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皮力对话艺术家林天苗

林天苗《都一样》 装置 尺寸可变 2011年副本

　　访谈人：皮力、林天苗 

　　皮力(以下简称“皮”)：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觉着你作品当中那种投机取巧的东西比较少，相反有很明确的手工感，而且它们都是用巨大劳动量达到一个极致的视觉效应。把几万根钢针插在一起的最早的作品就已经有了这种特点，现在用丝线也是这样的。这个特点你觉得是从哪来的？

　　林天苗(以下简称“林”)：我非常欣赏的艺术作品，是那些在背后花很多很多的心思去思考，然后用一种新的、独特的视觉方式表达出来的东西，不欣赏仅仅是有一个点子，点子作品。社会好像发展得越来越快，机械化的东西也越来越多，通过手工来反映和反射我们的思想和哲学的东西越来越少。这种东西有的时候给你带来的是意想不到的新感觉，在制作的过程中，又能够给你一个新的方向去发展，特别有意思的方式，也体现一种东方的审美趣味。人类近一百年丢掉的很多东西特别可惜，就像古董家具带给你的感觉，手艺人的思想和精神及一种岁月流逝的痕迹，这是很珍贵的。手工感有随意性，机械的东西只有准确性，没有意想不到的那种随意性。手工的随意性都在人的掌控之中，随时可加可减，控制和利用。这里面是体现手工艺者或者艺术家能力很重要的途径……

　　皮：在你的作品中材料和材料所演变的视觉感，丝和线是你一直在使用的材料，而缠和绕本是一种手法，但又通过你的手工感变成了一种语言？这些材料和手法，特别是对软质材料的使用，到底是跟你在美国的教育有关系，还是跟你的生存体验有关系？或者说它们是你面对当代艺术发展，所选择有效的个人方式？

　　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选择这些材料。这些模特使用的材料那么白，那么洁净，也很美，这些材料也非常贵。我在很多作品中都在强调它极其容易被损坏的一面，其实有一点宿命的感觉。我花那么大力量去建构一件特别美的事情，但是同时又使得它极容易被损坏。我从来就是很容易开心的人，而又总有那种悲伤的感觉。在《不零》这些作品中是刻意追求这种感觉。中国古代服装中的一个花边，它美极了，这些美的东西都被绣在边上。但是它又是特别容易被磨损，最美的东西实际上就在边边沿沿。我觉着所有的好东西都是容易被损坏的，只不过是时间长短的问题。这些材料特别适合我对那种易碎、短暂的、瞬间消失的感觉，这就是我想表达的，也是极其敏感的。我在制作这些作品时，开始特别不知道丝绸的边沿应该怎么处理，后来，我却发现最容易做的就是边沿，最容易让人来感觉的就是边沿和夹缝，或者是一些窟窿，一个凸起的地方，这是让我有感觉的地方，而这些地方也是最容易损坏的地方。别人也问过我这个东西你有没有考虑留多长时间，留多长时间——我觉着这种东西无所谓，它能表达出我的那种灵感就可以了。

　　皮：一个奇怪的现象，你的作品中选择的人体形象，都不是我们通常觉得的那种美丽的形象，相反你好像一直在强调人体的力量感和一种中性的色彩，人物的形象也大部分是中年女人，我想问的是这些形象的选择和使用，在视觉上和观念中的标准是什么？

　　林：我选择的女性，首先是我要感觉到她不是模特，而是我们触手可摸的一个人，一个在我生活周围的女人。在给我工作的十几个助手中，我就能发现很不起眼的一位女的，很美，很有意思。有的时候，我跟功新交流我的这种感觉。但是每次我跟他交流完了之后，他愣了一下，说“可能吧？”这种感觉可能不是他或者男人能体会到的。我在把握女人的语言这些方面很准确，自己能抓得住。而我要做男人体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很犹豫不确定。我觉得中年女人的状态和她的社会经历，比年轻的小姑娘更丰富。中年妇女经过了那段时间，经过了自己的美丽，经过了异性的追求，经过了生儿育女后，很丰富，这种丰富并不见得是社会上的标准的一种美，但却是有一定的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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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说到女性的形象，就会让人想起你作品中对自身形象的使用。你刚才说，你对女人的感觉一般抓得特别准，那你为什么使用你自身的形象来做这批作品？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你觉着这种把握自己跟你把握其他的女性形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林：我有四五件东西都是选我自己的形象，《白日梦》，还有一件《卵》，就是在福冈美术馆那件。做这些作品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在说我自己的事情，包括现在《不零》人体，实际上是在说我自己的东西。通常在说别人，有点犹豫的地方，我就说我自己，这样我就会很有把握。我在把握自己的时候，我可以任意去删去减，可以任意去做我想做的事情。而且说句实在话，找我这种体型还是挺难找的。可能是每个艺术家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强调我就是标准，是很自我的一个体现吧……

　　皮：实际上从《在这儿？或在哪儿？》开始，我觉得你的作品就开始诞生了一种比较新的这种倾向，你好像开始特别追求视觉的极致和有点神经质的感觉。这种极致，就像你所说的，体现在作品的细节上面，它可能就是一个边，或者一根线延伸出来的感觉。再一个就是这些作品往往能让我们有一种很本能上的、生理上的不安。那么你也多次谈到了奢靡和美之间的关系，你觉得这种奢靡和视觉上的极致的一种关系在你生活的环境里，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或者你觉得是什么东西导致你走向了对奢靡和视觉上的极致感的一种追求？

　　林：我一直觉得奢靡和美之间就是一纸之隔，美到头就是奢靡。以前我们总觉得奢靡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但是只有文化经历过美的极端才会有奢靡。看看中国古代的东西，看看古代罗马的东西，就能感觉到这些。从《在这儿？或在哪儿？》到《不零》，我追求的是在美丽和奢靡之间的那个边沿，在这个边沿上，倒下去，就是糜烂。我追求的是那种刚能站稳的临界点。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我特别喜欢那种史诗般的和那种辉煌的，然后沉浸于那样一种氛围之中，或者极具极限的状态。

　　在作品中如果能夸大人生理上的躁动、不合理性，我本能地会很激动和亢奋，觉得特过瘾，我希望自己能用视觉语言准确地表达出来。

　　皮：我们还回到这个展览的这个作品里面来，我一直觉得非常奇怪的是：在《尽》那个作品里面出现了几个男人体的形象，除了你早年的作品用裤子代表男性形象，以及在《走？》的照片里面有过男性，你似乎很少使用男性形象，特别是年轻的性感的男性形象。

　　林：其实这次很偶然的，我最早有另一个方案。我听别人讲，当一个男人觉着自己失去力量的时候，他就会用性来验证自己是否还能操控和把握他自己周围的世界，这是我开始这件作品的一个点。突然有一天，我改变了这个想法。当我看到粉红色的真丝放到一个男人的身上时，我就觉得特别有感觉，于是就这么做了。做完了以后觉得还真的挺到位的。这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的。就在最近半年当中，我经历了很多事情，我发现老人对生活和物质的要求，对爱情的那种追求，对生命的渴望，跟年轻人一模一样，也有幻想。我觉得他们很心急很幼稚，我想是不是能给他们附加一个什么东西，让他们重新获得一些什么……

　　皮：在这个《不零》这个展览的5件作品中，你觉得它们之间是否有一个确定的关系？

　　林：肯定有，但它们又可以独立的。毕竟它们是同一时间思考的问题。

　　皮：作品《引》里面的女性形象比较奇怪，这个女性的形象近乎完美，符合男人和当代社会标准，是一个很纤细的、很漂亮的一个女人的形象。而你以前使用的都是很粗壮的、很原始的这种体型的。

　　林：一个四五十岁或者五六十岁的女性，她该经历的都经历了。只有在成长或者萌芽的时候，你才会被外界的一些东西所吸引，所诱惑，所以在这个作品中肯定会用这个形象。

　　皮：这些作品里面有几个因素还是比较有意思的。首先，给人最强的感觉是边缘，无论是布的边缘，还是墙的边缘，它们感觉是非常强烈的。你对边缘的这种东西有没有很特别的思考？因为刚才也谈到，你觉得美丽和糜烂之间就是一个边缘上。

　　林：实际上我一直在寻找这种灵感。音乐当中特别容易找这个灵感，喝茶当中也能找到这个灵感，听戏剧的时候也容易找到。但是刺激你的不是一片，也不是一个面，而是一个点。比如说听中国传统的戏剧，对于整个戏来说，折子戏就是一条线，它是特别窄、特别小的一个敏感的点，但是它能把整个戏一下子提起来了。有一次我在喝茶时用了三种不同的杯子，一种杯壁边沿很厚的杯子，它把茶的敏感全毁了，第二种杯壁边沿很薄的，可感觉到的敏感又很浅，第三种是边沿很薄而杯壁渐厚的杯子用它来品茶，感觉就丰满多了。我想在作品中去抓东西，这个东西很容易被毁坏，要是抓不住，整个作品就平平的。有没有能力把整个作品给提起来，特别准确地提起来，这是能力，是积累，也是一个经验。所以我很在意地去做……

　　皮：我可不可以总结你的意思：一般像到了你这个年龄的艺术家，因为某种成熟才会选择一种很极端的方式去做作品；而你恰是因为有一种不安感，才选择更极端的方式来做这个展览吗？

　　林：对，实际上就是不安，安了就停顿了。年轻的一代不论是在设计上，还是在时尚上，还有穿戴上，她们都发现了很多新的视觉、新的视点和新的语义。这些东西是我们当时没有的东西，很受刺激同时感受压力。从另一个方面看，女人在社会空间中又很灵活，她可进可退。我经常一会玩玩这个，一会玩玩那个，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做一个完完整整的艺术家，我有丈夫有家庭，更重要的是我还有一个孩子，可以找到很多好玩的东西。作为一个男人来说，他需要公共形象、要面子，他不能退的。女人从来就不是主角，她可以很多选择。所以想到这一点我往往又可以平和许多。所以危机和平和是并存在一起的。

　　皮：我遇到一个矛盾，就是始终不想把你放在一个女性主义这样的一个脉络里边来，因为我觉得，它容易把你的丰富性给压制住了。而且我觉得视觉上的东西没有性别的差异的存在，很难说有一个性别的差异就会导致你的作品显得特别好或者不好。我还是想追问你是怎样看待你自己这个身份跟你艺术创作的关系的？

　　林：其实，我真的不是特别了解女权主义。我一直觉得女权主义是西方一个活跃的运动，是从女性内部发展出来，对抗整个男性社会的一个运动，我特别恐惧做这种事情，没有能力参与或领导这么一个团体的运动。我又确实是生活在这个男权社会中，就像我跟我家庭之间，确实有一种对抗。不过我有我的对抗方式，这套方式不是一种争吵，妥协和让步是双向的。我是在思想已经很成熟之后才开始做艺术，我热爱中国文化，我又做了15年的设计工作，这是我的优势。所谓女性也好，或者中国也好，它们往往只是一个符号，是一种理解方式，一种运作状态。我觉得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