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栋栋：当代社会与野蛮文明

　　王栋栋

　　当代社会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令人惊讶的人造景观。当代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按照实用和有利的原则去编制各种严密的制度和程序，只要有利可图，方法和目的都可以不考虑。其目的和方法尽管可能导致巨大的后果，但是由于制度和程序管理的严密性，后果总是不易察觉的，或后果总是可以不间断地推迟，因而我们的生活似乎总是美好的。当制造问题的能力超过了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时候，一切问题都可能成为不是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社会本身就是野蛮的、暴力的，也是文明的。我们在制造一切，也在消灭一切。

　　由于日新月异，我们早就不知道什么是现实，由于严密的编程，我们早就失去了自我。随着野蛮和文明的交织，动机和目的的混淆，在一个没有真假是非的现场中的一切人为追求都可能成为一种暴力。最终，我们感知到的一切都将变得没有意义，并不断跟随着物象的逝去而消逝。而真正存在的只有每个人机械化的惯性的生理反应，甚至于维持生活意义的心理习惯都成了机械作用的程序。

　　我们每天都在追求神话，其实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神话。

　　这就生发了当代社会中典型的虚无情绪：一切都没有意义，再有意义也是暂时的。如果说人类之于动物的区别是理性的认识和实践的能力，但当这些能力都仅仅被消耗到了一些没有意义的虚无的过程中，这些理性就成了一种慢性的复杂的类似自杀的系统工程。这是认识的深渊，也是上帝或神的罪恶，归根结底是人自身的野蛮。因为野蛮，才创造了文明，但我们并没有因为话语权的发展而升华人自身的存在性质。

　　当然这些问题并不是当代社会独有的，而是伴随着人类长期的文明史不断衍变的。历代思想家们早已看到这个问题，并提出了各种解决的学说。老子的“无为”和禅宗学派的“顿悟”，都以一种超越主观经验的世界观提倡人们在入世的同时应该明白世界本来的无为和空寂，后者更提出以超越文字、规范及一切逻辑的悟性去感知自身的真实存在。康德的“道德律”，则希望建立起具有普遍性的道德法则去保证自由和幸福。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则对资本主义逻辑做了深刻的分析和揭露，倡导以感性的实践去追求人的自由(虽然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具体结论已经过世，但其思维方式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虽然思考是有价值的，但思考和现实常常是两个世界。现实生活的本质是制造矛盾和冲突，思想本身有时却成为现实的敌人。

　　今天是一个不读书和拒绝深思的唯科学时代，人们在乎的是眼前的得失。得失决定了人们的喜怒哀乐。生活的意义就在于“有”，“有”就是物质的流动和分配。这个过程既是获取尊严和面子的过程，也是创造矛盾和分歧的过程，更是交替文明和野蛮的过程。实际上最终是一个无解的过程，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这个过程中的受害者。而原因正是我们在乎了太多我们根本不明白的得失，我们长着大脑却未曾真正有效地利用它。只是将冲动的“有为”转化成了懒惰的“无为”。遗憾的更把勤于思考的“无为”定罪为消极。那么剩下的就只有动物式的冲动，即消极的反面——积极，这正是暴力的起源。暴力作为一种力量，它同样遵循基本力学原理，如在冲动的积极的过程中得不到“有为”的尊严和面子的时候，它是会反弹的，这就是日常暴力，严重的会导致他人的生命财产损失。而这种日常暴力在主流看来则是精神疾病或心理疾病。

　　任何精神疾病或心理疾病的根源在于具体的物质分配和抽象的权力分配的结合效应。所以这个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但它落实在人身体上的时候却成了个体的疾病。可见，精神疾病或心理疾病都是一种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定义。人们忙着各自的工作晕头转向，为了生计疲于奔命，有了一点空闲也被Iphone之类的玩物占有了，游戏和消费成为了当代社会唯一稳定的快乐方式。但这些快乐是脆弱的，一旦快乐破裂，损失的不仅是我们此时此刻的理性，就连未来也有可能付之一炬。

　　回顾人类的历史，什么制度是可靠的？什么制度都靠不住！否则它要么是强权，要么就是思想的魔力，但思想的逻辑本身又是个无底洞，这在那些天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那里已经得到证实。而我们需要的是超越于文明的清澈的认识，在未来，也许艺术是个比较完美的东西，因为它既有思想的逻辑，也有感性的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