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伊斯的救赎与传授

　　◎王海涛(艺术策展人)    

　　对于博伊斯的研究著作和评论已浩如烟海，几乎没有人怀疑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无论喜不喜欢他的作品，他都确确实实地将艺术创作带到了最为本质的境界。他开启了一条艺术促进社会复兴的自由之路，驱使我们开发纯粹的人文意识，并且去发掘这个伟大时代未来的法则，同时也是一股力量，使现在所有活跃的艺术家们在不同的路上，直接或间接地受着他的影响。

　　“雕塑”是无法完成的作品

　　博伊斯的作品极具人性的温暖，他试图将自己理解的事物传达给所有人。他提出“社会雕塑”并将其付诸于行动，在他的思维概念里雕塑已经不再是以传统的三维形式完成，而是扩张到对于一种思想或者语言的塑造，如何去建构我们的社会体制，如何去改革我们的教育体系等。作为被塑造或被传授的个体，每个人都是艺术家，所以博伊斯的“雕塑”是无法完成的雕塑，永远都处于不断的发酵和进化的过程。博伊斯使用动物、毛毡、油脂、蜂蜜、树木等作为创作材料，是对于自然的偏爱和温暖的寻求，他去除了雕塑原有的表象，将真正的思想留存，使其成为拥有心灵(内涵)的躯体(形式)。

　　他的艺术活动不管是在何时何地都具有内在的声音，强调着艺术对于社会干预的功能，这种对待艺术的思维方式是绝对综合性并且又十分的唯一性。在博伊斯的作品中，艺术创作与社会的关系，永远都处于从宏观的概括，到微观的角度去思考和解读的过程，这使艺术发出了声音。这种声音建构出了博伊斯创造出的生命宇宙，即使物质死亡仍然有精神存在。博伊斯作品中的声音通过他的宣讲、对话和行动表现出来，消除了他的作品和观众的距离感，他的观念胜过他的艺术形式。这正如康定斯基所讲的“最重要的不是形式(物质)，而是内涵(精神)”。所以，在我看来，博伊斯更多是以耶稣说教式在进行着艺术创作。这种创作方式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夸大了艺术对于社会的干预功能，而关闭了对于艺术本身追求的大门。但是这种艺术探索的结果使人警醒，他不像“激浪派”的艺术家那样绝对的站在体制外，进行反体制、反传统、反规则、反整体化、反宏大叙事、反个人偶像的创作，而是进入社会生活中，建构自身的声音，试图创作一种具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大同景象，来修正既有体制。

　　博伊斯让艺术变得民主

　　正是在这种具有救赎和传授式的观念下，博伊斯的艺术创作扩张到了生活的每一个部分，他受到了克莱恩和曼佐尼的影响，传承了他们的艺术主张：艺术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艺术。他将艺术创作从多面性切入生活，使艺术变得更加“民主化”。艺术被他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工具，同时他又将自身的“先知、救世主”的气质发挥得淋漓尽致，赋予日常之物浓重的神秘主义，使人们认为再日常不过并且绝对和艺术无关的事物被创作成了艺术品。这种艺术创作的方式和选取的材料，不光使艺术变得生活化，更使博伊斯的思想观念容易被更多的人理解，同时肯定了人们自身的价值。博伊斯其实创立了一种教会，并且传播着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结构和自然有机生活的理想，他选取的一些日常用品的属性无不象征着他的艺术观念。他的生活方式和言行都是艺术，并且以艺术的名义在生活中创作着自己的“雕塑”，其实质更像是一个真正的艺术活动家。

　　对于博伊斯来讲，他的价值在于将艺术创作推到了具有抗争性和颠覆力的绝对高度。不管是对他的赞扬还是批判，他确实将艺术创作对于社会干预的功能扩大并提供了方法，艺术的这种功能性尤其在现在社会成为一种极其有效并且十分重要的创作方式。另外，博伊斯的观念带有终极的人文关怀，他是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也是人们内心深处最渴望得到的景象的呼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