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艺术市场的第一则爆炸性新闻出现在2月2日,当时国际艺术界的大部分人甚至还没有从冬歇中缓过神来。某媒体爆料,卡塔尔王室花费2.5亿美元买下了塞尚的《玩牌者》,这一价格超越了2006年杰克逊·波洛克的《No.5,1948》的1.548亿美元,成为新的单件艺术品成交价世界纪录保持者。
实际上,在总体经济形势阴云密布的同时,总有些大佬依然坚挺。而来自中东、亚洲等新兴市场的力量,被视为这一时期最大的动力。
这一笔交易实际上发生在2011年,延续前一年喜讯的余波,2012年的艺术市场关键词或许是“呐喊”。挪威艺术家蒙克的经典之作《呐喊》在纽约苏富比[微博]春拍夜场以1.199亿美元成交,成为拍卖场上最昂贵的艺术品。2个月之后,买家身份浮出水面,《呐喊》的新主人、纽约金融家雷昂·布莱克同时也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董事,因此,这一名作很快就在博物馆中与世人见面了。
无论是塞尚的《玩牌者》抑或蒙克的《呐喊》,都是艺术史中的经典作品,这类作品而今大多收藏在各大博物馆中,偶尔露面便会引发市场震动。然而,这些轰动新闻毕竟只是一时之事。2012年更大的趋势是战后与当代艺术的卷土重来。
2007年开始,经济局势波动不断,艺术市场受其连累,而当代艺术的缩水是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奇观,达明·赫斯特的作品而今只能打三折销售。但2012年,战后与当代艺术市场似乎卷土重来,风头盖过一向有“市场基石”之称的印象派和现代艺术市场,成为新的“蓝筹股”。2012年,战后和当代艺术在拍卖市场上的份额占到33%,高于2011年的28%。
现代艺术和古代大师作品毕竟流通量极少,只有当代艺术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货源:2012年2月在伦敦,弗朗西斯·培根的《亨利埃塔·莫莱伊斯肖像》(1963)拍得2130万英镑(折合3343万美元);11月在纽约,罗斯科的《1号(皇家红和蓝)》(1954)以7510万美元成交;同一场拍卖会上,杰克逊·波洛克的《4号》(1951)以4040万美元落槌。
最令人惊讶的可能是格哈德·里希特的闪耀表现。随着回顾展在英国泰特美术馆举行(2011年10月-2012年1月),他作品的市场价格也水涨船高。里希特的一幅抽象作品在2012年5月以2180万美元成交并创下艺术家的拍卖纪录,5个月之后,这一纪录在伦敦被打破,新的价格是2130万英镑(折合3420万美元)。
2012年的拍卖市场于11月在纽约收尾。尽管刚刚经历了桑迪的肆虐,让整个城市狼狈不堪,但是收藏家依然在这里浪掷了10亿美元。
根据艺术网站Artprice的统计,2012年的艺术拍卖约为100亿美元,尽管不及2011年创纪录的118亿美元,也算是超越了2010年的95亿美元,获得了史上第二好的成绩。
国际艺术博览会越来越像一场场嘉年华,充斥着美食和美酒,一派欢腾的派对气息。2012年的艺博会因为两个新面孔的加入而显得更加热闹,甚至稍嫌拥挤。首先是在5月,英国弗里兹艺博会在纽约开设了分舵,尽管销售疲软,但艺博会依然凭着清晰的外观、美味的食物和精心挑选的地理位置被宣布“举办成功”。10月,当弗里兹回到伦敦的主场,它又一分为二,增添了“弗里兹大师”艺博会,它别出心裁地将古代和现代作品混在一起销售的战略受到了普遍的赞誉,尽管顺利成交的作品大多摆在20世纪的摊位上。
除了这两张新面孔,诸多较小型的艺博会在全球各城市纷纷启动,包括墨尔本、伊斯坦布尔、里约热内卢、利马、伦敦等地。光迈阿密一个城市,就有6个小型艺博会借着迈阿密巴塞尔艺博会的春风崭新开张,或许它们未必会在未来几年中全部生存下来,部分画廊似乎在暗示2013年将减少参加艺博会的数量。
2012年,画廊在诸多方面有了成长。比如,在空间上,Zwirner画廊而今在纽约和伦敦已经拥有了4万平方英尺的空间,它即将在纽约的切尔西开出另外3万平方英尺的展厅。而在巴黎,Thaddaeus Ropac画廊已将触角延伸到5万平方英尺的工厂厂房。
全球有两个城市正在大规模地拓展画廊空间,分别是伦敦和香港。百立方画廊、Perrotin画廊、Simon Lee画廊都在香港开设了新空间,这些空间将主要展示西方艺术。与此同时,伦敦也在受到很多画廊的拥戴,包括Zwirner、佩斯、Skarstedt、Werner等画廊都在伦敦弗里兹期间隆重推出了新画廊。
在全球画廊前赴后继地成长的同时,画廊业的超级大佬高古轩的日子似乎并不好过。他旗下三位艺术家似乎都要离他而去。2012年12月,杰夫·昆斯和高古轩画廊的竞争对手Zwirner计划合作展览,貌似是叛变的前奏。另一方面,达明·赫斯特和草间弥生也宣布与其结束合作关系。
在市场向好的当口,高古轩画廊的变故似乎让不明就里的群众有些摸不着头脑。或许是纯粹的意见不合,也许因为高古轩画廊近来惹上的官司让他顾此失彼,又或许,顶级市场如此风生水起,让顶级艺术家受宠不已,他们甚至不必对代理商留有任何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