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当代艺术的自主性

　　格洛伊斯的著作《走向公众》，讨论的是当代艺术的生成机制与意义显现之间，一种错综复杂的自我建构的努力，而艺术家又是怎样协调与公众认知的矛盾。

　　在当代政治和文化语境中，以美学的方式反思艺术理论显得幼稚，这种批评也使艺术的概念陷入狭隘、封闭的语意生成结构之中。所谓的当代艺术，其审美体验往往是反传统修辞逻辑的，这是一种观念预设，对于政治和文化观念的不断批判，构成当代艺术创作的行为机制。当然，无视审美意义的艺术定然被唾弃，因为政治和文化空间在时间的作用下，会不断发生转变，作品的政治价值将不复存在，保存在美术博物馆中的创作将以“艺术”的名义被重新审视。伴随这一过程的是，当代艺术创作与现代政治和社会变革密切相关，创作与观看并非上层文化精英的特权，而是在20世纪当代视觉媒体的公共舆论空间中，有可能变成一种不断被讨论对象。这些讨论往往充满各种疑问，包括公众缺乏艺术史的知识、艺术理论的专业素养，甚至使创作和观看变成一种对立性的关系。

　　事实上，公众对走向公共空间的当代艺术的观看，常常难以表达自己真实的态度，我们看到，其反应常常在不同的对话空间中发生变化。拉康哲学理论中提到的主体间性，即主体是其自身存在结构中的“他性”界定的，这种他性就是主体间性。意即，当代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人，都在制造并使用一个具有双重目的的虚拟公共身份或者替身，在这个媒体泛滥的世界中生存。那么，公众观看当代艺术的反应取决于这样一种被自我构建的公共身份和符号化的形象，这种反应几乎是无意识的。尤其是中国当代艺术界热烈讨论艺术介入政治命题的有效性，在格洛伊斯看来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会成功的，“问题不是艺术无法真正涉足政治，而是今天的政治领域已经被美化了”，或者说“政治已经跻身于美学界了”。

　　在格洛伊斯看来，当代艺术既非旨在愉悦公众，亦无意于惊骇公众，相反，优秀的当代艺术创作正在完成艺术的“心灵转变”，“艺术家从关注外部世界转为自主诗化的构建”。不容忽视的是，当代艺术作为一种被消费的“物品”，在当代经济社会结构中是具体的存在，但如果在这个层面上认识当代艺术，将无任何审美和文化意义可言。因为，社会学关注的更多是生者，而艺术却是建立在超越生产机制的方式之上。文/魏祥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