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看沃霍尔：艺术与商业的恋战

安迪·沃霍尔作品《$（9）》

　　李晓峰

　　安迪·沃霍尔的到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适时的契机，连同商业文化消费社会一道反省的契机，也让我们得以再次破解美国社会叛逆精神的出处，进而，连同居于强势的西方现当代艺术再做一次切近感受，一定会生出更为深刻的体会和省悟，只是，不再会是生吞活剥的误读和饥不择食的接受。

　　安迪·沃霍尔把艺术与商业变成一场恋战，恋战的一般意义是恋恋不舍地战斗，此时可加上一解，既恋且战，中国俗称“欢喜冤家”。

　　中国社会经历的转型、经济的疾速发展、商业与市场的甘苦，商业文化不可避免地浸淫带来的洗礼和各式挑战，尤其是价值观挑战。这样的时候，安迪·沃霍尔的到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适时的契机，连同商业文化消费社会一道反省的契机。

　　安迪·沃霍尔生长在一个日益被糖果般的诱惑包围着的时代，“我吃了十颗樱桃”、“我连续吃了二十颗樱桃”、“蜂蜜老是滴来滴去”，还有果酱、蛋糕、奶油、冰淇淋……酷爱甜食的沃霍尔曾这样反省自己的成功：“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成功给了我一间糖果房而非人用房。”

　　沃霍尔对成功后的“糖果房”感到了不满，虽然出身寒微的他对甜蜜有着近乎病态的迷恋。1963年，已名利兼收的安迪·沃霍尔成立了工作室，命名为“工厂”，工厂很快名副其实，集结了一批年青艺术家、诗人、作家、导演、摄影家、演员、模特和地下丝绒乐队的音乐人，许多日后成为“超级巨星”，相伴着起伏跌宕的社会抗议运动，这群地下的、叛逆的另类，疯狂地派队，异装癖、同性恋、嗑药、性，交汇了达达派、激浪派、披头士、“垮掉的一代”的离经叛道，试图用挑战社会的方式发现自己。

　　安迪·沃霍尔无法拒绝购物的快感，每每变本加厉：“我买了15条内裤”、“我买了8双袜子”，以及无数的牛仔裤、香水、电视机、唱片等等，同时又产生了购物疑虑：“A：大商场消耗你太多的精力。B：但是你可以在大商场捡到便宜。A：那是当你有耐心去找的时候，但是你想想这么做要花费的时间。”

　　他的“工厂”全面铺开，日夜不停，接源源不断的订单，从开始创作大量丝网版画，到拍电影。POP艺术在安迪·沃霍尔那里成了赚钱的工具，也成为挑战金钱的武器，他身体力行地混迹商业社会，熟知商场、品牌，谙熟时尚、奢华。他投身商业、利用商业，挑战商业、赢得商业。这种艺术与商业的战争，时而需要暧昧的挑逗性，时而需要大胆的冒险性。沃霍尔构架了底层与上层社会的对垒，又填充着大众与精英文化的裂痕。虽然，美国的商业文化强势坚挺，隐含的漏洞却必须要洞察，利用商业媒介，顺水推舟地成为消费文化的劳模，再被消费文化追捧，进而成为商业时代的文化英雄，这是一个存在悖论的艺术神话。

　　沃霍尔后期艺术生涯友人兼摄影师马考斯认为沃霍尔给他影响最深的是“艺术的生意”(business of art)和“生意的艺术”(art of business)。

　　沃霍尔曾说：“购买比思考来得美国化许多。”到1970年代后半期他的“银色工厂”走向“生意工厂”，因为“完美正是空洞的对应面。”“如果有人问我：‘你有什么毛病？’我会说：‘皮肤’。”感受浅表，正是波普艺术的特征。

　　物质在商品社会变得空洞和虚假，正如商业社会的人变得自私和贪婪，此刻，物质与商品、人与商业社会已然无法非此即彼地视为渐行渐远的两个阵营，更该铸成为锋利无比的双刃剑，恰恰沃霍尔成了舞剑的英雄。

　　艺术家安迪·沃霍尔把艺术与商业变成一场恋战，恋战的一般意义是恋恋不舍的战斗，此时可加上一解，既恋且战，中国俗称“欢喜冤家”。沃霍尔是激浪派、披头士、嬉皮、垮掉一代的美国青年艺术代表，让艺术与商业结合起来的“英雄”，又是“每人都有十五分钟成名”(就是及时行乐)的混世魔王。与其说他对商业社会的挑衅是批判，不如说是狡猾的合谋，并利用商业社会获得了最大化的利益。他的泼皮、玩世打破了商业神话又让自己成为新的商业神话。

　　安迪·沃霍尔虽不能算POP艺术的始创者，却成为POP艺术的巨星，他使POP艺术在美国达到高潮，他被公认为美国艺术乃至美国文化的象征。此时的毕加索仍是欧洲艺术的常青树，沃霍尔却让美国的POP艺术在大西洋彼岸掀起波涛。1957年，被视为POP艺术鼻祖的英国艺术家理查德·汉密尔顿在给建筑师史密森夫妇的信中对POP艺术作了深思熟虑的表述：“大众的(为广大的观众而创造)；暂短的(一时之效)；可消耗的(容易被遗忘)；廉价的；大生产的；年轻的(针对青年的)；诙谐的，性感的；噱头十足的；有魅力的；大商业的。”而汉弥尔顿在1956年展出的那幅名作《我们的家庭为何如此充满魅力？》却戏剧性地成为沃霍尔命运的谶语，画中那位胸肌发达、目光空洞的男士手持着一颗巨大的棒棒糖，糖身赫然印着“POP”字样，1987年，安迪·沃霍尔因贪恋甜食导致的胆囊炎英年早逝(终年59岁)。

　　1963年在接受年轻策展人斯万森的采访时，安迪·沃霍尔断言：“波普艺术就是短暂的时尚”。然而，沃霍尔的收藏癖好却使人费解，从1950年代就开始他名为《时间胶囊》的收藏工程，几乎接触过的所有、包括那些易逝的物品，均被收集分类打箱封存，一生累积612箱。本雅明曾把波德莱尔定位为“大都市里的‘拾垃圾者’”，这来自波德莱尔对自己的一段描述：“此地有这么个人，他在首都聚敛每日的垃圾，任何被这个大城市扔掉、丢失、鄙弃、踩在脚下碾碎的东西，他都分门别类地收集起来。他仔细地审查纵欲的编年史，挥霍的日积月累。”19世纪唯美主义的代表王尔德手持百合或向日葵、穿着奇装异服特立独行，被视为病态；公认为颓废派的波德莱尔同样以与众不同的装束惊世骇俗，被视作伤风败俗、充满邪恶与不祥。加缪却在《西西弗神话》中把拜伦笔下的叛逆者唐璜与艺术家、征服者、演员褒扬为荒诞的四种人。问题不在于身患“致死的疾病”，更在于觉悟出“致死的疾病”，发现病态与罪恶背后深埋的人性。

　　我在此不禁生出对比联想，安迪·沃霍尔“银色工厂”里的一群百无禁忌的青年男女与200年前中国《红楼梦》描写的大观园里的一群如花美貌的少年男女虽反差巨大，却都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主题：欲望与诱惑的恋战。若以《红楼梦》里的那件“风月宝鉴”为例，照出的是色与空的关系，传递的是真与假的机关，暴露的是人性中的贪婪和脆弱，揭示的是虚幻的诱惑与命运的残酷无情。

　　甚至罗伊·利希滕斯坦在解释他为何反感“波普艺术家”称谓时说道：“这是因为它与我们憎恨的文化里最厚颜无耻、最具威胁的东西相关。”

　　1960年代基于对名人明星的迷恋，安迪·沃霍尔创作了玛丽莲·梦露、伊丽莎白·泰勒、猫王等大量的丝网印肖像，包括毛泽东主席像，各界名人也蜂拥而至纷纷订制，这项创作持续到1974年。1982年因受香港I俱乐部委托定制戴安娜王妃夫妇画像，沃霍尔获得一个意外的安排，由年轻摄影师克里斯托弗·马考斯陪同，来到结束“文革”不久的北京，感慨着神秘东方的另一种“POP”，《毛主席语录》小红书与芸芸众生的统一着装，给这个来自商业消费社会的美国人一种酷酷的惊异，这是一次沃霍尔经验以外的震撼，更是一次关乎中国POP艺术出现的戏剧性伏笔。

　　POP艺术对中国的影响可分做两个阶段：前期是“85美术新潮”时期，出自沃霍尔“工厂”的“超级巨星”劳森伯1985年自费到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世界巡展的中国一站，如野火烧山，点燃中国现代艺术的一轮热焰，恰巧中国现代艺术运动也以这年命名。其实，POP艺术在中国1990年代正式成为潮流，由中国现代艺术教父级批评家栗宪庭命名为“政治POP”，也从字面上就容易看出POP艺术在中国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倾向，虽然借用了西方的商业符码逻辑或景观象征手段，内容针对的却是对中国当下的政治符码，这是西方商业文化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首次渗透，虽然有所偏差，却也际会了中国1990年代经商与市场大潮，那时的中国北京的长安街“麦当劳”刚刚落户，流行文化和通俗文化透出的是大众浅表的诉求，还谈不上商业的发达与时尚的消费，神圣却早早地被拉下祭坛，意想不到的是中国的政治POP快速成为新的神话，不仅成功地被嵌入现代中国艺术史，还被推上市场的排行榜首。

　　汤姆·韦瑟尔曼曾说：“我看关于POP艺术最糟糕的事来自它的崇拜者们，他们开始时像怀旧的狂热者——异常崇拜玛丽莲·梦露或可口可乐。”(转引《艺术世界》2013/04期P75)POP艺术在美国的兴盛同步于走向兴盛的美国商业社会。谈到为什么画那些番茄罐头，安迪·沃霍尔说：“因为我以前经常喝……有人说我的生活主宰了我，我喜欢这个说法。”

　　在沃霍尔引起瞩目的1961年，法国的青年思想家福柯出版了《疯癫与文明》，福柯对癫狂的关注、对监狱的研究、对精神病学的探问、对人类知识的考古就如同他表白的那样：“我不关心我所做的工作在学术上的地位，因为我的问题在于人自身的改造。”(福柯《权力的眼睛》)在断裂性的时代，福柯找寻的是被理性历史深埋甚至葬送了的人性，意在避免人类文明以理性、先进、优胜的名义变异为暴虐、专制、非理性。在《词与物》、《规训与惩罚》等著述中，福柯惊世地论证了当代“人之死”的必然性与确实性。安迪·沃霍尔的POP艺术似乎成了佐证：“我敢确定我看着镜子时，什么也看不到，别人总说我是一面镜子，如果一面镜子看着一面镜子，里面能看到什么？”仅仅是“室内有一大堆镜子和一大堆锡箔”一个空洞的、相互映照的“镜像”世界，没有了存在感，没有了人，只有成功后沃霍尔得到的“糖果房”。

　　没有“永恒”，就没有了“忠实”的栖息之地，忠实的消亡难道是消费社会的宿命吗？同样，过度的“丰盛社会”带来的只有“暴力”与“疲劳”(参见《消费社会》P173-187)，鲍德里亚甚至断言：“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鲍德里亚的老师德波也指出：在今天的资本主义抽象系统里，比商品实际的使用价值更重要的是它的华丽外观和展示性景观。

　　“在上世纪60年代，每个人对每个人都兴味盎然；在70年代，每个人开始抛弃每个人。60年代吵吵嚷嚷；70年代空空荡荡。”如果将此评价来对应中国的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或2010年代呢？我们不需要警惕“吵吵嚷嚷”又“空空荡荡”吗？

　　今天安迪·沃霍尔的再次驾临中国，也许会使我们具备了更充分地认识和解读波普艺术的前提，因为中国社会经历的转型、经济的疾速发展、商业与市场的甘苦，商业文化不可避免地浸淫带来的洗礼和各式挑战，尤其是价值观挑战。这样的时候，安迪·沃霍尔的到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适时的契机，连同商业文化消费社会一道反省的契机，也让我们得以再次破解美国社会叛逆精神的出处，进而，连同居于强势的西方现当代艺术再做一次切近感受，一定会生出更为深刻的体会和省悟，只是，不再会是生吞活剥的误读和饥不择食的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