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给历史化妆还是卸妆

　　《艺术当代》徐可和漆澜向我约稿，评述中国当代艺术史。我希望原汁原味地写，写自己置身其中的所作所为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题为《活着的历史－当代艺术亲历记》。写法如同在书房同友人谈心，打破时序，自由转换话题，铺排八卦故事。最接近人物与事物真相的往往是八卦故事，而不是宣言和理论。好多写手不明白这个道理，文章写得象悼词一样没有活人味。没有活人味的文章看惯了，有味的文章，刊物反而不适应了。我写了一些无伤大雅的八卦故事，徐可说编辑部都笑翻了，结果发表时却删了。刊物怕什么呢？怕当事人不高兴？其实八卦故事无论趣事、糗事、怪事还是恶作剧，谁都清楚，那是无名者变成名流的指标，否则当事人同众多历史过客一样，不是虚伪，就是无趣－无论你当今在台上是何等显赫。

　　历史不是开心果，但历史文本可以写得让人开心。中国人假正经造就了积重难返的氛围，迫使中国编辑过于严肃，比宣传系统的官员还要警惕和操心，随意篡改文章。呆板写手和严肃编辑互动，把国人的感觉都荡平了。特别怀念李路明、邹建平、孙平执掌湖南美术出版社的岁月，当时寄去的文稿和书稿，一字不改，当然那是因为他们几个懒。在谨小慎微的中国，不爱审稿的懒编辑消解了三审制度，实在是功德无量。

　　秉笔直书为什么总是行不通？因为有六重关卡：首先是出版署的禁忌，接下来是三审制度，第五是被写对象的气度，第六是自我控制。中国文人写不出像样的文章，不是没有才气，而是上面设的关卡太多，比普鲁士检查官还显得有能耐。如果事先把前五道关卡内化为自己的写作前提，写出来的玩意肯定不是东西。我当过编辑，深知编辑的难处，可是再难也不能失度。中国现在有钱有势，国人反而胆小了。自由撰稿在国营刊物全文发表，仍然是个大问题。我很好奇：检查官们怕什么嘛？一篇破文章除了作者、编辑和当事人，有几个人看啊？把它放在网上，点击数超过一万的很少，一百万的绝无仅有。即便超过一千万，也不过是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一，按文革极左派的说法是一小撮，成不了气候。即便动静大了，也有无坚不摧的五毛党顶着呢。有人说出版自由如同喇叭，上面的口开得很大，越到下面越小。这表明自由是分等级的，不过等级再小，也要有出气的喇叭嘴，总不能搞成牛角吧。

　　回到写史，写史重在写人。我的文章会写到一些老友和熟人，别指望我涂脂抹粉，也不要担心我揭老底。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就是我公开发表意见的范围。提交给艺术当代的文本，我以超我的眼光审查过几遍。我对编辑说，写什么、写不写是我的事，发不发是你们的事。我忘了强调：可以删，不能改。第二篇有多处改动，改得我都不想写了。

　　我的文章拟分为九篇，已发两篇，每篇文字八千字左右，附图二十几幅。第一篇第一段被删了，那是我投身当代艺术的逻辑起点。我想分专题接着写，以免过于零碎。按编辑部的设想，最终变成一本图文结合的书。特此秉告诸位老友，请将二十年来各位的代表作寄我。我习惯通宵做事，寄给我的快递请注明周一至周五下午送达。从1985年起，各地搞新潮的风云人物寄给我的图片、反转片、信件各有近千件。费大为在尤伦斯办八五新潮回顾展，委托我的学生扫描了三周。这批资料我从不外借，以免散失，以便退休后写书，给其中的杰出者有个交待。

　　这篇随笔到此收场。有学生看了说，标题还没解释呢。我说你又不是中学生，需要解释吗？庄子的文章，都是无头鬼。比如濠梁之辨那一篇，后人截取文章开头秋水两个字，题为《秋水》。那秋水一晃就不见了，后面七拉八扯比我更散漫。由于署名庄子，后人觉得洒脱；要是在今天，看客就会不依不饶。如果刻意挑剔，庄子的每段话都能找到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