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于淑娟
【编者按】
11月30日,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成立,并设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组建由吴格研究馆员领衔的古籍编目与鉴定团队,以及由赵嘉福先生领衔的古籍修复团队。赵嘉福是建国后培养的第一批古籍修复人才,迄今积累了五十余年的工作经验。这个行当曾有怎样的故事?近日澎湃新闻记者专访赵先生,请他讲述自己从一个少年二胡手成长为古籍修复专家的那些故事。
赵嘉福是上海人,小时候喜欢音乐,1960年初中毕业,考进上海民族乐团拉二胡。随后赶上三年困难时期,文艺单位要压缩编制。1961年,他即面临转岗问题。
当时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上海博物馆,一个是上海图书馆。这一年,赵嘉福17岁,对两家单位了解不多,他以为到博物馆就是当讲解员,到图书馆就是借书还书。因为自己普通话不好,他自觉无法胜任讲解员的工作,于是选择了上图。
上图成立于1952年,在1960年代之前,没怎么进过年轻人。当时馆里的工作人员,一些是解放前在图书馆工作过的老先生,一些是当时社会上的失业知识分子,多是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的毕业生。
进了上图,赵嘉福被分配至古籍修复小组,他这才知道图书馆不单单是借书还书。古籍修复小组都是老先生,年纪大的七十多岁,年轻的也有六十多岁,五十几岁的就算是“小伙子”。从没接触过古籍修复的赵嘉福作为培养对象开始了“师傅带徒弟”式的学习。
上图那些老先生:顾廷龙、黄怀觉、潘景郑……
六十年代上海图书馆做古籍修复的老师傅有十余位,其中做古籍修复的曹有福、做碑刻传拓的黄怀觉是水平最高的两位先生,顾廷龙馆长对这二位也特别敬重。
黄怀觉是无锡人,生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是近代碑刻圣手。苏州寒山寺的《枫桥夜泊诗碑》即出自其手,杭州岳王坟的《前后出师表》是由他和他的儿子共同完成的。黄先生家境贫寒,十几岁就辍学在苏州碑刻名店徵赏斋做学徒,学习刻碑、拓碑、裱帖。
“以前苏州的文化很发达,老街上有很多卖字画、旧书的,前面是商店,后面就是工厂,老板也是师傅。这些师傅通常是跟人家学徒、做工的,存点钱了开个小店,再有钱就在店的后面开个小工厂。苏州城里的收藏家有什么书画、碑帖坏了可以拿去店里修,要是哪儿造园子需要刻个书画碑,也可以到小店的工厂里做。传统的碑刻技术刻出来的字画仿真度很高,是用小刀一点点地刻,黄先生就是这么学出来的。”
解放前,黄怀觉在近代书画大家吴湖帆家中做事。吴湖帆是画家,也是有名的收藏家、书画鉴定家,画画方面他不如张大千,但是在书画鉴赏方面,张大千对他也是佩服得不得了。吴湖帆、顾廷龙与潘景郑都是连襟,吴、顾二位先生就是潘家的女婿。大概也是这样的渊源,黄怀觉、潘景郑二位先生能跟随顾廷龙在上海图书馆工作。
在古籍版本、目录学方面,上图有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一位是潘景郑,一位是瞿凤起。两位先生学问很好,祖上都是藏书家。潘先生是江苏吴县人,其家族是苏州望族,他与其兄继承祖父潘祖同“竹山堂”藏书,后藏书楼改名“宝山楼”,潘先生是藏书楼拥有者之一。瞿先生是江苏常熟人,瞿氏的铁琴铜剑楼是清代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家里几代都是学问家。解放以后,瞿家藏书楼的书捐给了国家图书馆,也就是当时的北京图书馆。瞿凤起也因此调到北京,后因南方人在北方生活不习惯,又调到上海图书馆。
与这些先生们的朝夕相处,赵嘉福受益颇多,这并非就其所学专业而言,耳濡目染地,连同他的业余兴趣也多受先生们的影响。
赵嘉福年轻时修复古籍工作照师傅带徒弟:黄怀觉教碑拓装裱,顾廷龙教书法,潘景郑、瞿凤起教古代汉语
赵嘉福古籍修复的技术很全面,碑刻传拓尤其擅长,他的师傅就是黄怀觉先生。
“我跟黄先生学习,是传统师傅带徒弟的模式。过去老师刻碑的时候话不多,一个是旧社会的习惯,师傅怕学生偷技术、抢饭碗;第二个是师傅他自己就是这样学来的。黄先生以前就讲,他在苏州学徒的时候,师傅不让做上手活儿,他们开始都是干家务,带小孩,技术都是偷学来的。自己观察、自己琢磨、自己练习。学习过程中也不能问为什么。你问,这么做是为什么呀?他会说,什么为什么?!就是这样做的!所以,就是要善于学习。”
“另外,做人要勤快一点。我刚开始学习,师傅给了两把刀,自己就去磨刀,先磨刀磨几个月,哪天师傅看着你磨刀磨得不错,允许你帮他磨刀了,那才是认可了。有时候也磨不好,他看着不好就给丢到一边去,我就知道,没磨好,再拿去磨。师傅干活的时候,我们在旁边干,打下手,递工具,然后自己再慢慢上手。这要反复地模仿、揣摩,师傅的手法、刻碑的节奏,甚至声音,到最后关着门,我在里面刻碑,外边人听声音、节奏都跟师傅一样。这就算可以了。”
赵嘉福拓碑工作照除了学习古籍修复专业技术,顾廷龙馆长还特别注意培育年轻人的文化修养,亲自教他们写毛笔字。“他规定我们上班写一个小时的毛笔字,写了之后拿去给他批,他会用红笔把写得好的、不好的地方圈出来,像教小学生一样,还亲自示范,写给我们看”。
赵嘉福年少,总感觉练习书法跟专业关系不大,学了一段时间也不见提高多少,就有点懈怠了。顾先生看出苗头,就给他做思想工作:“要求你写字不是要你做书法家。从图书馆的工作来讲,目录卡片都是毛笔写的蝇头小楷,写得太不好看总是过不去的。另外,做古籍修复、刻碑传拓,你不会写字,刻出来的东西就提高不了,境界不够,那顶多只能做个匠人。只有理解了书法、懂得运笔,刻出来的字才有精神。所以,你学写字对今后工作有用处。那我就问他,我该写哪个体呢?他说,什么体不重要,正草隶篆希望你都去写一写。”
这一番谈话让赵嘉福受益很多。现在,他业余时间还会写写毛笔字、刻刻印章。他是上海书法家协会的会员,也曾前往日本、美国,以及中国香港参加书法、篆刻等活动,这些都是他在图书馆工作之余学习、积累起来的。“图书馆一个好处是书多,我就找来印谱自学,先是模仿,然后自己做。什么事情,你坚持个几十年,不停琢磨,最后自然就会出成绩。”
赵嘉福书法不仅如此,顾先生还专门请馆里的老先生授课,讲古代汉语,讲版本目录。
古代汉语由潘景郑、瞿凤起这两位老先生轮流上课,教材有两个,一是《古文观止》,一是《中华活页文选》。“从事古籍修复,看不懂文言文不行,最基本的要求是能句读,两位先生从这两本教材中挑选篇目教我们。至于古籍版本方面的知识,瞿先生、潘先生会给我们拿一些好书,给我们讲不同版本的特色,比如明版书有什么特色,纸张、字体、栏、版是什么样的……这都学了些,以后在工作中也有实践,现在看古籍版本还是有些眼力。”
同时,赵嘉福还坚持晚上到干部文化学校去上课,一直读到高中毕业。如果不是后来有了去北京学习的机会,他可能还会读大学的函授课程。
“当时北京大学有函授图书馆系,上海图书馆的年轻人都去上北大的函授课程。图书馆里的人员结构是逐步提高的。解放以前就在图书馆工作的人员很少有真正是图书馆系毕业的。五六十年代,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系的毕业生每年会分到上海图书馆,后来就有好多图书馆系毕业的专业人员。现在又不一样了,图书馆不单收图书馆系学生,还收外文系等其他学科学生。我的最高学历就是高中,还是函授的,如果把我放在现在,上海图书馆的门都是进不了的。”说到这儿,赵先生轻松一笑。
北上求学,转益多师
1964年,中央图博文物局面向古籍修复人才开展一期两年的培训班,赵先生得以跟随北京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张士达学习了两年。
传统技艺多有宗派之分,古籍修复、碑刻传拓也不例外,大体说来,有南、北二派之别。建国初,南派的代表人物即上海图书馆的曹有福、黄怀觉,北派的代表人物即是北京图书馆的张士达,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称其为“国手”。
张士达的经历与黄怀觉类似,他十几岁就在北京琉璃厂肄雅堂古书店做学徒。肄雅堂是清末民初京城古籍修复最为著名的古书店之一。在这家书店,张先生一是学了古籍修复的技术,二是对古籍版本鉴定很有一套经验。离开肄雅堂,他在琉璃厂开了一家书店叫“群玉斋”。
“张先生与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主任赵万里是老朋友,他平日走街串巷收古物,收到好东西给赵万里,有点破损的就自己修,然后放在店里卖。1956年,公私合营,赵万里就把张士达请到北京图书馆工作。北京图书馆最好的书都是他修的。”
修复前后的盛宣怀档案跟随南、北二派先生学习,又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谈起这干了五十余年的本行,赵先生讲起来头头是道:
“解放后,专门从事古籍保护与修复的机构有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这两家有专业部门从事古籍装裱、修复,代表了整个公共图书馆的专业水平。此外,北京的中国书店也有专门做古籍修复的人员,但其目的与公共图书馆不同。公共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以保护古籍为目的,要求恢复古籍的原貌,尽量避免对古籍纸张的破坏。
“比如,旧书经历的年份长了,有毛边,那也不必把它修理得整整齐齐;再如,古书画多有黄斑,这可能是氧化、保存不当造成的,传统手法用清水或碱,再或者草酸都可以将其洗掉,甚至可以漂白得干干净净,如新的一般,但是这些势必会对纸张造成伤害,特别是碱和草酸,所以,有没有必要把它做得这么漂亮呢?这行干了五十多年了,我觉得可以不碰就不碰。”
刻碑,用什么石材很重要。论碑刻效果,青石最好,论碑刻难度,花岗岩最难。传统碑刻多是就地取材,以沉积岩为主,此类石材硬度相对低,容易凿刻,刻出来的书法效果好,只是易风化。
上海龙华烈士陵园中有一块红色花岗岩石碑,正面镌刻“碧血丹心为人民”,即为赵先生所刻。“这项工作原是面向全国碑刻人才招标,每人一块石头,大家刻同一个字,然后进行评选,最后,就选到我了。”赵先生碑刻作品很多,沈均儒生平碑、邹容墓志铭“革命军中马前卒”、徐光启的碑廊、龙华寺重修碑、真如寺普门品佛经、嘉定吴玉章诗碑等等,但就属龙华烈士陵园这块碑的刻碑经历让他印象深刻。
“这一块花岗岩的品种叫 印度红 ,从印度进口来的,岩石颗粒大,硬度很高。在这块石头上刻字,敲下去,刀口直冒火星,特别费刀,自然也很费力。以前磨刀用水磨,一把刀能用几十年,现在磨刀用的是砂轮,一把刀用不了几年。刻这块碑,我用了二十几把刀!”
赵嘉福工作近照,以及新近作品:复旦大学校训赵嘉福今年七十岁,古籍修复做了五十三年,算起来,他是建国后培养起来的第一批古籍修复人才。2007年国家成立古籍保护中心以前,这个行当从业人员少,受重视程度不高,他多次承担专业人才培训工作。从一个懵懂的少年成为技艺精湛的专家,谈及前辈先生,他总是敬佩其学识、技艺,感慨他们默默无闻地做了很多工作,而谈到自己人生这一段际遇,他淡淡地说:“这件事情,我是越坚持越有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