因为这些失败的先例，我们对新技术得始终保持高度审慎的态度。修复师说：“外头厂家推销号称运用高科技研制的糨糊，不招虫、不生霉，但成分却不愿公开。这我们绝不敢用到古籍上，还是用自己调的最放心。”糨糊的调配看似简单，但其中蕴含着很深的学问，从成分的配比到稀稠度的把握，都很有讲究，就这一问题国图古籍修复师张平还专门发表了学术论文。

　　国图文献修复组组长胡泊告诉笔者，对于一些亟待拯救其“性命”的古籍文献，修复师们往往以“抢救为主、治病为辅”作为准则，运用各种技术手段使其脱离“病危”。而对于现有技术手段无法补救的古籍，“我们的态度是放下来留待后人解决”。

　　坚持最少干预原则是《永乐大典》修复工程最为突出的特点。为保护《永乐大典》的原始装帧，修复人员在修补书页时创造性地运用“掏补”办法，即在不拆掉书皮和纸捻的情况下，把毛笔和补纸伸进书叶中间修补破洞。事先还需精细地将补纸四周的纸毛去掉，降低其和书叶搭接处的厚度。“为了找到与《永乐大典》原书皮一致的丝织品，我们几乎跑遍了北京所有的布店，采购到了与《永乐大典》书皮材料接近的生丝织物，修复用纸选用珍贵的清代旧高丽纸，总感觉这样才对得起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宝贝。”张平感慨地说。

　　古籍修复往往需要相关领域专家参与指导；这也有效推进了古籍记载文献内容的学术研究进展。以2003年国图对西夏文献的修复为例，国图收藏的西夏文献有24种120余件，西夏学专家史金波先生对文献的顺序、缀和、价值保护全程跟进指导，还第一次制作完备的修复档案，全面记录修复过程和前后对比。此次修复工作充分体现出古籍修复与学术研究的有力结合，专家们在修复过程中同步进行西夏文献整理研究，出版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国家图书馆西夏文献中汉文文献考释》等著作和论文，大大推进了我国西夏问题研究的学术进展。

　　除古籍修复理论的开拓完善，在不断的实践摸索中，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组还主持编制了文化部颁布的《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古籍特藏破损定级标准》两个行业标准，其中《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已升级为国家标准，为进一步推进修复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提供科学指导。近年来随着纸浆补书机、纸张纤维分析系统、静音吸附台、冷光无影灯、激光雕刻机等一批技术含量较高的修复及实验、检测设备的投入使用，修复人员完成修复任务的质量和效率也有很大提高。

　　师徒传承：让古老技艺代代相传

　　有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范围内古籍修复专业人员不到100人，这一行业的工作人员常被人们戏称为“大熊猫”。而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项目的实施，国图作为主要人才培养基地，通过开班授课等方式常年不断地向各省市相关单位传授技艺、培养骨干。截至2013年，全国公共藏书单位的古籍修复师已近700人。

　　古籍是最“脆弱”的文物，又负载较高的文献价值。因而对从业者的品格、技能、心理素质等方面也都有较高要求。国图文献修复组19人的队伍中，6人拥有30年以上的从业经历，经验丰富。而笔者近期发现，目前参与“天禄琳琅”珍贵古籍修复项目的工作人员中也不乏年轻面孔。“做好对青年修复师的传帮带，是目前工作的一大重心，古籍修复事业的未来握在他们手里。”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说。

　　当新员工入馆后，文献修复组内会指派有经验的老员工以“师带徒”的方式对新员工进行基本功与专业技能方面的训练。并在技术达标后，在老师的指导下跟随老师一同修复藏品。这使得年轻修复师在实际工作中不断丰富自己的经验，为日后独立开展修复工作做准备。而这种“师徒传承”模式正是国图将“国手”技艺一代代传给后人的重要保证。

　　国图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表示：“成熟的古籍修复师要全面了解书籍的版本、纸张等各方面知识，这是一个比较耗时、需要不断积累经验的过程。青年人只有静心苦练，才能在实践操作中一点点成长起来。国图的古籍馆藏量丰富，古籍受损情况不一，这为青年人积累知识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平台。”

　　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实施为全国古籍修复人才的培养创造了更好条件。国图在做好内部传承的同时，结合自身人才优势，每年均选派修复技艺精湛、教学经验丰富的修复专家，为全国古籍修复相关领域提供教学服务，指派资深专家为前来“取经”的地方古籍修复人员开展一对一指导培训，扩充全国古籍修复人才后备力量。特别是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的兄弟单位培训古籍修复人员，协助其策划筹办文献修复室，为文化援疆、援藏发挥了作用。

　　而面对广大社会公众，国图也通过开班授课、在高校开设公选课等一系列方式满足不同群体对古籍修复知识与技能的需要，使得古籍修复事业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同时，古籍修复的意义也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