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_巩长安
托尼是798龙艺榜画廊的艺术总监,他觉得,798的衰落跟中国整个大环境,经济的发展、人心的变迁都密切相关。2008年前后,买画的人特别多,画廊生意好,艺术家订单多,园区自然就欣欣向荣;这两年看着萧条,不只跟艺术家出走有关,也有社会经济不给力的原因。
至于外界对798日益商业化的指责,托尼觉得,798园区比较大,不可能所有地方都是画廊。例如,美国作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大概有4000多家画廊,艺术园区里也有很多其他业态,只要园区引入的都是品质比较高的业态,都无可厚非。至于艺术家,只要有一处安静的场所可以作画,在切尔西也好,在布鲁克林也好,在SOHO也好,在798也好,都是无所谓的。
在朱其看来,这两年来艺术家从798出走“是一个正常的调整”,一方面是受近几年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另一方面,我国画廊业本身的结构也是需要调整的。
“从画廊的规模来说,在纽约有五六百家画廊,中国现在才300多家,其实不算多。但与国外成熟市场不同的是,西方国家一个国家有几千家画廊,真正做优秀艺术家的画廊也就二三十家。中国人心气比较高一些,每家都想做成优秀画廊,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朱其说。
在他看来,大部分画廊只能做一些年轻艺术家或者不是太出名艺术家的作品,价格在2万到20万之间的中低价位市场。朱其认为,798的现状其实是目前中国当代艺术现状的缩影:目前中国的当代艺术,有点像广告的运作,类似于明星炒作,让当代艺术和时尚文化没有什么区别。
“真正的当代艺术应该是小众的,但中国的当代艺术已经变质了,把艺术当做奢侈品去营销,把艺术批量生产,用商业影响来推广自己,把自己的形象做成延伸产品。”朱其说,从商业角度看,798是成功的,但同时,798已经失去了它的精神内涵。
策展人罗丽,做艺术评论出身,她觉得,798曾对北京的艺术地位做出了很大贡献,从艺术家的迁移可以看到这个城市的发展。艺术家来了,聚集,艺术化,商业化,离开,艺术淡出,世界各地几乎都上演千篇一律的桥段,比如美国的SOHO,艺术被商业驱赶几乎是规律。798的衰落,从预言家的角度来说,其实是必然的,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她用低沉的嗓音,勾勒了一幅流变图。
北京有上百万名艺术家,他们是未来中国艺术的生机,但他们目前大多数是北漂。北漂不易,首先得安居,哪怕蜗居,郊区、厂房,这些低成本的地方成为他们的首选。有了能潜心创作的地方,这才有把画作卖出去的可能,才能进入到艺术市场的层面。有少量艺术家聚居后,信号会层层扩散,这样的地方显然方便交流,其他艺术家从四面八方涌来。就这样,原先很偏的地方就逐步变成核心区了,核心区则命中注定更青睐商业性的往来。然后,房租越来越贵了,园区越来越喧嚣了,艺术家就搬走了,往更远的地方去。当然也有一部分艺术只是搬到外围,但还要经常与艺术区内的画廊合作,把自己推销出去。这类似于一种商业和艺术的休战协议。
虽然对艺术区的起落看得十分淡然,但罗丽认为,不可否认,与他们不曾进驻过相比,艺术家的存在,空间的打理、理念的渗透,对一个地方的艺术品质肯定是一个难得的提升机会,虽然可能后期这个地方不可避免走向衰落了,但“这是艺术的痕迹,也是艺术的魅力。”
“一个城市的发展,不能完全靠政府的行政命令去发展,那样发展不起来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副所长王明贤说,世界范围内,很多艺术区自发形成,都是偶然因素的碰撞。这种自由繁荣,不是政府所能规划出来的。比如秀水街,老地方被取缔,搬进新规划的秀水街之后,活力就散了。
在商业驱逐艺术的大背景下,以画廊为例,优质的发展,应该是既要兼顾商业发展,也要注重自身的文化内涵。在这方面,政府和商家、艺术家,通力合作,才能绵延一个艺术区的生命。在这一环节,政府可以起到更大作用。
据王明贤透露,鸟巢北侧要新建一个中国最大的艺术园区,中国美术馆新馆、中国工艺美术馆等都会进驻,这里甚至将来有可能变成世界最大的艺术区。这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艺术区,显然比自生自灭的798们,起点高太多。然而,高起点,或许也意味着不自由,这里又会有怎样的轨迹呢?它能否扛起798们卸下的大旗吗?时间会告知人们一切。
曾梵志背后:
一个人的成就与一个时代的艺术“误区”
曾梵志算什么?
对于曾梵志的《最后的晚餐》,朱其说,杰出艺术家的作品可以成就高价。但要满足一些必要条件。
首先,画家的作品是否得到了学术界的共同认可?如果艺术史都评价一个人的作品成为了一个时期的代表作,即便他本人不是顶尖的艺术家,至少也能够获得艺术史评价对其作品价格的支撑。
第二,画家的作品价格是否公允?不能是只有一场拍卖会上你出现个天价,你所有的作品就都能水涨船高。在国外,一个画家的身价,取决于10家~ 20家世界上顶尖的艺术基金会给出的平均报价。比如一个画家可能卖过一幅1亿元的画作,但5年来只有这一幅达到过1亿元,其他的作品都在2000万元左右,那么1亿元的那幅作品带有偶发性,不能算作能够代表你作品的真实的价格。
当然,即便是毕加索这样伟大的画家,他的作品价格也存在差距,那些具有历史代表性、得到过艺术品评价的作品,价格一定高于他的小品画。但市场对其作品的平均价位是有预期的。
“曾梵志的作品没有理由卖到这么高。我认为还是一个地区炒作价格。在台湾也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某一个艺术家的作品被资本疯狂追逐,但跃出这个地区,没有人认可这样的价格。”
第三,一件拍品的落锤价是不是真正的交割价?事实上,在拍卖落锤后交割后,可能还有很多外人不了解的协议方式。比如艺术家还会多送买家几幅作品,等于是买家出了一笔钱买了画家一批画。“但有些天价拍品即便是买一幅送一批,买家最后也不买单。”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曾梵志的天价作品在西方主导的系统之中,与国内的作品没有可比性。而所谓的系统,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圈子。“你进不了这个圈子,你就是外行,有好东西也卖不出好价钱。”
“曾梵志的天价对国内很多人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那是西方的定价系统和香港的拍卖系统合作的产物,与国内艺术系统不对应,也可以说没有任何指导意义。”陈少峰表示。
另一种“声讨”
谈到曾梵志,就不能不谈最近另一个热点话题。2013年11月4日,郭庆祥代表大连万达通过电话委托,成功在纽约佳士得买到一件毕加索精品《两个小孩》。消息传出,引起国内一片哗然,支持的,质疑的,冷嘲热讽的,各种声音都有。有媒体的文章更说他们是“土豪烧钱”,“高价买回一件连专业人士都闻所未闻的作品,实在是当了‘冤大头’”。
为此,郭庆祥公开表达了他对于毕加索这幅作品的欣赏,更直陈“万达这次大买毕加索,只是撕开了国内艺术品投资者走向国际市场的表皮而已,早晚的事”。而能引发人们思考的,还有他对于目前国内艺术品市场的看法。
“大连万达涉足艺术品收藏二十多年,与中国艺术市场共同成长。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其间目睹这一市场的风风雨雨、起起伏伏,深知今天的繁荣来之不易。但作为一个清醒的艺术品收藏者,我深感最近五六年来市场‘井喷’下的暗流汹涌、危机四伏。简单说来,是资本利益集团置艺术的本质于不顾,将它视同期货股票等套利工具,内外勾结、国际联手,轮流坐庄、自卖自买。反正为了钱,花样百出,机关算尽。”郭庆祥甚至毫无避讳地提到,中国式的“当代艺术”也罢,古代字画也罢,瓷器工艺品也罢,均被嗜血的资本大鳄们看做赚钱的筹码,招摇鼓噪,哄抬价格,市场的赌博气氛蔓延嚣张。“一张张大千,一张曾梵志,一张‘石渠宝笈’,或者一个皇帝图章,拍卖个一亿两亿人民币已经不在话下。但如果真正掂量掂量它们的艺术含金量,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价格已经严重偏离价值,这个泡沫早晚要破。”
中国没有当代艺术?
有人说,曾梵志的天价,会让中国当代艺术热起来。朱其却说,中国当代艺术现在没有热,今后十年也不会热了。“艺术市场是不受报纸的影响,如果全国的报纸今天都报道股市要涨,可能明天股市在人气作用下就真的会上涨。在艺术品市场,买东西的始终是那一小批人,他们不受媒体影响,媒体说市场会火,到下半年可能还是没人气。”
虽然已经“得罪”了不少人,但朱其还在强调,严格说来,那些明星艺术家也不能算作是当代艺术家。因为他们用的艺术表现语言,还停留在“二战”以前,比如表现主义,或者上世纪50、60年代的波普艺术,那些都不能算做是当代艺术。当代艺术应该以多媒体为载体,而且基本上不包括绘画。
“现在很多人说自己是当代艺术家,当我没有见到一个画家贡献了一种新的艺术语言。只有贡献了一种新的语言模式,才能说你的作品是当代艺术。我们现在只能是当代题材绘画。在我国,那些所谓的当代艺术家,大部分是名不副实的。在国外也是这样,弗洛伊德绘画也很不错,但没有人说他是当代艺术家。一些作品可以说是后现代绘画,但后现代绘画也不能成为当代艺术。”
在朱其看来,曾梵志使用的是德国表现主义的语言,严格讲不算当代艺术。“我们这十年来有一个误解,就是把一批惯于使用上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绘画语言的画家,称之为当代艺术家代表。这是不对的。但也有人反驳说他反应了当代生活,但表现手法上你还是用了早已有之的语言,因为艺术史首先是语言史。”