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代的郭畀到当代的余纯顺：上图藏名家日记

《郭髯日记》元至大元年十月十八日客杭记闻 郑观应长江日记首页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首页 邵友濂清光绪四年十月初四日记上海市面 吴大瀓《北征日记》清光绪八年十一月记覆阅兵勇训练、与俄国官员交涉归还侵界事 张佩纶《兰骈馆日记》记与德使穆默谈判庚子赔款事，李鸿章抱病作电奏

　　

　　从元朝的郭畀，到当代的余纯顺，他们在手书的日记中是怎样的形象？不久在上海图书馆举办的“心曲传真：上海图书馆藏稿本日记展”展出的六十种稿本日记，包括目前最早的日记，不仅皆为版本价值很高的收藏品，更能反映日记写作者当时的社会历史踪迹。流传至今的日记，不仅呈现了文艺属性，也可备考证史实，具有史学属性，并能在不经意中透露作者个性和风范。

　　王宏

　　一

　　日记是人们常用的一种应用文，是把每天或经常发生的事情、处理的事务、观察和听闻的东西，带着个人的感觉或思考，每日记录的文献。日记作为文献的一种，它有日录、日历、日谱、日志、日谈、日注等多个名称。由于日记所记内容的重点不同，它还有许多别名、异称，此不一一罗列。最早以日记命名此种文献始于宋代，据《宋史·艺文志》记载：有司马光《日录》、王安石《舒王日录》、《赵概日记》等。

　　日记之作，起始何时，历代说法不一。据陈左高和邹振环两先生的考证，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三种：一为西汉说，张荫桓认为西汉出使者陆贾、苏武、张骞等“博征约记”，为日记之嚆矢；二为东汉说，俞樾认为马笃伯《封禅仪记》开日记之先河；三为唐代说，现存世的赵一元《奉天录》、李翱《来南录》已见日记之端倪。又据考古发现，先民甲骨上已有了日记形式之雏形。江苏扬州发掘的西汉宣帝时平民王世奉墓出土的木牍上有了逐年月日而记的简单文字，陈左高和邹振环两先生都认为它可以佐证张荫桓的西汉说，这也可能是现存最早的日记文献。

　　日记，因记录者的学识、经历、兴趣、目的之不同，每人所撰的日记因人而异，各具特色，其作用和影响也就各不相同，自然产生了各种形式，形成各自种类。学术界对日记体文献的分类众说纷纭，各不相同，但不外乎以主体的记录者和客体的日记为出发点。首先，从记录者的目的来看，王钟翰先生的《历代日记丛钞》序分为三类：一“以为人者”，二“以为己者”，三“两者兼而有之”；罗以民《日记与史学》分为六类：一写给自己看，二写给别人看，三开始写给自己看，又准备死后留给别人看，四是完全伪造的，五真假参半，六特定时代违心的伪日记。其次，从日记内容、方法等来分，中外古今分法不胜枚举。此据邹振环先生的《日记文献的分类与史料价值》挑选罗列者有：英人学者崩松倍《英国日记作家》分为历史、宗教、游记与牧猎、社交与文艺、军事与职业、家庭、妇孺七类；国人学者阿英《日记文学丛选》分为文言卷、语体卷两大类，又在语体卷内有分游记、社会考察、私生活、读书四小类；韩少华《应用文写作知识》分为备忘式、纪实式、随感式、研讨式四种；林乐齐《现代作家日记》分为记事备忘(排日记事)、著述立言(志感、描写、报告、笔记)两大类；冯尔康《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分为生平、学术、差事、其他四类；孔祥吉《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分为政治人物、学者、一般文人三类等。最后邹氏在《日记文献的分类与史料价值》中综述上述分类后提出了他的分类：记事备忘、工作、学术考据、宗教人生、游历探险、使行、志感抒情、文艺、战难、科学、家庭妇女、学生、囚亡、外人在华十四类。主客繁简各式分类只是起步，尚无定论，还有待方家研究。

　　我国日记文献的历史可追溯到西汉，流传至今的历代日记文献品种数量均极为可观。其品类之多，数量之众，历史之久，在世界日记文献宝库中屈指可数。但是，我国对日记文献的研究却是滞后的，直至上世纪初才引起人们的关注。据程韶荣先生的《日记研究六十年概述》：一是叶圣陶第一册日记小序，二是胡适留学日记自序，他们只是简述了写日记的目的，前者以为日记是自省标杆，后者认为日记是思想记录。1925年周作人的《日记与尺牍》一文，成了研究日记文献最早的论文。当时周氏已认识到日记具有文学和史学的功能，“日记比别的文章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个性”，“日记又是一种考证的资料”。其兄鲁迅的《马上日记》把写作日记的目的分为两类：一 “正宗嫡派”“是写给自己看的”，二 “不像日记的正派”就是写给别人看的。到了郁达夫的《达夫日记集》(1935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现，才迈入了日记研究的大门。查此书的《日记文学》、《再谈日记》，知郁达夫从文学的角度出发，对日记的认识有三点：一、日记是文学爱好者最易上手的文学体裁。二、“日记文学，是文学里的一个核心，是正统文学以外的一个宝藏。至于考据学者、文化史学者、传记作者对于日记应该尊重爱惜，更是当然的事情”。三、他认为日记形式有记事文、小品文、感想文、批评文。日记内容可按崩松倍氏分为“历史的、宗教的、游历与佃猎的、社交与文艺的、军事与职业的、家庭的、妇孺的七类，我觉得也很适当”。我国第一部完整系统的日记理论专著是阿英编的《语体日记文作法》，分“日记文的意义及其作者”、“日记文的分类”、“日记文的形式与内容”、“日记文的作法”、“日记文与生活记录”、“日记文与心理解剖”、“日记文与自然描写”、“读书日记的作法”八个章节。然而，这只是从文学的角度对日记文献进行了探讨。

　　真正对日记进行学术上的研究始于陈左高先生，他从断代史的角度对日记文献进行了考察，写下了《两宋日记作家》、《谈明代日记》、《谈清代日记》，还对南宋以降的日记大家作了研究，并披露清人日记手稿，在此基础上出版了《古代日记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晚清二十五家日记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国日记史略》(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历代日记丛谈》(上海画报出版社，2004年)等著作。继陈左高后对日记文献进行学术研究的有两位代表性学者，一位是孔祥吉，另一位是邹振环。孔祥吉著有《清人日记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他利用清人日记来考证研究清史，此书通过翁同龢的《翁文恭公日记》、唐烜的《留庵日记》、荣庆的《荣庆日记》、日人宇都宫太节的《当用日记》、袁昶的《乱中日记残稿》、恽毓鼎的《澄斋日记》、张之洞的《张文襄公辞世日记》、张荫桓的《张荫桓日记》、那桐的《那桐日记》等对晚清人物进行考辨和研究。邹振环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日记进行分类研究，写了《日记文献的分类与史料价值》(《复旦史学集刊》第一辑)一文，该文从“文献概说”、“文献分类”来确立日记文献的学术性，从“日记文献强调尊重客观事实，是考订史实、补正历史的重要依据”、“日记是研究历史人物最好的素材，也是记主内心世界最真实的记录，因此是研究历史人物生平与思想的宝贵文献”、“日记选材形式的广泛性，使日记中常常保留了各种问题、大量线索，为社会文化史研究提供了绝好的素材”、“日记与作者正式发表的作品之间具有互证作用”、“日记文献中的矫饰和删改问题”、“伪造的日记文献”六个方面阐述了日记文献的史料价值。从此，人们不仅认识了日记的文学价值，而且还认识了日记的史学价值。

　　二

　　上海图书馆庋藏中文稿本日记文献，大致来源于线装古籍、私家档案和名人手稿，现发现的稿本日记约五百余种，是上图又一文献特藏。

　　上图所藏日记文献，从版本上进行分类，大致涵盖我国各种版本的形式。有枣梨刻本，石版、玻璃版影印本，铅字、电脑排印本，有用毛笔、钢笔等书写的稿本和誊抄本。有今存最早的稿本日记，元代郭畀的《郭髯手写日记》、晚清四大日记之一的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稿本。有为学界所瞩目的晚清清流张佩纶的《兰骈馆日记》，现代教育家、学者蒋维乔的皇皇八十一册《蒋维乔日记》。还有一类为稿本已不存世，而据稿本传抄的唯一留世抄稿本，有晚清邵友濂随崇厚、曾纪泽出使俄国所记《邵友濂日记》、影响几代人的《盛世危言》作者郑观应为轮船招商局考察长江航线所记的《长江日记》。

　　从元朝的郭畀，到当代的余纯顺。他们中有朝廷达官、外交使臣、饱学大儒、文坛作者、探险平民、书画大家以及金石图籍鉴赏藏家等。他们通过日记文献这种形式为我们描述了从元迄今，他们对社会方方面面的观闻、感受和思考。形成了记事备忘日记，如郭畀的《郭髯手写日记》、张元济的《张元济日记》；游记探险日记，如安希范的《安希范游记》、余纯顺的《余纯顺日记》；校书编书藏书日记，如查慎行的《南斋日记》、吴骞的《吴免床日谱》、张文虎的《舒艺室日记》、刘承幹的《求恕斋日记》；金石书画日记，如潘曾绶的《绂庭日记》、顾文彬的《过云楼日记》、李鸿裔的《靠苍阁日记》；学术考据日记，如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萧穆的《敬孚日记》、沈曾植的《恪守庐日录》；文艺创作日记，如包天笑的《钏影楼日记》、阿英的《阿英日记》；星轺日记，如邵友濂的《邵友濂日记》；考察日记，如郑观应的《长江日记》、邓邦述的《庚戌巡行日记》；差事日记，如吴大澂的《北征日记》等。

　　这些名家日记不仅为我们留下了这些不同种类的日记文献，而且还保存了大量的各类史料。如沈宝禾在《忍默恕退之斋日记》中记下了上海二十四家船商详细名单，以及各船行分布情况的上海航运史料。陶濬宣的《稷山读书楼日记》记有修整庭园、种植竹木花草的园林史料。盛宣怀在《补楼销假日记》里录有“淮军一营饷章”，让我们看到了淮军的薪水情况。沈曾桐在《百研斋日记》里细致地描述了婚丧嫁娶、祭灶祭祖等民俗资料。何兆瀛在《何兆瀛日记》里详载其平生嗜好，顾曲和赏析滩簧、昆曲、傀儡戏等，是有清一代戏曲史的第一手资料。

　　三

　　人们对日记文献研究刚刚起步时，就意识到日记这一应用文献具有双重属性，一是由于日记是作者记个人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具有鲜明的个性，而这种个性的呈现具有文学属性；一是由于日记是作者记录自己每日经历的事情，具有明显的备忘，这种备忘均为实录，可备考证史实，也就是具有了史学属性。

　　大部分的日记都是属于“排日记事”的日记，但作者依旧能用简练的文字、质朴的语言，在不经意中写出他们的个性和风范。郑观应的《长江日记》里记载了他坐船溯长江，沿途考察有关轮船招商局航运的事宜，如向外国船长了解轮船吨位构造，通过轮船招商局沿江各码头的工作人员调研当地的进出口货物，为我们呈现了航运先驱务实、敬业的形象。再有刘承幹的《求恕斋日记》，详细记下了他采办的各类图书的目录，以及全年所用的购书费用，为我们活脱脱地描述了鲁迅所说的“傻公子”。尽管他们不属于公认的文学家，但他们随手写来，不把它当作品来着意铺排，刻意雕琢，用洗练的文字，随意的几笔状物、写景、抒情、记事，其功力绝对不在文学家的宏文高唱之下。郑观应在《长江日记》清光绪十九年(1893)二月二十八日写道：“自此始入巴峡，拓窗一望，左右石壁矗立，拔地参天，如颓败白垩粉垣，连络不断，真奇观也。”信手拈来的寥寥三十五字，可与文学名著《水经注》“山峡七百里，两岸连山，略无缺处，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媲美。

　　“排日记事”在六十家的日记里还为我们留下了不少诗篇。安希范在《安希范游记》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八月十二日至三十日游太湖时附有《秋游诗》十九首，万历三十一年九月初三至二十四日末附有《诗草》。查慎行《南斋日记》在每日下往往附有诗作，虽多已刊入《敬业堂诗集》，然前后排序时有不同，且文字也多异，更有多首诗未刊，如《题扇头画兔应四皇子教》、《京口蔡卓庵将军以小照索题》等。张廷济《清仪阁笔记》也记有多首诗，未入他道光二十八年自刊的《顺安诗草》。另还在日记里记有诗评和辑诗结集之事，如袁昶《渐西邨舍日记》就有可观的品评诗篇之言论，李鸿裔《靠苍阁日记》也时有提及有关清代诗文辑集之事。这是诗史研究不可不重视的资料。

　　日记不仅能写出作者的个性和风范，也能写出带有文采的美文，还能记录下大量的文学资料，以及诗人作者的生活创作的写照。在这六十家日记作者中不乏文学家，如诗人查慎行、吴骞、何绍基、袁昶、沈曾植、林庚白，作家包天笑、阿英、傅彦长、丁玲、康嗣群等。他们的日记是我们研究这些文学家生平事迹、心路历程、文学创作的第一手资料。如包天笑的《钏影楼日记》，记有他撰写掌故的资讯来源，以及他创作小说的目录，为人们探究包氏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路径。这些作者还在日记里记下了他们的友朋往来的社交圈子，为我们拓展了提要钩玄文坛逸事的眼界。如《钏影楼日记》就让我们看到了毕倚虹、范烟桥等鸳鸯蝴蝶派文人生活、创作的状况。

　　日记所记之事都是作者亲历亲为，往往会对历史事件过程作真实细致的记录。刘承幹《求恕斋日记》记盛宣怀出殡，“十时以盛杏荪出殡，至其家一拜。晤庄得之胞弟新之，略谈而出，至中华书局。沿途见马路上人山人海，万人空巷。至中华门口，拥挤不堪，竟不得入。其后幸遇一西捕，将闲人驱开，保与予与朱姬进去。万福以西捕不保，竟不得入。既入，内已有人满之患，遂将铁门下锁，至三层楼屋顶。待至二时半，盛杏荪出殡之仪仗陆续过，断断续续至四时半乃过完”。真实细致地记录了刘氏所见，可作为了解盛宣怀出殡情形的重要资料。

　　日记具有其真实性，可以用它所记之事来考订史实。《于诲若先生日记墨迹》年代不详，起十月二十日，迄十一月十二日。但据日记所记：“午桥将游明陵，作十日宿，乃知罢官之乐也。”查端方罢官之事，发生于清宣统元年(1909)慈禧出殡时，因拍照惊扰裕隆皇后，而被罢官。可据此考订于氏的日记写作于宣统元年。

　　日记还是作者内心世界的窗棂，清光绪十九年(1893)四月初四日，郑观应在《长江日记》里写到“是晚瀚涛袖出二十七日渝局所接沪局来电示余，恸悉老父已于本月十六日寿终。方寸如割，痛极，不觉眩晕”。后又泣谓：“以后公事请君代办，日记亦请代登。”可见郑氏当时的心境是何等的痛苦，已至无心记日记。接下的日记便由轮船招商局总局文案吴广霈续记。民国五年(1916)6月17日，刘承幹的本生母去世，刘氏便于此日起一改用朱印求恕斋十行笺，而用墨印求恕斋十行笺，以寄托对母亲的哀悼。他们在日记里用各自的方法表示了自己的哀思，也说明了日记文献是对人物生平、心灵研究的珍贵史料。

　　内容保密、形式灵活、选材广泛、志感自由的日记，其真实性是其他文献不可替代的。所以日记为史家研究历史所重视，是探赜史事、考订史实、补证史料的重要文献依据，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作者系上海图书馆研究人员，本文发表有删节，标题系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