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大黄鸭撬动国内公共艺术

外来“大黄鸭”撬动国内公共艺术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记者吴镝摄）

　　本报记者 陈涛

　　今天下午，颐和园将破天荒为一只“鸭子”举行告别活动，连一众影视明星也会来捧场。再过三天，这只在昆明湖游荡了一个月的“鸭子”将会从这里出发，再次踏上它的环球之旅。

　　如果把时间往前推一个半月，从园博园到颐和园，一路游来游去的这只“鸭子”自身就是大明星——从充气到撒气，由尖“鸡嘴”到“累趴下”，几乎浑身是新闻，每一个细微动作都会被搬上报端。事实上，自半年前“试水”香港维多利亚港以来，它就成为当之无愧的超级“吸睛王”，约八百万人次前往维港只为看它一眼，颐和园单日参观量激增至13万人次，创下年度最高。

　　专享“大黄鸭”尊号的它，就这样在国内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公共艺术热，围绕它的简单、萌态，有人连连点赞，有人直呼平庸，我们从中又能得出些什么？

　　逗你乐

　　“大玩具”展现艺术另一面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这话用在“大黄鸭”身上颇为贴切。尽管未必能真正理解创作理念，但丝毫不影响人们一拥而上瞧个究竟。一组数据也验证了这一点——“大黄鸭”9月初入驻园博园后的半个月里，参观量超过百万人次，连园博会官方微博也承认，“大黄鸭”的加盟，让这处新景点的人气超过了故宫；9月下旬移步颐和园后，入园参观客流较2012年同期上涨55%，国庆假期，日均入园参观量更是超过10万人次。

　　这还不是简单的围观。“大黄鸭”每一次变换姿势，比如错装、放气，或是不同方位拍出的照片，都引得网友纷纷帮它配上“台词”，包括“愚蠢的人类”之类自嘲语。

　　一只用普通橡胶做成，外表光鲜，里面“空空如也”的巨形鸭，以一种最简单的方式，赢得国人最热烈的关注。“大黄鸭”的创作者荷兰人弗洛伦泰因·霍夫曼今年36岁，在艺术界可谓“大”名鼎鼎，素来喜欢把艺术品做得非常大。他的“小鸭大做”，就是想让平日里那些看似硕大的家伙们突然显得渺小起来，让人们以一种陌生的视角去打量曾经熟悉的场景。

　　霍夫曼将“大黄鸭”受到追捧，归为两方面原因：一是身处快节奏时代的人们，渴求简单、快乐；再就是近些年中国流行起萌文化。“向公众传递信息时，我希望是正面的、积极的、友好的和快乐的。”霍夫曼说，“喜悦在我的艺术创造中是关键词。”尽管他曾透露，自己特别不喜欢鸭子，从小也没有玩过澡盆鸭玩具。

　　“它向人们证实了艺术不仅有痛苦、严肃和深沉，还可以是轻松、快乐的，”798蜂巢当代艺术中心负责人夏季风认为，“‘大黄鸭’其实反衬出国内类似艺术品给人‘板着面孔’的印象，不可亲，也不好懂。”

　　年逾七旬的建筑批评家包泡更是认为，现如今要在公共领域找到一件不讨人嫌的艺术形象，都变得不容易了。去年底闹得沸沸扬扬的全国十大丑陋城市雕塑评比活动，他是评委之一。“我对很多当代艺术品都不怎么看好，‘大黄鸭’是例外。它不丑，还可爱，我并不追求这个，但我认可这一点。”包泡说，“去争论‘大黄鸭’是不是艺术已经不再重要，即便它属于艺术简单化的成功，也要强过那些苦心孤诣一辈子生造出来的令人生厌之作。”

　　不过，追捧声中也不乏质疑，有人便提出，除了可爱的外表尚能吸引人们与之争相合影外，并不能带来多少美学以至对社会的反思。“很多人把它看成一个大玩具，因为国内艺术品已经快等同于‘天价’、‘难懂’和‘赝品’等词汇。正因为‘大黄鸭’没有承载太多有别于他处的文化内涵，所以，无论欧亚，都有众多粉丝。”美术评论家郭晓川认为，在信息爆炸的年代，艺术家们还得掌握些“传播效果论”。“不少人还停留在充任‘启蒙者’的阶段，关键是，你得让你的作品为人们所乐于靠近。”

　　能吆喝

　　会“讲”故事的洋鸭子

　　尽管霍夫曼矢口否认，自己的创意与坊间流传甚广的“小黄鸭漂流记”有关联，但这则故事毫无疑问为他的“大黄鸭”增添了不少奇幻色彩。故事是这样讲的：1992年，一艘从中国出发驶向美国的货轮，途中遭遇暴风雨，装载有约3万只浴盆小黄鸭的货箱倾入大海，那些小鸭子历经十数载漂流，有的抵达英国，有的在美国靠岸，其间，有好事者还成立了“追鸭族”，时刻关注这只“鸭子舰队”的动向。

　　若干年后，当曾经游弋于澡盆和海洋里的小鸭子，在数台鼓风机的吹涨下，成为一个庞然大物回到中国后，它俨然已超出艺术的范畴，成为了一个文化事件——明星们争相前往合影，不论谁是谁的陪衬，看“大黄鸭”都成为一种时尚；微博里有句流行语：“爱她，就带她去看‘大黄鸭’。”“或许是它的这一样式正好迎合了当下社会与大众心理，‘大黄鸭’本身成为了一种符号，就像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玛丽莲·梦露成为美国消费文化的符号。”艺术时评人陈晓峰说，“大黄鸭”进入公共空间，并影响到公共生活，就已构成一个公共事件。

　　这种公共性体现在艺术层面便是，“大黄鸭”并不以独立的视觉形象存在，而是与周围环境一起形成一件全新的作品。于是，人们有了五花八门的解读。有人读出了“曾经象征劳动密集型的小黄鸭，摇身一变成为‘高富帅’的艺术品”；有人“从它全身上下萌得可爱的外形，感受到压力释放”，尽管霍夫曼本意是“让身份、身高不同的参观者在它面前，都显得渺小，每个人都近乎平等起来。”

　　可即便有了这各种解读的东西，在陈晓峰看来，“大黄鸭”还远谈不上像唐老鸭那般经典，造型也还略显粗糙，可人们还是为它所吸引，除了反映人们的审美倾向发生变化，也离不开宣传团队精明的“营销”，让一件并不复杂的艺术品成为话题性、事件性的文化资本。一个有力证据是，在决定到维多利亚港展出的数年前，霍夫曼就已开始联系香港当地制造商，希望他们每年向民众送出一万只左右小黄鸭。

　　“这就是高明的营销策略，而随后话题不断，又让热度持续。在维多利亚港主动‘泄气’检修，被传成内地游客扔烟头所致，让内地媒体忙不迭辟谣；落户北京的园博园后，‘大黄鸭’原该扁平的‘鸭嘴’成为尖细‘鸡嘴’，又引得人们调侃式转发。”陈晓峰认为，相比“致我们已然逝去的童年”的“怀旧说”，“大黄鸭”的热度传播与时下正流行的微信、微博分不开，轻轻一点，各种萌态的“大黄鸭”就散播出去，让人萌生爱意。

　　不过，在台湾树德科技大学设计系教授曾英栋看来，营销输出策略还只是“小手段”，真正厉害的是他们从骨子里就会“讲故事”。“国外顶级设计公司避免把自己定位于‘设计机构’，他们更愿意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会‘讲故事’的人。因为，好设计只有与内容结合，才会持久有效。”他说。

　　有些懒

　　一地山寨“留”不住创意

　　傍着“大黄鸭”走红的，还有众多它的“小伙伴”——玉渊潭的“绿梦鸭”和那七颗鸭蛋；黄浦江上一艘“烤鸭版大黄鸭”渡轮，其他造型雷人的“鸭子”更是一夜间从国内不少城市冒了出来。于是，举国尽是大黄鸭。

　　而且，不少人还振振有词，认为有澡盆小黄鸭在前，霍夫曼的“大黄鸭”谈不上版权。“放大的方式原本就是艺术创作的一种形式，而且，对于置放公共空间与材料选用的考虑，都是一种创新。”夏季风说，作品并不单纯放大，而是通过放大的作品来改变公共场所，创造出一个新环境，这才是它的艺术价值。据了解，霍夫曼从最初萌生创意，到创作、修改，前后耗去近六年光景，也正是由于这些努力，让“大黄鸭”在先后游历10个国家13座城市期间，都成为“宠儿”。

　　可偏偏到了中国，出现了令霍夫曼“惊呆了”的众多山寨版本。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对山寨“大黄鸭”颇有些徒叹奈何，“如今国内电视台也倾向于从海外购买一些热播栏目的版权，可没有几个人愿意静下心去钻研它背后成功的诀窍，懒惯了。结果就是除了赚取收视率，支付版权费，什么也留不下。”

　　园博园内，与“大黄鸭”逗留园博湖毗邻不远处，一块巨大广告牌上有一顶画有大黄鸭的厨师帽，还附加一行广告语：“品全聚德烤鸭，看北京大黄鸭”。“我们习惯了借用已有的声势，顺手拿过来为我所用，可谁去做那个‘声势’的起振点？”陈少峰说，“大黄鸭”创意的部分源头还来自中国制造的橡皮鸭，“原本在先的‘中国制造’给予了‘大黄鸭’诞生的可能性，然后，‘中国制造’还得亦步亦趋跟在它后面模仿。”

　　在北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曾辉看来，这只熟悉的陌生鸭，让人们回到了一个原初的起点，无论多么宽广的水域都成为了“浴缸”，再大的城市也不过是一间“大房子”，生活其间的人们成为“一家人”。而这样一个“微缩”的实现正是创意的精髓。据曾辉介绍，北京国际设计周作为唯一的授权单位，首次成立了“总体策划”、“搭建”、“宣传”、“衍生品开发及销售”和“法务”等部门在内的“大黄鸭”专项小组。而且，已经有意大利厂商有意购买中国的设计。“但这一切都有赖于人们认同原创设计才是商品的核心价值。”

　　据霍夫曼透露，在荷兰建造房屋，其中1%的资金被要求投入到鼓励艺术家的创作当中。“国内也有相当出色的当代艺术家，但还欠缺诞生‘大黄鸭’的火候，艺术家不能有惰性，还得原创，政府也要对公共艺术加大投入。”中央美院城市学院副院长王中说。

　　有底子

　　尚缺好的当代公共艺术

　　人见人爱的卖萌外形，精明得当的吆喝劲儿，外加一个温馨的故事内核，这样一只“大黄鸭”轻轻松松就俘获万千国人的心，最起码，赢得超高人气。就连霍夫曼本人也承认，“大黄鸭”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远远超出此前造访法国、德国、巴西、日本时的情形。从此，国内公共艺术谱系里，将留下“大黄鸭”的身影。

　　于是，有人开始质疑国内从来就没有过好的公共艺术品，认为“大黄鸭”来中国是一次启蒙之旅。“我们总习惯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不思进取当然不对，也不能妄自菲薄。”在著名美术史论家刘曦林看来，“大黄鸭”的走红，不是因为荷兰人这件作品做得有多么的好，而是国内同时代此类艺术品落伍了。

　　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吕品昌参与主持过国内众多公共空间的雕塑项目，他也认同，国内曾经也产生过无论影响力，还是美誉度都不低的公共艺术品。天安门前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一例。

　　他介绍说，在历时9年的兴建过程中，建设单位曾经停工若干天，专门组织十万人到广场参观并提意见，最终被采纳的建议就包括将碑座上原拟定的真实历史人物形象统一虚化，不再突出个人英雄。时隔20年后的另一件公共艺术品，同样大获成功，却曾掀起过轩然大波，它便是袁云生为首都机场设计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画面上赫然出现两个裸女，首开中国艺术界在公共场合出现人体的先河。起初，这一作品获得空前掌声，有一种说法是，当年，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卡车拉着群众前往参观。不过，这件前卫作品很快便难逃厄运，曾经被一堵假墙体足足遮盖10年之久。

　　“如今，公共艺术品越来越少政治符号，已经可以被看作为一种文化福利。”著名美术评论家殷双喜以完成于上世纪末的王府井商业街组雕为例，认为不少作品没有再搁置到有防护意味的台座上，而是让游人走近抚摸，甚至把玩，就是将高高在上的公共艺术品还原到人间。“不过，这样的成功范例并不多。”在他看来，国内民众对公共艺术的需求，已经超出了现有公共艺术品能提供的“满足感”。

　　“现在很多城市的公共艺术品，都是由领导一人拍板定，而公共艺术最大的意义在于大家集体参与，观看人群本身就是艺术创造和完成的一部分。”吕品昌说，国内并不缺乏公共艺术品，“仅北上广就超过一万件”，只是没有产生“好的当代公共艺术”。

　　在夏季风看来，原因之一是，一些当代艺术家急于表达个人意愿，“他们更习惯把自己对社会、政治的理解，灌输进作品里，导致作品的开放性不够。”而王中则更看重宏观环境，“在国外，一件艺术品进入公共空间，要经过多个机构、组织协调才能动工，而我们似乎只是在完工以后，才想到弄些点缀上去，希望它激活整块区域。”他认为，在探讨艺术的大众化问题上，作品的创造者们往往低估了大众的审美。

　　或许霍夫曼的一句话点出了这一认识的差距所在。曾经有人封他为“大黄鸭之父”，而他认为，真正的公共艺术的“父亲”是观众。

　　现场

　　“大黄鸭”还是一笔好生意

　　来自河北衡水的老李这些天八点就到颐和园新建宫门出摊儿了，比往常提前了一个小时，他得赶在“大黄鸭”离开前，把余下的百多只毛茸茸“小黄鸭”存货给出清了。

　　这些“小黄鸭”个头不一，大的高约半米，小的也就拳头般个儿，定价从15元至120元不等。除了眼巴巴盼着游人前来光顾外，老李还得提防随时过来巡查的城管，这些小玩意儿全是他从天津一处工厂以几块到几十块买回来的山寨货。

　　“咱也不懂啥山不山寨、版权的，有人来买，就给提供呗。”老李说，国庆假期那几天最忙，他和妻子一人一辆三轮车，一个守新建宫门，一个蹲西门，13岁的女儿则手提装有十来只“鸭子”的竹篓，专拣人多的地方转悠。“一天下来能卖个三五十只，挣个千把块。这几天买的人少，也就两百来块钱。”据他介绍，绝大多数都是长辈买给孩子的，青年男女也爱买，三十元左右的那种最好卖，成本连十元都不到。

　　由于新建宫门是距离“大黄鸭”最近的一处大门，“游商”们也最爱在这里扎堆儿。据老李讲，节日期间得有三四十号人，现在还有十个人留守。老李早早就勘察出颐和园有七处入园口，他说，每天围在公园边做“小黄鸭”生意的小贩少说也有百来个，这还不包括那些胆儿大直接进到园子兜售的。按照平均每人一天卖出十只，一个月下来，从他们手中流出的山寨“小黄鸭”少说也有3万只。老李透露，一只赚取十元算很低了。

　　事实上，据“大黄鸭”中国版权保护顾问王军律师透露，“大黄鸭”亮相京城期间，城管部门共查处无照经营“大黄鸭”纪念品50多起，查扣的非法销售商品超过3000件。

　　走在颐和园内，手拿山寨“小黄鸭”的游人随处可见，“盗版的便宜，而且，正版并没有毛茸茸这种，天凉了，给孩子买这个更合适些。”一位女游客给家中亲戚带了四只毛茸茸“小黄鸭”。“想买正版，就得先买门票进园，也知道其他地方设有专卖店，可谁会大老远专门跑到那里再买呢？”一位男士建议，除了把定价再调低点儿，景区周边的店面应该设置得再多些。“走一路都有盗版在叫卖，可正规店面偏偏藏在人最拥挤的地方，感觉他们是一种爱买不买的态度。”

　　尽管眼见小贩们抢走了不少生意，可北京国际设计周宣传总监张大平依然信心满满。“他们看着的确比我们要旺些，可我们的销量也不错。”据她透露，原有的3万只“小黄鸭”已售罄，紧急加订的2万只“小黄鸭”也投放市场了，而此前采取饥饿营销的限量版“小黄鸭”开始加量供应。

　　在距离“大黄鸭”也就二三十米的昆明湖边，有一排正版“小黄鸭”衍生品专卖店，据了解，马克杯、环保手袋已经卖断货了。最受关注的橡皮“小黄鸭”共两款，大小相同，普通版99元，底部有限量编号的，299元。“节日期间，我每天能卖出一百多只，这些天，问的人多，买的人少。”一位女店员说。

　　针对此前宣称共将推出20多款衍生品，而实际只有十多种推向市场，北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曾辉回应称，包括价格、类型、场地都是多方沟通协调后做出的决定，他承认，时间安排紧凑也带来一定影响。而据了解，早在“大黄鸭”去往香港前的三四月间，设计周就启动了与霍夫曼的合作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