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画的价格与价值不能简单画等号

　　文/韩浩月(作家)

　　2008年岳敏君的《轰轰》拍出5408万港币，同年刘小东的《温床》以5712元人民币成交；2011年，张晓刚[微博]的《血缘：大家庭一号》拍出6562万港币……今年10月5日，曾梵志的《最后的晚餐》在香港苏富比[微博]拍卖中以1.8亿港币的价格售出，刷新了亚洲当代艺术品交易价格纪录。

　　当代画价格的飙升，有着诸多的原因，比如画家走出国门，勇敢地推销自己，艺术品市场的持续开放，使得国外炒家得以在国内自由交易，带有明显经营色彩的画廊重新出现于大城市，有需求即有买卖，有买卖即有投资与收藏，当然也少不了炒作和投机，当代画作的辉煌与看不见的运作之手，都是市场催生的事实存在。

　　对待当代画的价值，中国普通收藏者乃至旁观者的态度是，为什么要以买凡·高作品的价钱来买中国当代画？为什么不买齐白石、徐悲鸿等过世名家的名作而要买这群还活着的中年画家的争议作品？这样的观念普遍存在，说明中国人对艺术品收藏的客观认识以及长远投资意识并未形成，也表明基于历史记忆和生活方式所养成的投资习惯、审美习惯，都还停留在过去时代没有真正走出来。

　　公众对当代画的认识脱离不了时代记忆和思想障碍，那么当代画家能脱离得了自身限制、超越得了自我局限吗？曾梵志《最后的晚餐》呈现的是13个少先队员戴红领巾吃西瓜的画面，切开的西瓜似破碎的头颅，少年手上的汁液酷似鲜血，本该拥有一副鲜活面孔的孩子，却无一不长着冰冷含有杀意的成人脸庞……在达·芬奇原作中叛徒犹大的位置上，曾梵志安排了一个打着金黄色领带的少年，对此他的解释是，“金色领带代表金钱，代表西方资本主义。打领带是1980年代才开始在中国普及的。”按照曾梵志的说法，很容易理解成，他的用意是批判资本主义，但这幅画的买家会信吗，它的中国欣赏者信吗？为大家看了都懂的画面安置一个大家都不信的说法，这对中国艺术家来说太轻车熟路了。

　　红领巾和三道杠是曾梵志画作中的重要元素之一，这和他欲成少先队员而不得的少年经历有关，这样的表述听起来像个笑话，但联想到当今中国“缺啥补啥”的现状，会由衷理解曾梵志的创作动力缘何如此单一而又持久。以前我们饿怕了，所以在餐桌上穷奢极欲，山珍海味吃不了就扔，一点儿也不心疼，以前我们物质匮乏，所以走出国门最重要的事情是排队购物，或现金或刷卡把商店里的各种名牌抢购一空，在诚信成为奢侈品的时候高喊诚信，在老太太倒地没人敢扶的时候又痛呼道德……这样的社会环境，足以让曾梵志把他的少先队员主题继续进行下去，用强烈的失落和惨烈的表达来刺激人们与过去实现真正的告别。

　　与政治保持冷漠的距离，画作的每一丝纹理以及蕴藏于画面背后的思想，却又狂热地扑向政治，这成为天价当代画的共同特征之一。有质疑者不断发声，说国外市场对中国当代画的青睐，是因为这些画家迎合了西方的审美，把中国丑陋不堪的一面展现了出去。这样的说法不止体现于天价当代画身上，张艺谋的《红高粱》等电影，贾樟柯的一系列作品，以及诺奖获奖作家莫言的小说，前前后后都在这样的舆论场中备受煎熬。究竟是政治成就了这些中国艺术家的作品，还是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一旦脱离政治就会一文不名？这不是个容易找到答案的天问。

　　至于当代画的天价可不可以与其价值画等号，这本身就是个伪命题，有价格的作品当然是有价值的，当然这里的“价值”也可以特指为“投资价值”，但有价值的画作却不一定有价格，貌似繁荣的当代画市场，更需要有价值认定能力的人，而非只有能出得起价的人。年轻的作者需要出路，天价画的作者，或许该让让道，多给后辈们一点生存机会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