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的回顾与思考

　　陈少立

　　光阴荏苒，转瞬之间中国当代艺术已踏过二十几个春秋。回顾历程，从萌动到发生，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从零的开始到充满神话的现今。期间承载着太多的激情与理性，欢呼与冷清，躁动与反省。呈现出许多人文主义的流变，价值体系的思索。回眸过去，中国当代艺术的坐标发生过多次转移。由地下状态到二元对立，由民间团体到学术认可，由街头展示到国际舞台，直至今日成为各大拍卖场上的新贵。它萌生于一个长满荆棘的荒野，以其充满煽动性的现代意识，为自己迎来了一片灿烂星空。这样一个充满神奇色彩的发展史，却被紧紧地压缩在短暂的二十几年的时间里，不能不说这是当今中国的一个文化神话。

　　对于中国当代艺术，有人说它是中国社会向现代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有人说它是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鲜明标志，有人说中国当代艺术已步入世界艺术强国之林。也有人说，中国当代艺术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而精神文明严重滞后的具体表现，也有人说它是中国痞子文化的最典型代表，也有人说那些都是垃圾。面对这些截然不同的观点，我们如何作出自己的判断，如何给它一个全面公正的评价，如何思考其价值和弊端，这一切都需要在历史中进行寻找、分析、梳理、定位。

　　上世纪70年代末，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终于宣告结束，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艺术界对于中国文艺中的“艺术为政治服务”、“假、大、空”、“高、大、全”所代表的思想停滞，学术倒退的现象深恶痛绝，对文革的反思成为上至国家，下至平民的一个普遍观注的主题。然而在思想的转型期，人们深感茫然与不安，怀疑论和虚无主义在学术界迅速蔓延。正值此时，国家在思想领域中的解禁以及更为广泛的对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为中国学术思想的开放提供了绝好的条件。对旧事物的批判与颠覆需要一种新兴文化的介入，大量开禁的图书馆及资料库，对外文化交流的频繁，通过各种信息通道涌入的西方现代思潮，都为文化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新的文化介入获得了成熟的条件，于是启蒙主义就漂洋过海进入了敞开的国门。怀疑论和虚无主义被替代，文艺界如获珍宝，迫不及待地开始酝酿鼓动，大刀阔斧地将其传播并漫延开来。正是在这样一个发生学意义上的被动发生或刺激应变的过程中，启蒙主义得到了空前迅速的发展。

　　从诗歌界开始，崇尚责任，充满理想主义的朦胧诗人，用精神勾织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食指的“天安门我该怎样爱你”……无不展现着对未来的憧憬，对于历史的反思，对于理想的追求，对现实的人文主义批判，勾画出一个充满矛盾的自我。这股思潮从诗歌界开始，很快波及了整个文学艺术界。与此同时，美术界开始了一系列重要发展：星星画会，85美术新潮，黄山会议，89现代艺术大展等。现代主义的欢呼，打破了传统的保守与陈旧。各种标榜西方绘画先验的群体，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人数之众、作品之多、渠道之广、观念之新给人们以振奋。这种波澜壮阔的景象汇成一股洪流，冲击着我们的思维与观念。一场以青年人为主的美术新潮运动，以其独特的活力与锐气，开始向中国传统官方艺术挑战。其中涌现出众多具有代表性的艺术群体，如“北方艺术群体”，“厦门达达”，“江苏红色旅”，“浙江池社”等。也出现了一批以介绍西方及中国当代前卫艺术的学术刊物，如“美术报”，“江苏画刊”，“美术思潮”等。而1985年中国油画的“黄山会议”，又给予这些前卫艺术高度的学术肯定和认同。

　　热情一直持续到1989年的北京中国现代艺术大展。这次大展是80年代中国当代美术运动的大阅兵，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的大集结。而颇具意味的是，展出场地是中国美术界最高殿堂的中国美术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中国当代艺术在地位与认同上取得的巨大成功。一个“不许掉头”的海报，成为这些深受启蒙主义思想影响的艺术家们，勇往直前的决心的标志。然而，肖鲁在展厅中的几声枪响，却使“不许掉头”变成了“到此为止”。海子在山海关的卧轨自杀，也象征性地宣告了中国80年代现代艺术运动的怆然谢幕。

　　这些看似偶然的事件，却是一个转折点，许多人开始重新审视那过去的80年代。这场轰轰烈烈的美术新潮运动过早的衰败，的确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

　　首先，这场运动在追求理想和自由的旗帜下，对于80年代前，建国之后的集体主义全面否定是否偏激？集体主义在新中国建立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结束了地方军阀的割据，为社会的稳定和团结以及社会的初步工业化奠定了基础，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加速了合作发展的进程，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精神信仰。过分强调个人主义及功利主义，它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和不良现象，也是我们不能迴避的基本事实。人们在为新潮前卫艺术在思想解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欢呼的同时，不能忘记这些随之而来的尖锐问题。

　　再者， 80年代的中国前卫艺术家似乎迫不及待地要冲出民族的牢笼，冲出传统的桎梏，高涨的热情让他们来不及思考，飞快的信息输入量让他们来不及选择，短短几年之间，中国当代艺术将西方长达百余年的艺术实验匆匆演绎一遍，空前的盛况无法掩盖背后的仓促，掩盖背后东施效颦的无力与苍白。这种全面西化及本土经验的缺失，使前卫艺术家们成了沒有根基的空中飞人，启蒙主义的介入，排山倒海般的人文呐喊，使中国当代艺术轻易地被纳入西方艺术体系之中，简单的西学东用，一味的拿来主义，使中国当代艺术家成为最为活跃的二手艺术交易人 ，似乎成了一群耍着西方杂耍的小丑，正如高名潞所批判道：“把人家的拿来就用，用了就卖，卖了就致富，很符合中国的国情”。这种对于艺术的本质功能和创作方法的错误理解，使中国当代艺术在接受一场洗礼之中，又陷入另一种尴尬。观念更新成为重要课题。这场运动以过分沉重的文化责任代替了艺术层面的探索，以“拿来主义”式的摹仿代替了原创，一种时间及空间上的错位，使它与基本国情极不适应，其以悲剧的形式结束也是必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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