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息香
记得有次找高瑀聊他的作品,末了已接近深夜,当我们钻出望京的咖啡馆,他忽然来了一句:现在哪儿还能买到威士忌?我听着忽然就笑了,原来是个性格有点闷的性情中人。再熟悉一些之后,开始体会到他性格里的热闹和有趣,爱看书,也爱玩游戏,好喝酒,喜聚会。曾经我们就易经、人工智能与天下大同聊了很久,于是发现他能在作品里轻松运用中国元素的来由:“整个初中就是一边学打卦,一边画漫画过来的”。《老子》把他带进中国古典文化,好奇的他开始研究上了奇门遁甲、周易八卦,还抱着《词律辞典》自学写词……如此种种,最终都融入了高瑀画笔与创作之中,令作品生长出80后窥看、演化传统文化后形成的独特魅力。
不过,看高瑀的作品,想要从绘画的笔触里寻出个所以然,只能白费力气。从根源处讲起,他的创作在草图阶段,就已与传统绘画截然不同。
他使用的方式,是电脑绘画。
熟悉高瑀的朋友都知道,是漫画把他引上了学画之路。伴随着80年代电视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中国、美国、日本的漫画和动画片毫不费力地切入、影响了80后的初期审美认知。而在这一文化产业的背后,技术的推动力量功不可没。尤其是日本的电子游戏、动画、漫画领域,将CG数码化作品的创作方式,迅速推向全球。
高瑀对这种创作方式的接受度很高。回想他在四川美院油画系三画室度过的时光,由于认定“媒介先进论”,20岁出头的他就已玩转各种当代艺术形式——装置、行为、录像、Flash动画……当他迈入自己的创作,不论是对作品画面处理的漫画方式,还是对数位板这种电脑绘画的创作工具,尝试新的选择对于他来说,轻而易举,表里如一,也理所当然。
有意思的是,这种选择所带来的后续效应——发生在高瑀身上的“艺术产业化”苗头——此刻在中国已占有一席江湖地位的年轻艺术家中,我们恐怕很难再找出另一位在这个层面上业已成熟的“先进论”实践者。他拥有可以数字无损输出的绘画原稿,拥有可以轻易提取、转化的艺术元素,他的创作方式提供了让新兴的艺术相关产业切入合作的无缝对接口。
对于艺术产业化,我认为艺术家自身的态度很重要。在高瑀自己看来,艺术产业化说到最后,都是为了将自己的艺术渗透进尽可能多的层面之中进行分享。“传统模式中,艺术品通过画廊、美术馆相对而言是一种比较窄的社会范畴。如果有尽可能多的层级的艺术品,能够让社会分享到的范围是不一样的,艺术家与社会发生的关系就拥有了更大的拓展。”
由此,我们之间讨论的话题开始延伸、导向艺术生存的丛林法则。“所有文化产品、观念、思想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何在社会丛林法则中占取更多的生存空间。”他说。“达明·赫斯特、杰夫·昆斯、村上隆。”令我脱口而出的人名。
“这三个人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三种类型。”高瑀的话匣子忽然打开。“英国是现代社会整个金融业的发源地,达明·赫斯特就像个高明的金融家,他的方式是不断生产‘金融产品’,08年金融危机他可以开掉大批助手,自己一样能干;村上隆,地道的日本制造业发展模式,使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方式来发掘更大空间,他也是这三个艺术家中摊子铺得最大、也是劳动最辛苦的一个人;杰夫·昆斯相对综合,华尔街证券商出身,兼有制造商的身份。”
“那你自己呢?”
“只能摸索。目前人工规模最大的艺术家应该是张洹,他太有中国特色——在劳动素质低的背景下寻求以廉价劳动力生产更多产品。但事实证明走这种路线是干不过别人的。中国的企业家都没能真正找到路子呢,作为艺术家更需要时间。”
“总有尝试的方向吧!”
“劳动从业人员素质低一时半会儿无法改变,但机器对全世界都是平等的。比如打印机,说白了,最好的就是爱普生。”我听到他表述的重点。“ 由此,资本、劳动力素质都不再是门槛。后发国家的优势就在于你可以用最快的速度享用到与发达国家拉平的生产工具。我想,或许这是一条道路。”
以上,便是《星星落在我头上》这场版画个展诞生的初衷。一方面,它实际上就是高瑀的原创作品,比如曾经上过《HI艺术》杂志封面,同时用于命名展览的作品《星星落在我头上》,并无转换为油画的作品;另一方面,正如高瑀所说,“我正在寻思,如何将更好的体现这种方式,以及如何将这种方式发展到今后更大型的作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