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虹：中国当代艺术的再中国化问题

　　昨晚有朋友向我推荐批评家高岭的文章《立足当代、面向未来的艺术观是一种重要呈现方式》，于是赶忙上网阅读了一番。应该说，高岭这篇涉及当代艺术价值观的短文很有启示意义，但因为对他由“中式意识”展谈到传统与当代关系的问题深有感触，所以我想就此谈一谈。实际上，这也是体现当代艺术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注意到，中国当代艺术界近来有一个趋势，那就是与八五时期主要突出反传统的价值观不同，而是在努力强调与传统再联结的价值观。这也使以油画的形式画传统水墨画成为了一种时尚。那么，一个问题便突显了出来：为什么中国当代艺术创作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很明显，其中最重要原因是历史的上下文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亦即当众多青年艺术家在八五时期解决了他们面临的文化问题后，随之也带来了全新的文化问题，这一点在今天显得越来越突出。而透过上面提到的新创作现象，人们似乎可以看到部分艺术家希望解决八五新潮遗留问题所进行的种种努力，其积极意义是很明显的。

　　许多过来人都清楚地记得，在臭名昭著的“文革”中，不仅全社会接受的是教条化、僵硬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且美术创作也必须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模式来表现官方的意识形态。在此情形下，艺术的自律性问题与艺术家的自我表现问题都是被严格禁止讨论的。正是出于强烈的逆反心理，粉碎“四人帮”后，相当多的艺术家再也不安分于走过去的老路。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对长期盛行的工具论创作模式进行彻底的革命，进而使个人由对国家的依附状态转化为独立自主的状态。有资料显示，从1979年到1984年，艺术家们一方面强调的是自由结社与办展览，另一方面强调的是对过去只能按照官方规定的主题与形式进行创作的做法予以反拨。

　　再往后走，也就是到了1985年，随着国门的不断打开，许多年青艺术家采取了“反传统”与“接轨西方”的文化策略，这当中既包括对1911年以前已有的老传统艺术的超越，也包括对1949年以后出现的新传统艺术的超越。以至形成了具有激进色彩的八五思潮，其对后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不过，尽管“反传统”与“接轨西方”的文化策略极大的打开了很多人的艺术思路、同时在扩大新的审美领域、传播现代观念、启迪新的思维、鼓励创造精神、革新民族意识、造成多元化局面均有重大的现实与历史意义。但它也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去中国化”问题。有一点我们无法否认，即在西方现当代艺术的牵引之下，中国当代艺术逐渐丧失了自身的语境。事实上，中国当代艺术并不是从传统文化中自然延伸与生长出来的。它的视觉资源也好，观念资源也好，主要还是来自于西方。由此也导致不少作品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手法上，都有直接摹仿西方当代艺术的痕迹，明显是产生于所谓的“书本效应”与“画册效应”。这不仅使相当多作品缺乏原创性，也导致了艺术家身份的缺失，若不加以很好解决，必将严重影响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与在国际上的地位。

　　当然，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已经开始有少数艺术家意识到了“中国性”建构的本土价值，也在努力回到自身的语境中。这意味着，中国当代艺术终于迈向了“再中国化”的过程。从我掌握的材料来看，做得比较出众的艺术家有徐冰、谷文达、傅中望、吕胜中与吴山专等人。但在整体发展上，大多数艺术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所以也没跟上这几位艺术家的步伐。直到新世纪之初，所谓“去中国化”的问题，或者说“西方化”的问题还在中国当代艺术中很普遍的存在着，这也正是我与孙振华在2001年策划“重新洗牌”展览的重要原因。我们当时的宗旨就是希望艺术家能想办法从传统中寻求借鉴，以尽力解决中国当代艺术与传统断裂的问题。可惜这个展览总被少数人误解为是个水墨展，其实参加展览的大多数艺术家是从事当代艺术创作的，而从事水墨创作的人倒在极少数。

　　接下来，我想谈谈中国当代艺术如何联接传统，并由此很好解决“再中国化”的问题。几年前我曾经在《艺术财经》杂志上看过英国著名收藏家萨奇的前夫人多利丝·洛克哈特接受赵力采访时的讲话，印象很是深刻。她这样说道：“如果让我也评价中国当代艺术的话，我个人觉得好像缺少了一种中国传统艺术最为核心的“宁静致远”的那种内涵。……假以时日我们会慢慢发现中国当代艺术回归传统精神的趋向，不是说完全从形式上，而是从韵味上达到或者说回归到传统之精神。在我看来，那可能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下一个发展阶段。”她还指出，“中国当代艺术如果继续模仿西方或者说继续西化的话，无论是从理念上还是从创作上来讲都是错误的。……民族文化当中最优秀的东西其实是最让别人欣赏自己的一种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