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被招安前途无望吗

方力钧《2000.1.10》（布面油画）360cm×250cm 张晓刚《大家庭NO.1》（布面油画）200cm×300cm 岳敏君《自由引导人民》（布面油画）240cm×370cm 王广义《后古典——大悲爱的复归》(布面油画)150cm×200cm

　　近日，曾经写作《像野狗一样生存》、被誉为当代艺术“四大金刚”之一的方力钧，正式出任国家画院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消息一出，顿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艺术圈热议不断。有人认为，当代艺术最大的价值在于其思想性和批判性，跟主流永远是对立的，而当年的“叛逆”代表回归体制，意味着当代艺术被“招安”了，当代艺术必然前途无望。果真如此吗？我们不妨来听听艺术界精英们的看法。

　　文、图/记者江粤军

　　正方

　　艺术家、策展人 梁克刚：

　　“野狗”被豢养

　　将丧失批判性？

　　从历史角度看，方力钧出任国家画院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得不偿失。方力钧最大的价值是为了艺术的自由选择做“野狗”，进入体制有自我贬值之嫌。我理解他，但我不赞成他。

　　国家以国家画院等形式养着一帮艺术家，在我看来，其实挺荒唐、挺可笑的。体制内艺术家做的多半不是艺术工作，而是宣传工作，因此，画院体制本身就是反真正的艺术的。吴冠中也早就提出来，美协应该解散。

　　就方力钧而言，他一直是自由艺术家的标杆人物，他之所以在国际上获得尊敬，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中具有那么重要的地位，也是因为他一直坚持真正的艺术追求。他写作《像野狗一样生存》，代表的是一种态度、原则。现在为了某种目的、某种原因，将自己一直标榜的最有价值的立场抛弃掉，放下身段进入体制，我认为是蛮可惜的。艺术真正的价值在于它追求自由的表达，当代艺术尤甚，其核心价值是社会批判性。从来只有相对完善的社会，没有绝对完美的社会。因此，批判、质疑是知识分子的力量所在。当代艺术家不再是古代画家那样的匠人，他首先必须具备知识分子的公共立场，如果被“豢养”起来，还怎样坚持这种批判性呢？进入体制，总要受到一些制约，回避一些规则吧？如果为了规避某些东西，做一点“无害”的艺术，又有多大意义呢？

　　有人说方力钧到国家画院担任职务，是获得国家的承认。我认为，以方力钧今天的地位，根本不需要这样的承认。艺术家最要紧的是坚守一些本质东西，思考艺术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而不是国家强大了，进入体制去捞取更大的平台，更多的机会。现在有一种趋势，很多艺术家削尖了脑袋要进入体制，总以为大国时代，要搭上文化大发展的列车。其实，这种机会主义只能导致妥协。真正的艺术家应该具有超越性，他思考的是人类的问题；他也应该有历史意识，应该将自己放置在一个更长远的时空中来思考个人价值。

　　也有人说，方力钧这么做是打入体制内部，“改造”国家画院。这种观点简直是扯淡。体制自有其运行法则，个人在其中算得了什么？最终是你改变它还是它改变你？我以为只能是后者。

　　又有人认为，方力钧去国家画院，意味着当代艺术被“招安”了。事实上，那只是方力钧个人的选择，他进入体制，就再也代表不了当代艺术。

　　从中国当代艺术院成立，到美协成立当代实验艺术委员会，再到今次方力钧事件，在我看来，起因倒是源于很多体制内艺术家的作品在国内行得通、吃得开，走出国门就没人要，为了不被国际潮流所淘汰，于是尝试去接触、接纳当代艺术。像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成立，完全是某些人的操作，不过，其结果是冒了个泡之后就不了了之。方力钧进入国家画院，恐怕也没必要“小题大做”。

　　艺术家、评论家及策展人 徐子林：

　　方力钧跟当代艺术

　　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听到方力钧成为国家画院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很多人又扯起“招安”一说。实际上，方力钧除了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有几幅作品勉强称上当代艺术以外，他和当代艺术没半毛钱关系。这不过是一次利益联姻，一种主动的选择。

　　上世纪90年代初，方力钧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某种社会情绪，而这种社会情绪，恰恰是一批知识分子普遍失落、无奈和自我流放心理的写照。从这个角度看待方力钧的作品，在当时可谓具有强烈社会性的当代艺术。

　　而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天，中国社会变得更加复杂，教育、民生等问题层出不穷，此时的艺术家需要更有力地介入社会，同时要表达得更加智慧。然而，方力钧的作品仍延续粗浅的情绪化表达，沦落到庸俗社会学的肤浅层面。当然，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方力钧的个人现象，包括过去绝大多数的当代艺术家，还是沿用过去老套的思维方式，固步自封，最终和鲜活的当代艺术日渐疏离。而艺术市场在时间节点上，是滞后于艺术创作的。所以，以方力钧为代表的老一辈艺术家已经成为市场化的“商业”艺术家，就当代艺术的社会性而言，是“无害”和“失效”的艺术家。所以，这个类别的艺术家也终于成为体制愿意接纳的对象。

　　因此，他们的结合是互惠互利的。就艺术家而言，因体制的接纳而得到的权利，能让作品获得更大的市场和更高的价格，这是现实的利益；对体制而言，当代艺术是一股需要面对并需要化解的力量，而四两拨千斤的策略就是把最具代表的人纳入体制，所以方力钧成为首选。

　　就当代艺术本身的社会性而言，在一个有所谓的体制内和体制外之分的社会中，它必然是置身于体制之外。其实，目前中国能称为重要当代艺术家的并不少，特别是年青一代的艺术家，有很多出色的表现。

　　另一个问题是，尽管当代艺术家应该远离体制，但作为代表当前社会和时代最鲜活、最智慧艺术成果的当代艺术，恰恰应该进入公共机构收藏，居“庙堂之高”；而画院之类的创作已远远落后于时代，本不该成为机构收藏追逐的目标。

　　反方

　　画家、文艺评论家 陈丹青：

　　出来当官，不意味艺术完蛋！

　　方力钧出任国家画院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主任，这是好事情。方力钧出来做事，无可非议。圆明园时代早已过去了，当代艺术地下状态结束了，体制内外的那条线模糊了，这是真的与时俱进啊！

　　几年前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当代艺术部门，我给叫过去捧场，说了几句调侃的话，因为两边都是同学晚辈，很熟嘛，结果被媒体渲染，说我骂他们“招安”了。其实，大家都明白，今天你不被这边招，也要被那边招，都是圈内人。但现在体制内外都很明智，好几家美院开设实验艺术系，官家也纷纷设立当代艺术机构，顺理成章，没人反对，没人惊讶。当然，不论你怎么解释，这都是机会主义，是承认现状，积极回应，欧美也有这个过程。

　　要不要进入体制，出任职位，是艺术家自己的选择。所有艺术家最后都希望被承认，只不过每个人的心态和追求方式不一样。方力钧付出了很多代价，他在圆明园画家村的日子相当苦，现在的年轻人体会不到。情况好转后，他开过餐馆，如今又出来当主任，这需要勇气，圈子里，你开个餐馆，当个角色，是要被人骂的，可要是你什么都没有，人就欺负你。

　　我到了不合作也活得了的年龄，我仍然认为，任何真的创新、独立，都跟主流之间保持距离和张力。毕加索说，必须将艺术家变成被驱逐的人，这样才能出现真正自由的艺术。可是，毕加索早就被承认了。出来当官，不意味艺术完蛋。徐冰当副院长，照样干活，我喜欢他弄的铁凤凰和投影董其昌。我不关心艺术当代不当代，“当代”是句空话。我关心作品是否足够有意思、足够个人化。前些天看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一个庞大的回顾展——“时代肖像”，几乎囊括了体制内外所有牛逼艺术家。重要的是作品，不是身份。有职务没职务，体制外体制内，在好作品面前，都不算的。

　　今天的艺术家比以前选择多得多，或者说，所有反抗最后都会被消解，然后期待新的反抗。你不是在体制内，就是上拍卖行，都是权力游戏。时代确实不同了，今天的年轻人比方力钧他们要现实多了，他们很清楚选择哪张门票进入权力系统。但这种情况跟国外没法比。美国德国英国，哪有“国家画院”啊！所有艺术家都是个体户。当代艺术是舶来的，但当代艺术家在中国的身份转换，百分之百中国特色。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美协

　　当代实验艺术委员会委员 朱青生：

　　艺术家成功了自然受重视

　　当代实验艺术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现代文化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影响，为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有不少艺术家，包括方力钧都做出了突出贡献。如今他们已经功成名就，最后获得国家的认可，给予一定的社会地位，进入国家画院之类的体制内机构担任领导角色，是水到渠成、理所当然的事。

　　两年前，中国美协成立当代实验艺术委员会，也受到了一些人的诟病。其实，他们不知道，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就是美协主办的。在经过一段时间排斥当代艺术、实验艺术之后，美协又回到了正确的道路上来，我们应该欢迎。纠正这一错误，是跟世界文明潮流的方向统一了，符合国家现代化要求，又干“招安”什么事呢？

　　当然，以实验艺术为核心的当代艺术注重当场性和当下性，并不是过去做过实验艺术的人，他就永远是当代艺术家。我想，应该期待成功的艺术家通过他们的职位和影响力，为正在进行的实验活动和正在出现新的艺术家和实验艺术教育做出他们新的贡献。期待方力钧在国家画院为推动当代艺术的社会影响起到积极正面的作用。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油画家 王华祥：

　　别被批判思维遮蔽了艺术本体

　　我们都清楚，人和人、人和社会、人和国家，说到底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因此，“被使用”总是一件好事。方力钧出任国家画院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正表明了他的重要性。同时，当代艺术，或者方力钧式的这种艺术，是由西方推出来的，他被体制接受，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也是国家进步的一种标志。“招安”恐怕不完全是一个负面的词语，从政府的立场看，当然要做招安的事情。

　　有人认为方力钧的形象跟国家画院似乎很不搭调，这未免是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十八、十九世纪的美术学院，是最保守的象征，但后来经过多少次的变革，今天的美术学院跟之前已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国家画院并非只能墨守成规，他有意识地利用一些当代艺术，或者它自身努力当代化，你偏要人家固步自封，说不过去吧？

　　艺术家进入体制，对他的创作也未必就是一种钳制。他的立场或许会发生一些改变，进入另一个创作时期，但不见得对艺术就是一种伤害。只是，他可能会离开某一个以前很亲密很熟悉的群体，因此导致某些人对他有所诟病，甚至深表愤怒。但是，艺术跟某个人群没有必然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个体都必须跟社会合作，而这个社会最强大的主体就是政府。古代很多杰作也同样是为当时的主流阶层服务。所以，对方力钧自己而言，进入体制未必就是坏事。

　　虽然，在西方，当代艺术跟主流永远是对立的，强调反世俗、反权威、反继承，反一切成为权力或习惯的东西。但实际上，当代艺术并不是过去中国人的“革命”概念，把艺术和革命简单地联系在一起，往往会遮蔽、掩盖了艺术本体，简单地将艺术问题归结为批判、对立的问题。

　　有些网友说方力钧这样做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也有人说方力钧看到当代艺术不行了，所以做出被“招安”的选择；还有人认为，尽管方力钧很聪明，但个人和体制相比，是很渺小的，所以他愿意被“招安”。其实，当一个人成为公众人物的时候，他不可能满足所有人对他的期待。方力钧做出来的当然是对他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将来会如何恐怕不好预料，现在做判断也还为时过早，不如等待时间去检验，看他到底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