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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开拓性对古籍研究是最重要的

作者:佚名      古籍善本编辑:admin     
内藤湖南与友人的部分信札 内藤湖南与友人的部分信札

  早报记者 罗昕 

  ■ 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稻畑耕一郎做客复旦

  ■ 讲述傅增湘和内藤湖南之间的交流往来

  傅增湘(1872-1949)和内藤湖南(1866-1934),一位是中国知名藏书家,工书、善文、精鉴赏,历任贵州学政,教育总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等要职,著有《藏园瞥目》、《藏园东游别录》、《双鉴楼杂咏》等传世经典;另一位是日本知名东洋史学家,与罗振玉、王国维、张元济、柯劭忞等中国学者均有交往。两人来自不同的国家,却因对藏书和学术文化的共同爱好,在重叠的六十二年生命里有了意义非凡的联系。

  12月25日,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古籍文化研究所所长、文学学术院教授稻畑耕一郎做客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讲述傅增湘和内藤湖南之间的交流往来。这场演讲源于他这一年在日本关西大学图书馆的“新发现”——傅增湘和内藤湖南的信札原件。

  “1926年,内藤湖南迎来人生中的花甲之年,要好的朋友们为他出版了论文集《支那学论丛》。” 稻畑先生说,这本论文集共由32名学者完成,其中4位是非日本学者。他们分别是法国保罗·伯希和、中国学者王国维、罗振玉和傅增湘。“王国维和罗振玉在京都的时间都比较长,他们和内藤湖南的联系早已为人所知。傅增湘也去过日本,但目前,学界对他和内藤湖南的具体联系还是研究很少的。”

  据稻畑先生统计,内藤湖南分别于1899年、1902年、1905年、1910年、1917年前往北京。他推测,直到1917年内藤湖南才在北京第一次见到傅增湘,因为傅增湘在民国以后才开始专门收藏古籍。

  此外,傅增湘曾于1917年作诗《题宋庆元寻阳郡斋刊方言》第十四首:“钱季流风久已沦,遗编显晦有前因,物归其主吾何憾,始信湖南是解人。”“这里的‘湖南’是什么,其实仅仅看诗我们并不清楚。”稻畑先生表示,还好这首诗下还配了一则注释。“丁巳冬杪,日本内藤湖南博士来京,访余于太平湖王邸中,尽观余所藏宋元古本,题数行于此书之后,有‘如此宋本,乃归沅叔,物宜各归其主,我不以为憾也’之语。”由此,稻畑先生判断二人见面始于1917年。

  那么,后来两人如何联系?这就要从关西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信件说起了。现存两人最早的通信始于1924年,傅增湘的父亲傅申甫辞世,内藤湖南为傅增湘寄去了《讣告》与《哀启》。之后,到了1926年内藤湖南六十大寿时,傅增湘不仅为他的论文集写了文章,还专门为内藤湖南寄去了一首诗和一幅画。这首诗是这样写的:“词馆论才比华嵩,著书白首可卢同,几曾家学私塘坫,远寿声闻到海东。”稻畑先生认为,此画估计是临摹叶衍兰《清代学者像传》的,不过因为临摹得过于地道,未必出自傅增湘之手。

  之后两人的联系,在时间上就难以确认了。由于傅增湘给内藤湖南的信都没有落款年份,这些信件的具体时间还要依赖其他资料推测。比如,一封时间落款为“10月22日”的信上写着:“湖南先生阁下:溯暌清论,匆匆十年。顷来京都,欲偿平生访古探幽之愿,日内拟就山中寻公晤语,未审何时为宜。希赐还笺,敬当趋侍(私计在三数日内为便)。专此布臆。顺候兴居百益。傅增湘拜启。”说白了就是傅增湘要去京都,希望拜访内藤湖南。稻畑先生据此推测,这封信应写于1929年。因为从傅增湘1929年11月31日给张元济的一封信和傅增湘之后的回忆笔记得知,那年傅增湘抵达日本,还访问了内藤湖南的恭仁山庄,观其藏书。

  次年,为这趟日本之行,傅增湘还特地致信内藤湖南:“昨秋观光上国,躬造精庐,饫闻高论,十年饥渴之思,畅然一释,何快如之。”而1930年夏,内藤湖南则对傅增湘有回信如下:“奉别以来,已过数月,忆起山庄啜茗,尽出唐钞宋椠,欣赏半日,乐何可忘。”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两人都对共同欣赏古籍的“半日”恋恋不忘,惺惺相惜。

  有意思的是,二人往来的信件不仅涉及诗词歌赋、古籍典藏,还有时下也很流行的“推荐信”。比如傅增湘就为后来的明清史大家谢国桢写信说:“兹有友人谢君国桢来贵国求学……窃欲亲炙光仪,敬希俯赐延见,不吝教诲至荷。”他也为著名的敦煌学家、目录学家孙楷第写过类似的推荐信:“兹有启者,门人孙楷第,夙研文学,顷来上国观光,特令晋谒崇阶。”根据谢国桢和孙楷第的经历推断,傅增湘“推荐信”应写于1931年。

  “我做这么一个演讲,就是想对现在的年轻学者说,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态度是最重要的。”在最后,稻畑先生因傅增湘和内藤湖南的交流往来心生感慨。他举例在北平图书馆中国大辞典编纂所于1932年6月初出版的《日本东京·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提要》中,胡适曾写序:“我们可以说:如果日本做了中国旧小说的桃花源,如果不靠日本保存了这许多的旧刻小说,我们绝不能真正明了中国短篇与长篇小说的发达演变史!”“引这段话,我并不是说日本的古典研究有多先进,只是认为学问研究应该是没有国界、没有禁区的。”

  “中国古籍研究领域很广,材料实在太丰富了,一个人一辈子都研究不完。所以开拓性是最重要的,不要给自己设禁区。” 稻畑先生最后如是说。

  录入编辑: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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