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源初：追忆当代艺术似水年华

首届星星画展成员

　　在民间，最早出现的是对正统现实主义反叛的思潮。这种思潮有两种倾向。一个倾向是，以1979年2月的《上海十二人画展》、《北京新春画展》、北京《无名画会展》、《同代人画展》、《云南申社画展》等展览为代表，把西方早期现代主义的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表现派等作为借鉴对象，以逆反一成不变的现实主义的模式，艺术家大多为当时年轻的一代。另一个倾向是反映出解放以来被压制而转入地下的现代艺术思潮，这股潮流时隐时现地一直存在。主要成员大多是40年代的早期现代艺术家们，如庞薰琴，吴冠中等老一辈艺术家们，以及《新春画展》的参加者们。和当时的中青年画家如《上海十二人画展》的成员陈钧德、陈巨源、陈巨洪、郭润林、沈天万、罗步臻、孔柏基、黄阿忠、王健尔、钱培森、徐思基、韩柏友等。有些艺术家如赵文量，杨雨树，冯国东等不满意艺术界固定的主流创作模式而自我另行创作和展览，如“无名画会”等。还有些艺术家从民间借鉴民俗艺术和乡土装饰风格，就像西方早期的现代艺术也曾经从民间艺术中获取营养的，代表人物如袁运生、萧惠祥等。资深艺术评论家栗宪庭在1980年提出了《现实主义不是唯一正确的途径》，在1983年发表了《中国古典绘画中的抽象审美意识》，“星星画会”成员曲磊磊提出“艺术本质是自我表现”等观点，希望艺术界对当时的现实主义的突破。但是这些倾向都受到了官方主流现实主义势力的压制，同时也引起了非主流艺术界的强力反压制。1979年7月7日29日，北京无名画会的作品展览在北海画舫斋开幕，引起观众和美术界的强烈反响，平均每天参观的人数达2700多人次。展览22天，总计有近6万人次到现场参观。此外，当年陆续展出的还有四月影会、星星美展等。中国艺术界当时步入人心激动的年代。很多‘无名画会’‘星星画会’、‘四月影会’、‘今天’和‘第五代’的文艺青年每到星期天聚集在圆明园聚会交流。当时出现的"伤痕美术"针对革命现实主义的"高大全红光亮"与粉饰现实的创作方法，提出强调人性与真实。由于这些艺术家经历过文化革命和上山下乡的苦难，使得所感觉到的内心伤痕化为对现实主义的逆反。他们描述因文革和政治斗争而造成贫苦与落后的现实中的平常的小人物，小题材，和他们所受的痛苦。

　　中国美术馆不远的东侧，有一个街头公园，这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摇篮”。 1979年9月27日，在美术馆东侧的街头小公园，举办了星星画会的第一届展览，“星星美展”。这次本来想通过官方的展览，阴错阳差而演变为一次民间组织的画展。展出方式、作品的“另类”以及展览进程中警察的出面干涉使得这次美展演变成一次历史事件。第一届“星星画展”前言中说：“世界给探索者提供无限的可能。我们用自己的眼睛认识世界，用自己的画笔和雕刀参与世界。我们的画里有各种表情，我们的表情诉说我们各自的理想。岁月向我们迎来，没有什么神奇的预示指导我们的行动，这正是生活向我们提出的挑战。我们不能把时间从这里割断，过去的阴影与未来的光明交叠在一起，构成我们今天多重的生活状况，坚定地活下去，并且记住每一个教训，这是我们的责任。”二天后，9月29日，“星星美展”被官方禁展。“星星美展”完全是自发的，没有官方的介入或官办 “美协” 的影响或沿用其固有的展览模式，更没有政治宣传，而是由美术爱好者们自我组织的。发起者为黄锐和马德升等，参展者有栗宪庭、艾未未、诗人北岛、钟阿城、芒克等。展览并无出售，以艺术追求为目的，包括对历史的反思与批判。展品选取的标准在于有无新意。这次展览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重要性是因为它所引发了一个政治事件：展览被官方查封了。参展的艺术家们随即于10月1日举行了游行，提出了“要政治民主，要艺术自由”，引起了国外传媒高度的关注。

　　画展引起的强烈反响以及对此后中国的现代艺术所产生的影响及意义，是“星星”美展的策划人及参与者们都始料未及的。在150余件参展作品中，引人注目的有对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寄予深深同情的木刻《息》 (马德升)、通对圆明园残垣断柱进行变形、赋予其象征意义的油画《新生》(黄锐)，特别几件出自于没有经过科班训练的王克平之手的木雕作品，以其奇特大胆 的构思、荒诞的形式让观众震惊，如《沉默》、《万万岁》、《呼吸》等，创作的目的，用作者的话来说，“纯粹是为了发泄我心中的情感，我也是红卫兵，那种造 反的热情全被阴谋家利用了”——十年文化与思想的枷锁一旦解除，特别是忽然明白所遭受的欺骗，艺术家们渴望诉说、渴望表达的迫切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批判 与揭露”就成为第一届“星星”画展的鲜明主题。艺术家的口号是：“珂勒惠支是我们的旗帜，毕加索是我们的先驱”(王克平语)，这也就使得这次画展思想上的前卫性远远超出了创作形式的前卫性。

　　展览形式的“自由化”让警察闻风而动。画展在9月29日遭封，查封原因是：“……在美术馆街头公园张贴海报和搞画展，影响了群众的正常生活和秩序。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北京市革委会1979年3月29日《通知》的有关规定，美术馆街头公园内，不准搞画展、不准张贴、悬挂、涂写各种宣传品和大小字报。违者，按《治安管理条例》和北京市革委会《通知》处理。”，为此，“星星”成员们于10月1日(时值国庆30周年纪念)，由“西单民主墙”出发进行了一次抗议游行。这场名为“维护宪法”的游行引起了国际新闻界的轰动，“星星”画展演变为一场捍卫艺术自主权的事件。一个多月之后，“星星”画展被允许在北海公园的画舫斋继续举办(11月23日~12月2日)，《人民日报》也破天荒地刊登了“星星”美展自己出资的广告，这多 少算是官方的一种妥协。这次民间组织的、具有批判性质的画展让在文化专制下几乎窒息的人们嗅到了艺术自由的空气，它打破了一种自建成国以来逐渐形成的“艺 术行政机制”，这种机制简言之就是民间的艺术展览是不允许的，艺术家的作品要参加展览，必然通过筹展机构的“政审”，而这些筹展机构几乎就是政府“艺术导 向”的代言人，这也就意味着艺术家的话语权掌握在“美协”或美术馆等之类的筹展机构中。所以第一届星星画展的社会价值远远超出它的艺术价值。

　　1980年夏初，“星星画会”在中国美协北京分会注册后宣告成立。主要成员有黄锐、马德升、钟阿城、王克平、李永存、曲磊磊、严力、李爽等23人。在江丰的支持下，“星星画会“于8月20日至9月4日 举办了第二次画展。这次展出的地点是在中国最具权威的展览中心——中国美术馆举行，从街头走向美术馆，这似乎象征了一种胜利，意味着“星星”所批判与倡导的，官方机构已经认可。但按照目前的观点来看，“星星画会”最终是低头和招安了，因为真正的当代艺术是批判权威的；可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星星画会”依然是中国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星星”们在这次画展中开始把批判现实的目光转向审视艺术自身。画展的前言中这样写到：“我们不再是孩子了，我们要用新的、更加成熟的语言和世界对话。艺术本 身就是一种形式，表明作者有能力抓住美在世界中无数反映的那一刻。那些惧怕形式的人，只是惧怕除自己之外的任何存在。……我们决不会同自己的先辈决裂。正如我们从先辈那儿继承下来的，我们有辨认生活的能力，及勇敢探索的精神。”——对艺术自身的地位与形式的探讨已提到议事日程。在这届美展中，王克平的木雕作品《偶像》引起很大的震动。有明确指向性的人物形象(毛)融于传统的菩萨造像，再配以头上的五星、高深莫测的微笑，给观众带来的是心照不宣的暗喻，其暗喻的内容又是因人而异、无法确定的。《新观察》于当年的9月10日 刊登了这幅作品，全国上下的反应可想而知，王克平一时成为当年的新闻人物。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政治就像清代男人后脑勺上的辫子，形式上剪掉容易，观念却永远长在心里，包括艺术家本人。所以，去政治性，只是一种口号。另外一些作品，如李爽的《神台下的红孩》(油画)、严力的《对话》(油画)、马德升的 《六平方米》(油画)、毛粟子的《十年动乱》(炳烯画)等分别表现出艺术家们正致力于挖掘与探索艺术语言的形式，不均衡的构图、强烈的色彩对比、抽象的变形等等这些“破坏”的人们视觉方式、审美经验的作品遭至的评论是“混乱”、“莫名其妙”、“看不懂”、“乱七八糟”，当然现在看来，这些“拿来主义”的作 品已显出其幼稚，但在当时没有多少人知道马蒂斯、米罗的时代，“星星”画展的革命性是勿庸置疑的。

　　《星星美展》，是兼有伤痕社会批判的内涵和语言上的现代主义倾向。从《十二人画展》到《星星美展》，对西方早期现代主义借鉴和试验潮流，在中国艺术史中点起了反叛现实主义的导火线。现实主义本来也是艺术中的一支，由于中国的政治曾经盲从于前苏联，而前苏联的艺术局限于现实主义，所以中国也就只有现实主义。不过后来中国的政治脱离了前苏联，但艺术上对西方既是一无所知，又因“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最高指示指导下，反对西方的一切艺术流派，只坚持现实主义，以为现实主义就是革命的，殊不知西方也有现实主义。“星星美展”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里程碑，表明了每一个艺术家都应有自由创作的权力的呼声。参与的艺术家们的思想与行动是有着重要的前瞻性的，并且成为中国当代最早的新艺术现象之一。

　　——摘自“世界近代艺术史”  陈源初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