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胡同听京剧：安迪·沃霍尔真喜欢中国

　　丁宇岚

　　参观过安迪·沃霍尔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展览，一定会对其中几幅沃霍尔在北京的照片留下深刻印象。近日，当年拍摄这些照片的摄影师、沃霍尔的密友克里斯托弗·马科斯也来到上海，展出他拍摄的安迪·沃霍尔以及伊丽莎白·泰勒、达利等名人的照片，他向记者讲述了1982年跟随安迪·沃霍尔来到北京的经历。

　　北京之旅：安迪爱这里的生活

　　“那是一次意外之旅，北京是个很大的城市，到处是自行车，人们穿着蓝色和黑色的中山装，整齐划一。安迪很惊讶长城没有电梯，北京没有麦当劳，我们被淹没在人群中，就像几个普通的外国游客，几乎没有人认识我们。 ”在灯光璀璨的白色展厅里，留着金色卷发、戴着伍迪·艾伦式眼镜的克里斯托弗·马科斯回忆道，“30年过去了，中国的变化那么大，现在北京和上海到处都是新建的摩天大楼，我来到这里仿佛身处未来城市。我想安迪会更喜欢上海，有人说上海和北京的区别，就像纽约和华盛顿，安迪一定会遗憾没有来过上海。 ”

　　1982年秋天，一位叫阿尔弗雷德·苏(音译)的香港实业家向安迪·沃霍尔订购了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的肖像，用来装饰他新开的俱乐部。沃霍尔一行来到香港后，苏给他们安排了意外的惊喜——三天的北京之旅。 “我们感到很兴奋，”马科斯当时正在为沃霍尔的《访谈》杂志担任摄影师，当时同行的还有沃霍尔公司的董事长弗雷德·休斯、纪录片制作人李·查普林等，“我们从来没去过北京或香港。我们也想象不出北京是什么样子。我现在还有一张当时去北京乘坐的波音707飞机的照片。 ”

　　安迪·沃霍尔一行足迹踏遍了故宫、长城、王府井，甚至还听从导游的建议，去了北京的花鸟市场。远离繁华忙碌、随时随地都有一大群人跟从的纽约，远离身为名人的压力，沃霍尔感到很轻松，不必穿着他那身标志性工业化服装，看上去像个包装起来的明星，不必担心没有一点私人空间。 “一切都是新鲜的，各种设施也没有现在那么舒适，但人们都很和蔼、很友好。我们在遇到的人中间感觉很舒服，尤其是因为那里没有一大群前呼后拥的社交圈子，”马科斯说，“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有些中国人居然认出了安迪。也许是他银灰色的头发太引人注目了。 ”

　　在北京，沃霍尔穿着鼓鼓囊囊的夹克、宽松牛仔裤、背着双肩旅行包，手里拿着照相机，看上去就像个普通的外国游客。他在天安门广场前、王府井商场里，以及北京饭店门口拍照留念，在长城和两个穿军装和中山装的年轻人合影，在故宫学着石狮子龇牙咧嘴，在花鸟市场兴奋不已地唱起了一首关于小鸟的歌，用随身携带的录音机录下各种声音。 “我们让当地的摄影师给我们拍了张黑白照片，因为要手工上色，我们付了钱就离开了。我们以为拿不到照片了，但是几个月后居然收到了寄来的照片。 ”马科斯的回忆中，北京人很纯朴，就像他们整齐划一的蓝色衣服一样简单，沃霍尔很喜欢那些清一色的衣服。

　　在下榻的北京饭店里，安迪·沃霍尔清晨起来，看到窗外人们在晨曦中练太极拳，于是好奇地模仿起他们的姿势，马科斯迅速地按下快门。 “在纽约的生活中，我们习惯了开派对、赴晚宴，名流云集的生活。所以来到北京，我们倒是很想逛逛花鸟市场，看看街头理发摊的样子，在那些古老的胡同里走走。我们喜欢所有带着北京特色的地方和人，我们还听了场京剧。 ”

　　临走之前，沃霍尔在北京百货大楼采购了一番，装了满满一个箱子，以至于行李超重，有收藏癖的沃霍尔几乎想搬走所有奇特的东西：手表、牙膏、衣服、牙签、梳子，还有丝绸睡衣……“回到纽约，他的中国之旅一下子成了当时的热门话题。他嘴上一直挂着中国，说个不停。只有你第一次去一个地方，而且你在这个地方觉得很舒服，你才会把这个地方这样挂在嘴上。所以，安迪是真的喜欢中国。 ”马科斯说。

　　“预言”：中国一定会有麦当劳

　　安迪·沃霍尔在北京说过的话，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有两句，一句是当他发现中国还没有麦当劳的时候，他说“将来一定会有的。 ”另一句是，“我喜爱清一色的蓝装。 ”前面一句预言，8年之后成为了现实，而如今麦当劳之类的快餐连锁店更是遍地开花，随处可见；而后一句却令人感到十分惊讶。然而，这两句看似毫不相干的话，却和安迪·沃霍尔的艺术理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我喜欢中国文化胜过喜欢我们的文化。它更简单。每人都穿蓝色，我喜欢每天穿戴同样的东西。如果我是服装设计师，我要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设计同一件衣服。 ”北京街头清一色的蓝布中山装让安迪·沃霍尔感受到了某种亲切感，他认为跟他的艺术观暗暗契合，因为沃霍尔一直以来想要表现的就是冷静、重复，不带任何艺术笔触的“复制”，犹如流水线般的艺术“生产”“工业化”。马科斯回忆说，他们喜欢那里刚刚向世界打开窗门时候的样子，“特别是从时尚的角度来看，人们全都穿着蓝色的服装，像一片海洋。他们看上去很别致。有一小群人开始尝试时装，看上去不那么‘酷’。他们不知道该怎么穿衣服，他们的穿着出于本能。偶有惊艳，但大部分很糟糕。 ”

　　“我们俩都注意到一种重复性：这里每个人穿同样的衣服，骑同样的自行车。这种重复性本身看上去很独特。 ”但是，这也许是身为艺术家的安迪？沃霍尔的一种美好的误会，但也如马科斯所说的“不管什么原因”，世界在表象上有种惊人的类似，就是可以抽象成某些符号化的东西，无限复制，直至疲惫。从北京回到纽约后，马科斯为沃霍尔拍下了一组戴军帽、穿中山装的照片，衣服线条笔直，带着某种“沃霍尔式”的感觉。

　　在北京的短暂旅途中，他们没有跟中国的艺术家有太多交流。沃霍尔唯一见到的是一位传统的书法家和山水画家，他给沃霍尔写了一幅字，书法的内容是“长寿”。沃霍尔则用毛笔在宣纸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美元符号“$”。这就是传统中国美术和安迪·沃霍尔的短暂碰撞，当时中国的当代艺术还在酝酿之中，即便是这位书法家，也只在外国杂志上见到过沃霍尔的“玛丽莲·梦露系列”，谁也没想到当时几乎没人了解的沃霍尔的作品，今天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波普”这个由沃霍尔所开创的名词，更是成为时尚媒体的“流行语”。

　　“安迪·沃霍尔是个预言家，他是‘复制艺术’的发明者，”马科斯这样说，“他所预言的很多事情成为了现实，不仅是麦当劳开到了中国。他也说过未来人们会成为‘十五分钟的名人’，现在我们在流行文化中经常看到这种现象。 ”BBC的一部纪录片说道：“安迪·沃霍尔预见到了 ‘真人秀’，他甚至预言了‘苏珊大妈’”，那么，他是否也预言了“菜花甜妈”，以及各种在“达人秀”，“中国梦之声”中一闪而过的“十五分钟偶像”呢？

　　马科斯：安迪是我的朋友

　　“我在马塞诸塞州度过童年，从南加州来到纽约的时候，口袋里只有25美元。带着梦想。像许多从小城镇来的年轻人一样，希望成为作家、演员、记者、艺术家。假如你英俊或者美貌，当时在美国就很容易成功。 ”克里斯托弗·马科斯出生在洛厄尔，是“垮掉派”作家杰克·凯鲁亚克的同乡。来到纽约寻找梦想的马科斯，第一份工作是给著名剧作家田纳西·威廉姆斯当助手，但是没过多久，他把威廉姆斯的打字机丢在公共汽车上，把宠物狗关在衣橱里，最终惹恼这位大作家，马科斯的工作也丢了。

　　大约1974年，通过作家道森·雷德介绍，马科斯认识了安迪·沃霍尔。“我第一次见到他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他看上去有点怪，我当时很年轻，对安迪·沃霍尔没怎么感兴趣。 ”但是，所有人都告诉他那是个重要人物。当时，沃霍尔邀请马科斯去他那间名叫“工厂”的工作室，但他没有去。 1976年，马科斯举办了首次个人展览，把所有的照片都铺在地板上，而不是挂在墙上。他邀请沃霍尔出席开幕式，他没有来。沃霍尔创办的《访谈》杂志的主编鲍勃·柯拉切罗来了，他邀请马科斯去“工厂”。后来，马科斯开始为《访谈》杂志工作。

　　上世纪60年代，安迪·沃霍尔的“工厂”经历过三次枪击事件，第一次枪射穿了《玛丽莲·梦露》的肖像，第二次打中了墙壁，第三次，一个叫瓦莱丽·索拉纳斯的女权主义者枪击了沃霍尔，沃霍尔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 “工厂”搬迁了两次，马科斯来到“工厂”的时候，已经搬到百老汇860号，后来又搬迁过一次。 “工厂”已经不再是铝箔纸和银色涂料装饰、充满“地下丝绒”式摇滚乐的梦幻般的地方，而是更像商业办公区，“安迪·沃霍尔遭到枪击后，‘工厂’的气氛变得严肃多了，充满了真正的商业味道。 ”在马科斯回忆中，“工厂”虽然变得更像办公室，但依然名流云集，充满各种有趣的、漂亮的人物，“也许是凯文·克莱恩最新的模特、米克·贾格或约翰·列侬，总有一些特别的人。 ”

　　“假如你在一位明星身边，每个人都认为你是围绕着恒星打转的一颗小行星，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马科斯说，“事实上安迪是我的朋友。友谊是一条双行道，但外界总以为名人的友谊是不同的。 ”马科斯是安迪·沃霍尔生命最后十年的亲密好友，实际上，马科斯还教他用相机拍照。在马科斯的镜头下，沃霍尔放松了戒备，展现出他较为真实的一面，无论是他在盛装的明星簇拥下，亲吻各类名人，还是在飞机舱里疲倦地小憩，还是戴着红鼻子、表情无辜，甚至还有名为“沃霍尔女士”的一系列异装照，沃霍尔脸上化着浓妆、穿着白衬衣……在安迪·沃霍尔身边，马科斯见到并拍摄了约翰·列侬、伊丽莎白·泰勒和萨尔瓦多·达利这样的名人。 “安迪教会我怎样把艺术和商业结合起来。他是我很好的老师，他告诉我怎样经营。 ”马科斯说。

　　问答录

　　问：提起安迪·沃霍尔便会想到“15分钟的永恒”，他是否依然还在影响当代？他的影响会持续多久？

　　马科斯：安迪·沃霍尔依然在影响当代，只要媒体存在一天，沃霍尔的影响就不会消失。沃霍尔本能地热衷社交媒体，他无论走到哪里，总是带着录音机和照相机，他总是记录下所有东西。假如他活到今天，一定会热爱Facebook、推特，因为这意味着一遍又一遍地和许多人交流。他总是喜欢新发明的东西，比如说索尼，他一定会喜欢现在，因为技术发展如此迅速，每个月都有新的发明。他一定会沉浸在这些新技术中，就像他在自己的时代对待电影一样。

　　问：你对沃霍尔的第一印象如何？在你心目中，他是怎样的人？

　　马科斯：我热爱安迪·沃霍尔。我第一次见到他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他看上去有点怪，我当时很年轻，并不怎么认识安迪·沃霍尔。安迪是我的朋友，就像我是他的朋友，跟他相处还是很简单的。我们都是艺术家，我们都由衷地喜爱新事物。

　　问：沃霍尔有个著名的工作室，叫做“工厂”，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马科斯：“工厂”就像一个商业办公室，人们带着各种各样的创意来到那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创意。我偶尔会去那里，告诉安迪关于项目有哪些想法。因为安迪热衷于创作复制艺术，就像工厂的流水线那样创作一幅又一幅复制作品，因此他把那里称作“工厂”。实际上一共有过四座“工厂”，我去过最后两座，先是在百老汇街860号，后来在第33街。百老汇街860号每天都会有一顿午饭，通常是布朗尼的盒饭，弗雷德·休斯和鲍勃·柯拉切罗会在会议室接待肖像画的主顾和《访谈》杂志的广告客户，安迪·沃霍尔通常会在午餐中间出现，然后可能达成什么协议。

　　问：1982年，你跟随安迪·沃霍尔第一次来到北京，当时给你们留下什么印象？

　　马科斯：我们都爱上了北京，这是座很大的城市。我的第一印象是那里全都是自行车，我在纽约也会骑车兜遍整座城市。人们都穿一样的蓝色服装，我们很喜欢这样。我们为重复的概念着迷，就像超市里的金汤宝罐头一样。当你走下飞机的那一刻，就有很多东西可以拍摄。在旅途中，我们给遇到的中国人拍照，他们也给我们拍照。那时，中国人比现在要文雅得多，他们刚开始见到西方人，他们对我们感到非常好奇。

　　问：你多年后重新来到中国，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马科斯：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新的建筑，北京和上海的生活节奏，就好像来到了未来的城市，北京的机场、央视大楼、上海的摩天大楼，随处可见的麦当劳、肯德基炸鸡，单单说购物中心，就让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的购物中心显得小而过时。中国和30年前相比是一个飞跃。现在，中国正站在21世纪的世界舞台上，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也正在全世界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