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的纪念碑：真实的个人历史

焦点展览王庆松

　　文│孙晓彤 图│台北当代艺术馆

　　斑驳的长墙，略带锈斑的金属质地，从平整的表面浮现的人物轮廓在岁月的风化后显得有些暧昧而模糊，他们舞蹈着、沉思着、或坐或卧、裸露或是被衣物遮盖的身体剎那间彷佛凝固封存了，静默地停留在某个充满故事性和象征意义的瞬间，留待后来的人们注视和解读。刻碑立牌的意义就在于记忆，因为曾经发生过的事件稍纵即逝却又意义重大，当事人、目击者、听闻者、传颂者，乃至后代无尽繁衍的子子孙孙都应该努力记得那曾经灿烂的荣耀或切肤的伤痛，持续前进的同时，仍要珍惜那些教诲和事迹。所以，一个个历史丰碑被磅礡地树立起来了—在古老城镇的喷泉中央、在车水马龙人群聚集的广场、在肃穆的寺庙或坟茔旁侧、在集权政治的核心要地，甚至在什么风景如诗的景点或人迹罕至的荒原，你都可能偶然瞥见那些文明记忆的遗痕，它们有些影响深远、人们耳熟能详，也有些可能生僻难解、年久失修，那些丰碑也像是某种历史书写中的顿点，标注了一段故事的章节，记录之外亦诠释评价，运用的是那个时代的特定观点，讲述的是那些被选择和编纂之后的故事和场景。

　　在一般的习惯里，丰碑是为了纪念伟大功绩、重大事件或人物而建造，因其需要大量人力资源和场地，在过去仅有帝王或拥有社会资源和权力的国家机器能够制作；而在近代中国，丰碑更进一步运用在集体教化的功能上──除了歌功颂德或缅怀先贤，强化其标志性的历史意义和地位，不仅供人仰望和流传后代，也藉此将某些有利于政治统治和集体爱国心态的思想灌输民众，进而产生认同感，更符合丰碑背后所蕴含的理想主义的叙事情景。对1996年出生于中国黑龙江的王庆松而言，丰碑所呈现的形式和其所具备的功能，是他在生命经验中再熟悉不过的视觉符号和宣传手法，从1980年代中国前卫运动之始即专注于观念艺术创作的王庆松，于11月在台北当代艺术馆大门前广场发表他的摄影新作〈历史丰碑〉,延续他一贯观念摄影创作中幽默、调侃和反讽的个人语汇，创作出目前所知最长的单件观念摄影作品；而此也是〈历史丰碑〉在法国首展之后，在亚洲的首次曝光。

　　〈历史丰碑〉高约125公分、长达42公尺，这也恰好是影像输出纸一整卷的长度；王庆松邀请了逾200位模特儿参与“演出”，以实际影像制作的手法将长卷式作品分为15组，由8×10底片专用的大型相机拍摄，最后再经过后制连接成如一座巨型纪念浮雕的〈历史丰碑〉。值得一提的是，在台北当代艺术馆广场展出的〈历史丰碑〉,在呈现形式上也改变了浮雕碑刻一般长廊式的形式，而以椭圆形环绕的形式呈现，如此一来，观众便可在进入展区后，实际感受被作品环绕包围的效果，并将画面尽收眼底；展出同时，一旁的电视墙也将播映作品创作的纪录片，进一步了解创作者背后的动机和制作过程。

　　“人到了跨世纪的时候，就特别想总结一些事。〈历史丰碑〉对我来说更像是总结历史和意识的关系──关键在于这段总结该从何开始又从何结束？这个总结的长度又该是多少？”后来，王庆松决定就用一卷相纸的长度为测量单位：“就用42公尺的长度来总结这个时刻。”场景的选择上，王庆松搜集了古今中外有名的纪念浮雕的图像数据，经过筛选、改造和重制，诸如戴维、美慧三女神、希腊神殿、孔子塑像和战争英雄等那些艺术史上脍炙人口的故事场景，都经过重新拼贴，穿越了时空与地域的局限，在画面里齐聚一堂；那些曾被认为是美善和崇高的人物形象，也因为替换成普通的人体模特儿，而从优雅健美变得平凡稚拙。从同名的纪录片中，观众可以发现王庆松刻意抹去任何可能会受到崇敬或赞叹、视觉上公认的“美”的痕迹──用木构和保丽龙材质搭建出的“丰碑”场景，丰腴臃肿或瘦骨嶙峋的男女模特儿被涂满泥泞后，艰困地“镶嵌”在挖空位置的墙面上，胆颤心惊地冒着随时可能跌落的危机，艰困地摆出那些可能不太符合人体工学的做作姿态。在这整个看起来有点滑稽的拍摄场景里，王庆松像个导演穿梭指挥，并且不时在“画面”上喷洒如同锈斑的褐色泥土和颜料，且彷佛恶搞地加上马桶、热水瓶或拐杖之类的当代产物，而此对于整体布局的讲究，不仅让这座丰碑看起来更加“以假乱真”，同时也更贴近常民的生活经验。

　　〈历史丰碑〉其实触及两个主要层面：对“丰碑”这个形式的讽刺和解构，以及对“历史”的个人化诠释与书写。前者展现在创作者挪用了纪念碑这个具有神圣象征的形式，却又透过再制的过程削弱了其单纯形式以外的诸多附加意义，这使“丰碑”在此仅被单纯视作一个表达的载体，失去了堪为模范的光环，瞬时之间由庙堂堕入凡间；后者便以此“通俗性”为基础，以创作者个人为出发点—作为凡俗日常的代表，王庆松在这个原本是“大历史”的形式下，重新撰写关于他自身的“小历史”。这个极其个人的“历史总结”，也许不如那些领导者所推崇的丰功伟业那般精采绝伦和唯美高尚，那但些熟悉和难忘的生命片刻，却更能让人记忆深远而历久弥新。

　　透过对既有形式的解构，以及个人史观的建立，与其说〈历史丰碑〉是王庆松又一件戏谑权威的新作，倒不如说他是藉此强化个人于时代的发言权，透过艺术的手段，达到社会参与的目的—歌功颂德的故事，无非是经过简化和美化的说词，历史作为一种描述已发生过事件的方式，其间的夸饰、失真或轻描淡写早已难以考据，但作为当下现状的反应，身为艺术家的王庆松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

　　“所以我不太相信这种总结历史的时刻。”王庆松如此说，而〈历史丰碑〉也并非这个时代唯一的权威观点，作为艺术品，创作者寻求的也仅是一个为自己和当下发声的自由渠道。

　　左起艺术家范姜明道、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附局长禚洪涛、当代艺术馆馆长石瑞仁、王庆松和百艺画廊负责人禚宏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